【大纪元9月5日讯】扪心自问，我曾经泪流满面为之大哭大笑、大悲大恸的我所经历的苦难。想来在我的同龄人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此殊荣。这也许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不尽相同的原因。
“本分”一词，还在我是少儿之时，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要本本分分的做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不要有非分之想”。父母是这样教育我的，而父母亲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生活决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本分而青睐于你，社会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本分而善待于你。不要说我父母的遭遇证明了“本分”的毫无价值，就是对于每一个人，本分和不本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性的善恶之念。
我，一个民主异议人士的妻子，其实在我的潜意识深处，我是多么的愿意做一个本本分分，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的善良女性。但是在现实面前，我领略了太多的无法让我“本分”的，强加给我的生活。当我还局限只是一个妻子的时候，当我还只是局限关注于我身边的亲人的时候，当我的丈夫在“89”学潮为了正义，而参加声援学生的运动而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强制劳教的时候，我明白了，我的本分对我丝毫无用。我求神拜佛，希望老天爷开眼，给我一个公道，不要再让我承受太多，因为我已无力。但是似乎我所行的一切都没有任何价值。
这时候，我开始了反思，当我在恪守我的本分的时候，对方也在恪守着他的本分。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地位、社会制度、权力的拥有，都是包含在人类生命中善性与恶性的对立。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臣民，总是希望他们全部都能本本分分的过日子。他们那曾想过，许多老百姓的不本分，也是他们权力侵犯所造成的。其实，拥有权力的人们必须铭记一个事实，只有把拥有的权力用于为他人谋幸福，而不是用于为自己谋利益时，这时候的臣民才有可能是本分的。而且权力这个东西确实具有反民众的作用，所以抑制权力也是很重要的。在任何时候都有必要使民众确立绝对不受权力左右的自尊，同时对于权力持有者也必须时时考问和克服权力的魔性，也可以说是人的丑恶性。否则当权力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时，伤天害理、颠倒黑白也可能被视为一种“本分”。因为他同样是在恪守着他职业的本分。
四川民主党人王森先生的妻子魏心玉女士，在丈夫被抓捕的同时也被“国安人员”一同抓捕拘留了一个多月，丢下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管。出来后一直恪守着自己的本分，默默无闻的带着两个孩子过着艰难的日子。如今五年过去了，请问？谁给了她恪守本分的回报？当她的丈夫在狱中患糖尿病而瘦得不成人样时，魏女士多次向狱方提出保外就医。请问？谁良心发现而批准了她的合理要求？时至今日，这个善良的女人不得不用自己手中的笔来鞭挞这个社会施加给她的残忍和黑暗。
同是四川民主党人邓永亮先生的妻子朱玉玲女士，因为丈夫是民主人士连累得她失了业，害得一家三口没有生活来源。现如今公安局无故的把邓永亮先生羁押起来，有谁想过？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还要担心着自己生死未卜的丈夫的女人，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自己“本分”起来？
高智晟律师的妻子耿和女士，当局抓捕了她的丈夫，逼迫得她的女儿冒险流浪。把她家里的钱留下200元后尽数拿去，值钱的东西也被拿走，现如今两个孩子及她，并不被当局所放过。丈夫都被警察抓走了，还要监视着她的家，真不知警方所为何来？难不成长期监控的目的，就是怕她有一天也会不“本分”吗？
其实当局这样的做法，很多时候恰恰是适得其反。记得我第一次见识“国安”跟踪我的丈夫的时候，那是1999年的5月27日，丈夫刑满出狱三天的日子。当“国安”十几个人开着车，慢慢的尾追在我们的身后，当我确认“国安”是跟踪监控我们的时候。初时，我害怕极了。我甚至在心里想，如果警方不要放我丈夫出来，我也许还好受一点。我受不了如此近距离的跟踪和监控。情急之下，我一气跑到了“国安局”，我的兄弟不放心，随我一同去。我大声的质问“国安局”的头头：“你们如果不放心，可以重新把我丈夫抓起来，用如此众多的人跟着我们身后，既骚扰了我的生活，又使我对自己的安全有所怀疑，你们这样做是非常的无耻和残忍的”。“国安局”的头头来个死不认账，一再表示和声称不是他手下的人。我无奈，只好顺其自然，谁知这种游戏的待续，居然锻炼了我的胆量。有时兴致来时，我还与“国安”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
我把这些写下来，就是告诉现政权的警察们，任何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虽然领受了苦难，但我们却在经历苦难的过程中把自己锻炼成了生活的强者。我们不是不本分，而是太本分了。但，是善良的本分。因为我们始终坚守着对丈夫的一片深情，我们始终认为，丈夫所行的一切是正义的！是值得我们付出和敬重的！
（2006年9月3日于贵阳）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