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6日讯】【新世纪特稿2007年10月15日】中共在其十七大之前，先开十六届七中全会，将几位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尽管这些人晋身为十六届中央委员没几天任期就满了，但据说这表明中共高层很严格地照章办事。
照章办事，自然不错，而这就让人想到“中央候补委员”这一制度的设置本身。
1940年代末，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闹翻，南共联盟着手推行它的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是取消“中央候补委员”。它的理由是，这项设置是革命与战争时期的产物，那时中央委员的被捕、牺牲是常有的事情，就实际需要候补委员，而取得政权以后，这种需要实际上趋于消失，其设置就应予取消。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近200人，候补委员近120人，人数不少，但实际递补的不多，其实际意义其实仅在于，在中央委员当选票数保密的情况下，候补委员当选票数公开，可以作为观察党代表意向的一个指标──倘若共产党党内选举的票数公开，则这也就失去特别的意义了。
也许，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五年里，中央委员出事的数量较大，会影响党的运行，这其实涉及的是建立年会制的问题──按年度举行本届大会的年会，增补中央委员的事情很方便就解决了，不必专门设置一大批候补委员。
但是，坚持维系候补委员这样一项适应革命与战争需要的体制，表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包袱很重，它很难从这些包袱的重压之下走出来。
另一项此类体制，就更为重要，即军队代表。
在其革命与战争的年代，中共的许多领导人都参与军队工作，军人在中共里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更为鲜明地体现着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中共状况的影响。问题是，中共取得了政权以后，对政治本身的规律一直缺乏认识与把握，仍然囿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与经验，死死地抱着“党军”传统不放。于是，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坚持其控制军队、“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党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军人在其党内担任职务，“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纠缠在一起难以分辨。军人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中出现，进而，他们也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出现，在政党政治中呈现出极为特别的一道风景，甚至，中共首脑是否身为作为军队统帅的军委主席，也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革命与战争时期，中共对其革命的认识逐渐地变得实际起来，将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实际工作则是在其最低纲领指导下进行，而农民子弟参加中共军队、农民支持中共的革命则更为实际，亦即为了得到土地，“耕者有其田”。但是，军队的纪律是服从，即使革命后中共背弃了它自己的诺言，推行土地“集体化”及实际的国有化，但军队作为党军，还是在它的控制之下。这样，其“社会主义改造”及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控制与掌握军队为基础，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自始即以“党军”体制作为其重要的条件。
那些军队歌唱演员、运动员或其教练成为少将、中将或上校、大校，人们觉得挺有意思。对这些文职军人授予将官、校官，有人有所质疑。然而，既然政治军官可以被授予各级别的军衔，则这些演员、运动员也成为校官或将官，其实并不奇怪──“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共产党参与及控制下的军队，它的种种奇怪现象，早已见怪不怪了。
唉，中国共产党认认真真地递补其中央委员，牵出了这一番推敲，还是打住吧。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