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9日讯】(希望之声记者报导) 汪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也是我们在新年当中第一期《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月，中共出台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宣布从07年的1月1日起，放宽境外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境外采访限制，有效期是从2007年1月1日起，一直到2008年10月奥运会结束为止。在此期间，只要被采访者同意，外国记者就不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而前往采访。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表示，中国将百分之百履行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欢迎各国媒体到中国采访报导。而一直以来我们也知道，国际组织都在指责中国政府对媒体实行严格的控制，中国也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在中共执政的几十年当中，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报导也一直受到严格的控制。那么这一次新年的新规定，表示中共真的要放宽它的新闻管制政策了吗？
为了测试这个新规定，路透社在1月1号也就是元旦的当天，采访了三位敏感人士，其中一位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另外一位是正在服刑的内蒙古民主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这两个的采访都成功了。但是他们要采访上海的维权律师郑恩宠的时候，却遭到了阻拦。
鲍彤是1989年“六四”之后被逮捕的，在1992年被以泄漏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罪判处入狱七年，1996年才离开监狱。这次采访也是鲍彤离开监狱之后，八年来首次面对面的接受外国媒体的报导，鲍彤表示能够直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中国的一项进步。他认为即使是北京为了奥运会而采取短暂的改善，也应该算是好事；并且希望外国记者将来可以在中国进行自由的采访。关于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访问一下横河先生，横河先生您好！
横河：汪洋你好！大家好！
汪洋：关于最近中共出台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您是怎么看的呢？
横河：新出台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并不表示中国的新闻政策有所放松。第一个，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进行采访，在奥运期间进行采访，实际上是当时北京申奥的时候的一个承诺，严格的说是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保证媒体自由采访的话，你是不能办奥运的。
我们追溯回去可以看到这是2001年7月12号，就是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举行第112次会议的时候，那次会议上讨论选出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当时在申奥的演讲中，北京的申奥代表团团长在回答美国记者问题“能不能保证我们在中国自由报导”；他作了一个保证说，我们如果得到主办权，我们欢迎全世界的记者来采访。这是第一次所谓的“承诺”，实际上是竞选的一个条件。
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又在世界转播商的大会上谈条件。奥运会的转播是牵涉一大笔金钱的问题，因为奥运会的两大资金来源，一个是转播权；还有一个是卖票。对中国来说，相对他的票房价值是比不上在美国或欧洲的其他国家卖票能卖出这么多的，所以转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他在转播商大会上不能做出自由采访的承诺，将会严重打击别人到这里来转播，所以这两个是必需要做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说今天他来改善新闻政策，而是当年就答应了要执行。
第二个，中国最近这一两年，人权方面的形象非常糟糕；现在又面临奥运，他非常想改善一下，正好是把原来已经答应的东西现在再宣布一下，这样的话，让人家得出一个你现在新闻自由有改善的这种迹象。实际上这并不表示他有改善，而只是说利用了一个原来就要拿出来的东西，想来改善他的形象。
汪洋：关于这个《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到底外国记者有怎么样的自由度？
横河：它一共有六条，当然说是你可以自由去采访，不需要经过什么部门去审批；只要被采访人同意，你就可以采访。实际上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采访是有条件的，就在这规定的六条里面的第二条是“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报导北京奥运会及其相关事项适用本规定”；也就是说你只能采访奥运会和准备奥运会有关的新闻，在这之外，并没有给外国记者以新的或者特别的自由可以去采访。
汪洋：那像我们刚才介绍的路透社，他们也采访到了像鲍彤、内蒙古民主人士的妻子，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横河：我想是这样子，因为1月1号是这个新规定实行的第一天，在这第一天，中国政府必须要做出一个姿态来，让大家觉得他这个规定是算数的。所以我想他是有意识的让他们采访一些与奥运无关的人而且是知名人士，来表示他们对这个规定是认真执行的，甚至已经超出了他们允许的范围。
