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3日讯】无论体制内外，大家都碰到了不需要再划分什么“体制内外”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是另一批人当政，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具备复杂性、普遍性、迫切性和公共性，又有着相当的历史性。在当代，我们能够看到不是一个市，不是一个省，而是自上而下的全中国，都存在着这些问题。从事党政事务的，从事政治研究的，从事公民维权的，甚至包括部分弱势群体，大家都在逐渐看透、看清、看懂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权力效率。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集权式的，不是分权式的，职能部门的“唯上性”众所周知。具体要干些什么，不是民众自发的思路汇集，而是上面摊派和指定的任务。在最具影响力的“红头文件”和“指示”之中，官员重视的是两样东西：人和钱。人事变动，意味着权力变动；人民币下放，意味着自身利益的机会。这一切，似乎与民众无甚关联，民众权利甚至连“民众”这两个字自身，都缺乏生命感。有人说，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专制统治已不复存。错了，仍然有“上面的计划”，更有“上面的专制”。对于“下面”，不存在服务，祇存在任务和管理。有人提倡“治理”，但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民众的渴求，被臃肿而拖沓的行政效率所堵塞。同时，低效的行政效率又加上管得太宽的权力，导致事情越扯越多、越扯越复杂，一件再小的事情也很难找到“空得出手”的人。由此，后门大开，还是由利益来推动行政效率。
权力必须释放、分化，甚至应更多地以“购买”的方式，交由民间组织——也就是社会组织——来处理。这比裁减人员更为有效，甚至比民主选举“好官”更有持续稳定的效应。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道《中国医改ｕ形大回转？》，很有价值。就医疗改革制度，北大、复旦、国研中心、世卫组织、世行、麦肯锡、北师大、人大，这八家机构一共提出了八个方案，结果完全主张“政府主导”的方案祇有一个半（国研中心的一个和北大的半个），其余全部主张“市场主导”。这种状况，被一位参会的医改学者称为“这是真理的胜利，是中国明智的选择。”今后的教育改革，也很可能走向这一步。要让权力弱化到更小的程度，把市场和社会做大，这是基本的方向。市场与社会的强大，才有可能对权力构成最大的外部制约。尤其是当权力内部制约严重乏力之时，我们不能不走这条道路——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成为最大强者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民意民智。
中国最有力量的民意民智，应该是组织形式的民意民智，而非一般人物的单独观点。甚至包括人大代表在内，也不足以与组织式的民意民智相提并论。组织是可以被看见的，比如说民间智库，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和推动者集结起来，切合实际而终生致力的思想、路径、实验、项目等等，其眼光已经比政府超前得太多。还有媒体，必须开放言禁，引导整个社会来思索、批判和建设。当然，民间团体的直接行动更是民意民智，这些行动往往在组织力量、统筹力量和实施力量上，远远超过政府。当市场与社会足够强大之时，包括党委、政府、人大在内，都将依附于这些组织式的民意民智，而不是刚好相反。届时，民众之意之智，将不是“递奏折式”的，而是具有相当的自我活动空间和督促政府的能力，其规模、其影响、其效能，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民间抗争事件增加的缘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强权、富者蛮横。权力、财力与智力的合谋，导致弱势者走向更为弱势的境地，迫不得已走向反抗。与之相随的是权利觉醒、自由觉醒的思潮推进，加深了抗争本身具有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前瞻性。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走向了对立，民众向既得利益联盟集团宣战，各种僵化的控制和压制更加激起民众的抗争之心和抗争势态。民意高涨的同时，行政、司法成本昂贵，媒体倒向既得利益的一方，整个社会充满了困境。熟透官方规则和崇尚“包青天式”的开明专制的人们，祇有通过“大官治小官”、“上级治下级”的办法，来捍卫自身利益。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更加巩固了上层权力，迫使下层权力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服从和献媚于上层权力。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更多人选择开明专制，而实际上还是人治，说到底还是民意民智不被制度所吸收的结果。即使被吸收为制度，也得不到有效实施，因为人治观念和官本位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去除。
第三个问题，形式官僚。
