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0日讯】近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其意义在于将中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生死存亡挑战，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自1842年的鸦片战争后，遭遇世局巨大变化的中国，便一直在找寻着出路。从完全否定西方、到“中体西用”、再到引入西学与变法维新，最终到全面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动，所代表的是对于出路的急切摸索和尝试，而这其中，竟也是中国之不断“向西看齐”而致迷失的过程。
近代西方，挟其经济与政治两大革命所产生的力量不断向外扩张，并且将这两大革命所产生的各种制度向外拓殖，而在这背景之下，中国所遭遇的，便主要就是如何因应这两大革命的力量。西方的政治革命，诞生了军事力量强大的民族国家，而经济革命则催生了物质力量无与伦比的工业资本主义体制；相对地，这两者却是中国自古以来从未步上的道路。
以政治体制与统治的正当性而言，中国所遵循的是“天命”与“文化”（二者合为“王道”）的思维。这与西方近代政治革命后所出现的以“权力归属唯一”的“世俗最高主权”之政治思想，是极为不同的。孙文曾谓，中国人没有国家（集体）概念、如同一盘散沙，其实其内涵正是中国自古以来即不存在这种“归而唯一”的主权国家概念。这一“主权”观念，是在百年前迭逢挑战的过程中方才逐渐产生。史学家史莱克（J. E. Schrecker）曾做过一项研究，他对“清季外交史料”进行统计，发现在1875年到1894年间，“主权”二字平均每百页只出现一次；1895到1899年间平均每百页出现2.5次；1900到1901年间每百页8.8次；1902到1910年间每百页达22次，便是即为显着的证明。
而以经济论，中国传统之经济皆以需求之满足（相对于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为其目标，这固然与过往之生产技术不发达有关，但生产技术不发达其实也是某种特定的思想与经济制度所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卓然成家的翁之镛便以“农业文化与无为而治之相得益彰”，一语道破中国古代经济之特点。然而如此之“相得益彰”却在西方物质文明冲破生产力的桎梏而快速积累，并向外强力寻求市场的冲击下，面临了难以为继的困境。
在百余年前政治与经济的两大挑战之下，中国的回应过程大抵上就如同上述的逐步“向西看齐”，辛亥革命便可说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点。在辛亥革命后所建立起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就是在面对西方“主权国家”的进逼与挑战之下，所做出的政治回应。而自此，中国的政治核心概念，便从“天命”转向了“权力”。同时，在经济上，也开始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发展为仿效之对象，孙文的《实业计划》、《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可以作为这一努力的标志。也因此，以小农为根本、无为为涵蕴的需求经济，便让位与不断追求更高物质生产、从而征服自然（强调“人定胜天”）的西方经济制度。
然而，辛亥革命也只是这一因应挑战的过程之一，虽然它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并未稍减，在某些方面来说，甚至可能更为严峻。
辛亥革命后的分裂与纷扰局势，使得“列强”更能运用不同军、派阀间的矛盾，牟取更大的在华利益，甚至演变而为私相授受。这样一个趋势，愈使当时期望国家富强的中国人耐性渐失，并转而益趋激烈。1919年巴黎和会中对于战胜国中国权益的重大牺牲，终究点燃了怒火。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于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过程来说，是一个激进化的新颠峰，“全盘西化”使得当时的知识份子意图彻底的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在此时的引入，更开启了中国未来的黑暗命运。
近代西方文明虽然以“权力”和“征服自然”为其特点，但是，两千年来的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世行为的约制，仍旧发挥了一定的力量。然而，以无神论为其基底的马克思主义，却在毫无约制的情况下，将西方文化中“权力”与“征服自然”这两大要素推到了灾难性的极端。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中，“斗争”与“暴力”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而迷信人类科技力量将无限成长而必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进步论”思想，更使得其信仰者不断的破坏自然。
1949年中共的僭夺建政，以历史来看，也是中国近百年来面对挑战所做出的回应结果之一。中共所代表的，是彻底毁弃中国传统文化之后所造就的极端罪恶，经历了对于中国文化刻意而残酷的毁坏后，它以更进一步的邪恶手段，将党文化附身于仅存其形的“中国文化”躯壳之下以迷惑世人、行恶世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百年试炼过程中的一个标志，虽然它不可避免的步上西方的路径以为因应，但至少，中国文化从来不是辛亥革命的对立面。而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又历经了将近百年的试炼，这其中，共产政权的僭夺，却是对中国文化与命运的最大摧残。回首百年，共享中国文化的华人又该如何面对这一邪恶政权？或许这一抉择正决定着中国与自己的未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