但事实上，你看采访的这两个人，不一定就是路透社提出来要去采访。如果我是路透社的记者的话，我会要求采访高智晟或者胡佳也可以，我怎么会去要求采访鲍彤呢？新闻、新闻，要采访的是“新闻”人物！鲍彤在现在并不是一个新闻人物，２０年前也许…１６年前他是个新闻人物，但现在他并不是。现在最能代表中国民主运动的应该是维权运动。但是鲍彤和维权运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中国政府做出的一个姿态而已。
另外，我相信长期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的普通的被采访人，即使是维权人士，他也会自我约束，为了保证他将来还能够进行他所希望进行的事业的话，他不会在一次采访中就把这个给破坏掉；他知道如果他出了轨，也许他将来觉得更神圣、更重要的事业，那就要被毁掉，所以他存在一个自我约束的问题。
西方媒体同样也存在一个自我约束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共能够在这一部分表面上放宽。另外，这里它只说外国记者有自由采访权，而本国记者并没有自由采访权，这个是很少见的。像在美国的话，他本国记者的权利实际上是最大的。
汪洋：是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它的确是针对外国记者，就是他们享有这些自由；相反的，在中国大陆本身的这些记者，却不享有自由采访的权利，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横河：我想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境外记者包括港、澳、台和西方记者，他们采访作出报导的读者群，和国内记者所做出报导的读者群，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报导绝大部分是返回到本国内的那些新闻社和他们所代表的报纸，然后在那里发表出来，所以他们的读者群是中国大陆以外的读者。中国政府最希望让别人看到他有新闻自由形象的是国外。但是，他却不想让国内的读者看到真实的消息，所以这个放宽境外记者又不放宽境内记者，正好达到可以继续控制国内舆论，却改善国际形象的好处。我想这是它一个精心策画的一个考虑。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在最近有一系列的规定，它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对中国媒体的控制，包括对一些不太听话的媒体的惩罚，都是这样。
汪洋：您谈到这点让我想到最近在中国大陆富有盛名的《百姓》杂志就受到了一个重创，它的主编黄良天被免职了，随后很多记者也纷纷下岗选择新的工作，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例证，就是在中国大陆这种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维权性质杂志还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和打击的。
横河：《百姓》杂志属于农业部管，其实是一个官方的综合杂志。但是在中国我不得不说有一些新闻媒体人确实是非常勇敢而且是非常尽新闻人的职责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被关押的记者占世界最多，也就是说不断的有一些记者愿意出来向中共规定的这些新闻底限去挑战，能够秉着自己的良心来报导一些东西。我想《百姓》杂志就属于这一类的，他的主编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记得他曾经广泛报导中国大陆的“圈地运动”，中国现在是叫“无利益冲突袭卷中国”，那么这个也是《百姓》杂志报导出来的。他对中国民间的这些被圈地的农民特别关注，我记得最有名的一次就是去年关于江阴暴力拆迁的报导。他们派了非常有力的记者去采访，在当地被压制被阻止不让报导，闹得非常非常大，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次要把主编撤了，大家都走了，然后它要改变这个《百姓》杂志的方针，就跟以前对南方报业集团那些处置是一样的。
《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系的，《南方日报》实际上是中共广东省委的机关报，但是这些重大的中共的官方报纸的副刊或者是赚钱的刊物，由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和一些真的有良心的新闻人在里面的工作，使他们不断的在冲击中共的这些舆论控制。
把《百姓》杂志惩罚了以后，它是想让国内的新闻“禁声”，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充分可以看出来，中共现在并不允许任何中国的媒体发出任何非官方声音。对中宣部或者是官方允许的这种报导范围，任何“出轨”的，哪怕你是自己的报刊也要惩罚。
汪洋：刚才我们讲到《路透社》他们试图采访三位人士，那么第三位他们想采访的是郑恩宠律师，非常有名的一个维权律师，但是对他的采访却遭到了拒绝和阻挠，那么这个是和地区有关呢？还是中共它故意的不允许他们去采访？
横河：刚才我们说采访的新闻人物，郑恩宠就应该是一个新闻人物了，偏偏这个重要的新闻人物没有采访到。我想这里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中央和上海之争，大家知道中央最近刚刚处理了上海的陈良宇，其目的就是打击上海的地方势力，所以上海现在不敢跟中央公开挑战，但是只要能够消极抵抗的，它会消极抵抗，所以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是说郑恩宠是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间，所以他不能接受采访。
当然这是一个借口，因为政治权利并不包括见记者的权利，那是公民权利，所谓政治权利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见记者不影响这个。那上海的保安就说的很干脆了，“什么新规定我们这里不适用”。上海公开拿出来的理由是“政治权利”，它还有一个比较能拿的出的理由是，你是采访奥运。它没有这么说。上海当局可以拿出个理由，你是采访奥运我们这里没有奥运，你上北京去采访去。
我相信中央在做出这个规定来的时候，它那个第二条就已经很明确了，其实中央也不希望记者到全国各地去乱跑、去乱采访，要不然就不会做出第二条规定来。所以上海这个做法正中下怀。中央可以说坏人不是我做的是上海做的，但是它也满足了不让记者全国跑的这种做法。