吴思的《潜规则》对此有着极其深刻的解剖，本质是为了谋利，是当事双方或多方谋利博弈的一种均衡。从当事者双方来看，二者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的最大化，或者是损失的最小化。官僚之形式化，或形式之官僚化，全是精心于对“成本”的计算。真正动真格地去解决民怨，将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上级利益和财团利益。在经济建设的时代，并未在“合法致富”上予以重视，存在即是合理。如同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题材那样，倘若彻底破案，牵出一竿人等，相关企业涉及的几百、几千名员工便衣食无着，这些问题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所以，睁只眼闭祇眼的情况特别多。人浮于事还算是小的，包括上班打麻将、下班去泡妞、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这些连中央电视台都敢批判，不算是最糟糕的问题。最糟糕的问题是，其腐败、其势力、其紧密程度，已经比一般黑道更为强大。“权力型黑社会”比任何贩毒、贩抢、拐卖、抢劫的团伙组织还要恶劣。电视剧《国家干部》里就有这样一群人物，有着烂熟于心的政治训练，有着结党营私的更大网络，这些官僚被有的人形容为“共产党里的败类”，其实绝非如此，而是这个体制之坏，将其强力集结于其中，无以脱身。
现在体制内最优秀的一批人物，是最能容忍和克制的隐忍不发之人。如同当年的林彪，当年的汪精卫，当年的李鸿章，他们太知道这一切内幕，太懂得这一盘棋的黑局何在。他们无奈，无声，无以所为，能够在险恶官场独善其身就已经是极大的造化。稍微跳了一点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通达显赫的命运，包括魏胜多、刘慎刚这批体制中人，固然推动政治改革，却都是悲剧人物。也是在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导《庞家钰案“深喉”真名现身，十年官场恩怨首度述说》，该报导说，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告倒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但其状况却是：“告倒了庞家钰，曹长征的职务仍然没有变化，仍然是市司法局的助理调研员，业余时间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帮别人打一些官司。他一直为自己当初被免职而申诉，但至今没有效果”。这批人都是铁杆的中共党员，硬骨、无私、有才、有苦，但这个体制却越来越淘汰他们。包括现在很多退休的老干部，我见过一些，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对当前政局的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唯有深深怀念当初那个廉洁奉公的激情岁月。
第四个问题，依法行政。
“红头文件”和“指示”不是法律，却比法律更为有用，在当代官场不懂得在这些文件与指示之中挖金掘银，证明其本领还不到家。法律是一道防线，当行政越过这道防线，就等于在公共事务之中侵害了公共利益。依法行政的深刻内涵是独立负责、独立行动，催生了问责制的产生。比如说，你负责建设辖区内的水管系统，花了很多钱，结果水管总是爆炸，总是停水，你要拿话来说，你要负行政责任，造成重大事故的你要负刑事责任。同时，法律明确了你自身的权力界限，不可滥用。我们从媒体中经常能够了解到许多冤案，这些冤案被曝光之后，整个社会群情激愤，痛骂公安、司法。关于“国家赔偿”，我们也了解很多相关案例，这些案例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依法行政。冤案之所以成为冤案，事实上是由很多原因促成的，比如栽赃陷害，比如强力破案，当然还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最大问题——缺乏法律依据的定案。出于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行政系统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政治问题被专政化解决，而这个“专政”往往是一边倒地倾向于党的利益考虑，诸如对不同政见者、不同教见者的打击、围剿和迫害，就凸现了核心问题的暴露。
宪政是法治国家的纲中之纲，但中国式的法律其最大的漏洞，就是同样一条法令，可以用其它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指示来予以消解，导致“大法无用，小法实用”，实际上就是弱化法律，并利用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使得行政者具备强势地位，而弱者愈弱。昨晚看《中国大案侦破实录》纪实片，贵州贫困地区60多名少女、女童被诱骗至福建等省，遭到暴力威逼卖淫，患上四种恶性妇科病。此案虽然获得侦破，但贵州当地的贫困、麻木、冷血更令人震撼。这说明依法行政并没有解决经济问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法律在维持秩序、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中国历来的“重刑轻民”执法传统，却导致民权弱势的结局。所以，行政绝非行政本身，法律也绝非法律本身，对于许多应当涉及到的领域，实在还有任重道远的更多实务要做。当贵州那批少女、女童遭到侵害之后，她们的父母却说：“我不管我的女儿在外面做了什么，祇要每个月能够汇钱回来就行。”当一位父亲狠狠地骂女儿：“反正你也要嫁人，看你这辈子也没什么出息，不如杀了你！”这个时候，我们能对法律、对行政说什么？写到此处，我心极其冰凉。
第五个问题，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满自由公平竞争，同时又亟待提倡自利、利他原则的经济模式。在中国，人们尤其担忧的是权力干预及过分干预，这方面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寻租”。寻租很容易解释，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这些限制产生了形式各异的租金，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租金的竞争。有时，寻租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行，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拥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充分利用其地位优势，对寻租和社会财富的消耗起着重要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我们这座城市的郊区，假设开发商看重了一片土地，他们与政府商量，出钱买土地。假如农民不同意，他们可以施以更大的惠利，比如帮你们修路，帮你们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然后每亩两万，而后解决安置。开发商将土地推平，然后建立商厦或商品房，跟官员分点利，自己又卖出高价，几十平米就可以卖出几十万。这些“圈地运动”的规则，就是寻租规则。政府得利，商人得利，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祇分得残羹冷饭的贫困民众。贿赂、腐败，祇不过是权钱交易的必要环节，最终的目的就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并不在乎合法与不合法，以及是否属于暴利性质。
招商引资也是相同的道理。许多民众期待已久的经济浪潮，最终都毁在政府的手中。吃吃喝喝，就可以吃掉一个项目，投资商不敢来，来一个吃一个。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投资商，灰色空间就陆续建立起来了。当然，企业入驻对政府的公共财政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公共财政，民众的福利公益就可以做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政府绝买农民土地，然后出租给企业。企业要减少成本的办法，就是反过来提供好处给政府。有的成本是不能减少的，比如有极大污染的企业却不排污，这对全民的身体健康都将造成威胁，物价的猛涨也将对原住民造成威胁，但政府在控制着这一切，它不管什么威胁不威胁。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灰色空间，政府可以几头吃钱，因为权力在其手中，就可以权换钱、钱滚钱，政府假借商人的手自己反而成了最大的商人。
几年前，浙江某个村的村民与警察、武警发生血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地某企业的污染问题，而政府竟然以如此武力威逼村民，那同样是官商合谋所致。中国民众的弱势在市场经济之中就能看出许多，大家看中国的垄断行业也明白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普遍的贫穷，其猫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的横行无忌。
第六个问题，NGO——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最顽强、最广泛的组织基石。中国大陆的NGO，有一半左右成立于2000年之后，是个新事物。业内人士我接触过很多，至今我都还在不断地思他们所思、想他们所想。中国不容易做出有影响力的NGO，而有影响力的NGO又满受束缚，并且被束缚得越来越紧。其问题是：一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二是没有强大的外界支持。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说：“由于行政决策过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为政府高度控制，标准单一化，这就决定了祇有极少数、单一渠道的东西才会被接受，而异于官方价值体系的人和声音，往往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而不受欢迎和认可。这种官本位化的制度导向，带来的结果是官方对NGO的歧视。”官方的研究机构倒是一大堆，但是其官方立场严重，这帮人总是不断揣摩官方意图，向公众解释官方的政策、口号，缺乏独立思考，不能推动制度创新。中国的NGO极其弱小，纯粹的民间NGO更是几乎被当作“反动势力”来对待，仿似面对反对党，当局极其忧虑，时刻充满警惕。有次与几位官员吃饭，谈起某知名NGO，某官员居然说该NGO创办人是个好色之徒，如此下作地栽赃NGO，实属卑鄙。
NGO在中国的抬头和迅猛发展是必然的，即使是有意成立维权组织或政党组织的人，也需要对NGO有着深刻的了解。NGO的能力训练是绝对有利于任何从事公共事业的人的，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有的甚至缩小到具体祇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精、做专、做严，最终形成权威。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就是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它有实力做政府的订单，而且越做越大，这一点似乎有意在模仿国外的兰德公司。我当年在尝试做“网赚”行业时，曾经接触过很多“调查网站”，有的网站其实已经涉及到了相当多的民意调查，它们有意改革政策，绝不是普通的“网赚”那么简单。但是，政府正在限制类似的NGO，不允许它们在民政部门登记，祇允许在工商部门注册，并且收取它们的税额，禁止它们进行募捐，亦即从制度、资金上歧视这些NGO——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就是典型的案例。而利用体制内网络——无限利益的那张网络——的NGO则是如鱼得水，诸如许多不触及要害并发行畅销刊物的NGO，它们不容易与政府发生分歧，相反却是不断地帮助政府维持弱势群体的内部稳定。即便如此，那些充当各种社会力量——乃至官方力量——与弱势群体之间联系的中介的NGO，仍然在试图发出自己独立的吼声，这一点在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值得期待。
──转自《北京之春》07年1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