因为上海现在公开对抗中央的机会并不多，而且这个胆子也没有这么大，因为谁真的要对抗中央，现在就可以很容易叫谁下台，这是在一个风口上。这也充分说明了即使是外国记者、外国的新闻社，这条规定公布实施以后，他们采访实际上还是受限制的，并没有说你可以真的自由采访。
汪洋：您刚才谈到在中国做记者很不容易。最近异议人士作家刘水就写了一篇文章，把2006年称为“黑色的中国记者人权灾难年”。刘水本人就曾经做过八家媒体的记者，以敢言而著称，在警方的干扰下，他曾经屡屡被报社辞退。在他的文章中他举了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2006年8月11日《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的记者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的网监分局以“散布谣言故意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了七天。起因是在2006年7月29日，浙江杭州市的萧山区政府动用防暴警察和武警，拆毁了一座基督教的教堂，并且殴伤、拘留阻止拆毁教堂的无辜市民数十人，昝爱宗先后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把事件的真相披露给海内外，也由此惹上了这个官司。
横河：你可以看到给他的罪名是“散布谣言”。其实当时的冲突因为现在手机都能拍录像所以很多录像传到海外来了，那么昝爱宗报导的全都是真实的消息，结果在中共官方的嘴巴里，真实的消息却变成了谣言，在它的媒体报导上谎言却是大行其道。大家都已经知道，《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这实际上还是跟中共这几十年来的宣传口径和控制舆论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它没有改变。这是2006年发生的事情。
汪洋：其实不仅是国内的记者遭到这样的迫害，国外记者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像2006年8月25日《纽约时报》的驻京研究员赵岩就被以欺诈罪判刑三年。2004年9月17日，赵岩被指称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提前泄露了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而被以“泄密罪”逮捕。2004年4月胡锦涛访美前，赵岩是被撤销了指控但是随后又恢复了指控，宣判时法院是将“泄密罪”改判为“欺诈罪”。
横河：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在胡锦涛访美前，赵岩被撤销指控，访美一结束又恢复了。现在在国外有一种呼声，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在国外现在得到广泛政界的关注和媒体的报导，这跟一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很多重量级的政界人物提出来，中共这样的行为不适于办奥运会，就是对中共办奥运会的资格提出了一个质疑，要去重新审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中共需要西方媒体或者是西方政要支持的时候，它就会释出一点信号来，这种释出的信号实际上还是以前那种作法没有改变，就拿中国的一些知名的异议人士做人质。
以前就说它抓了人，到时候、需要就放一个，它改善人权了。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它要抓十个人每年放一个的话，它可以跟西方谈判谈十年。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赵岩被撤销指控，它需要给他访美营造一个所谓“和谐”的气氛，现在不是说外交也要“和谐”吗？释出一种和谐的气氛来。那么奥运会要举办了，所以释出一个和谐的信号。所以媒体也可以自由的去采访了，就是跟赵岩被撤销指控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说，中共它短期时间释放这些人也好、新闻自由的采访也好，都是它能随时收回去，它不一定要等到奥运会结束时才收回去。你的每一个单独的案例它可以把你收回去。说这个案子不适合，影响我们国家稳定，所以可以把你收回去，它随时可以把你收回去，所以这并不是改善。我并不认为，如果这种能称为改善，我更不认为它是一种好现象。
因为如果你认为它改变了、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个现象，那么你就会很满意。我们实际上应该是对中共现在的这个新闻自由，人权状况很不满意。要不断的给它施加压力，如果你认为它是改善了那你的压力就减轻了，实际上过几天把它收回去以后，一切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甚至是比原来还要变本加厉，因为它会把那个补回来。它觉得前一段时间给你一点自由了、它亏掉了，它要变本加厉收回去。
你看泄露国家机密罪，江泽民要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种消息怎么能算泄露国家机密，怎么能成为国家机密。中国今天自称是一个已经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了，但是一个军委主席或者是一个党的主席，它什么时候按照法定的程序离开它的那个位置却是一个国家机密。
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任何领导人的更换在任何一个现代的社会里，都是公开的，人民有知情权。如果这个领导人是人民选的出来的话，人民有权利叫他下台、更不用说是知情权了，人民是应该有控制权。结果你们黑箱操作还把它做成是一个国家机密，还把这个泄露机密的人判了刑。这充分说明在这个案子上中共的人权状态，和它的政治结构都是非常、非常落后腐朽，根本就不能适应现代潮流的。
汪洋：刚才介绍这个赵岩的案子。也是同样2006年8月31日，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东亚的特派员首席记者，香港公民程翔以“间谍罪”被判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没收个人的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他是在2005年4月22日以“涉嫌为台湾提供“国家秘密罪””，而被拘传关押的。整个案件也是引起国际上相当广泛的关注。
横河：中共最近判的几个案子都是一样的。它在整个收集证据、提交证据和审判的过程，都有很多、很多的漏洞。比如，不通知家属也是一样的，当他们的律师把这个提出来以后，法庭都匆匆否决掉了。这一种判决是一种政治判决，不是一种法律判决。就是说它事先已经给你预定了有罪，然后把你判罪。
其实这个罪名本身就很奇怪。它是所谓的“间谍罪”，所以它说，这件事情牵涉到“国家机密”不能够公开开庭，于是在法庭里面怎么审的都没有公布。这个案子现在我们一直不知道它的内幕究竟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知道的，它说的是涉嫌为台湾提供国家秘密，那么这就很奇怪了。因为程翔本人他在政治上的色彩普遍是被认为亲中的、亲中国大陆这边的。而且他在台湾的问题上，他是属于支持两岸统一的。就是他并不是独派的，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话，他一般是会有一个政治倾向，特别像记者或是政治人物他都会有一个政治倾向，很多人做这种事情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个政治观点。
既然他在政治上是亲中、而且主张统一的，他不大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把中国大陆这些情报交给台湾当局。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冤案。我认为是一个冤案，当然内幕现在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是程翔的哥哥程曦，他形容他两次去北京探望程翔的时候，说是程翔当时是一脸呆滞干扁枯涩，他自己都说怪他自己中国情结太深了。
就像是五十年代初，广大的华侨特别是一些科学家满怀热忱在周恩来的号召下，冲破帝国主义的阻拦，回到中国大陆去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没过十年，1957年开始反右，就把其中一批人打成反右派。他们的同学在美国都成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而当时他们比这些同学出色的多。回国以后几十年就在监狱里面、在劳改农场里面，或在被批判中渡过了。他们的错误不是中国的情结太深，而是他们没有搞清楚中共和中国的区别，把他对中国的一腔热忱放到中共的身上去了。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判断错误。如果说这些人有错误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错误就是没有搞清楚中共和中国的区别。
汪洋：刚才我们谈到有三位记者、包括程翔还有《纽约时报》特派员赵岩以及大陆《中国海洋报》的记者昝爱宗，这三位记者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今天的记者，不论是海外的记者还是国内的记者，其实他们都没有最基本的言论的自由。
在12月30日，萨达姆被送上刑架，这也为2006年划下一个句号，因为2006年我看见有三位独裁者先后被送上绞架，或者死于羁押当中。另两个是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和前斯拉夫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他们俩个人都是死于羁押当中。回想2006年三个的独裁者先后死去，也让人对2007年充满了一种希望，希望2007年这个世界能走向更民主、更加和平的方向。
横河：2006年三个独裁者死了，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的话，在三位独裁者除了智利的前独裁者，因为是在南美70年代军事政变上台的；另外二个，萨达姆和米洛舍维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中共的朋友，中共对米洛舍维奇一直是支持的。
米洛舍维奇发动了四次战争，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发生了一些战争，中共媒体报导是一直都站在独裁者米洛舍维奇这边。在伊拉克战争当中中共媒体也是一直是在欢呼萨达姆的军事力量对美军的战争。一直到萨达姆被推翻以后，中共的媒体基本上还是站在萨达姆这边。
所以萨达姆的被处死和米洛舍维奇的去世，不管这些国家朝什么地方发展，独裁者本身的下场给中共某些犯下罪行的人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这些人都被审判了，特别是萨达姆。最后给他定的罪名是一个村庄的灭绝案，杀了一百多人。国际上非常的认真，他的每案子都要去审理的，要把它全部审理完就没完没了了，因为他一个案子就要审一年多，非常花时间，所以最终判他定罪的就是这个案子。他谋杀了一百多人，那么这个作为判他处死刑就够了，你判他一百个死刑也是死刑，判他一个死刑也是死刑。
对于在中共统治期间曾经对人民犯下罪行，包括在“六四”的时候犯下的罪行，再前面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已经作古了，你没法再去对死人追究；但是我想从“六四”的屠杀和对法轮功的镇压，杀死了这么多人，那么这些责任人也是最终要被审判的，而且最终是要按照国际法来审判的。其实不用国际法，就用中国现有自己的法律都足以送他们上绞架的。所以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因为这是一种象征，你知道吗？怎么会三个当今残存下来罪重的独裁者，在一年之内去世了，你说没有天意？你怎么想像。1976年中国的领导三巨头同时去世，难道没有天意？那就表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相信这也代表一个独裁的时代要结束了。
汪洋：我想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这三个独裁者的去世，也让世界上包括中共内部犯下罪行的那些人，看到行恶者的下场，对他们也是一种震慑。
汪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您新年快乐。
横河：谢谢汪洋，也谢谢大家。◇(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