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4日讯】新闻出版总署面对如潮的批评，能否放下架子，维护面子，说一句真话，道一声歉，是给中央政府形象添光的一个关键。
禁书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几乎年年都有，除去2007年初所谓被“查处”而非“查禁”的八本书外，前些年的禁书例如：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总理热线》，
◆汕头大学出版社笑蜀的《历史的先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
◆人民文学出版社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
◆经济日报出版社余杰的《火与冰》，
◆民族出版社本人昝爱宗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
◆改革出版社的《新官场秘笈》，
◆还有卫慧的《上海宝贝》等等。
有的是中宣部直接号令新闻出版总署禁的，有的是中央某人或退休某人打招呼被禁的，有的是新闻出版总署直接牵头下令禁的，还有出版社受到出版总署压力或其他原因被禁的，总之这些书被禁止后，作者受损失，出版社也受损失，其实读者因为看不到揭真相、说真话和表达作家创作自由的好书，所受损失更大。
这些都与新闻出版总署这个“意识形态执法局”有关，所以一直以来人民对这个总署的形象评价总是最差。现在由于禁书事件引来的批评声势很大，该署的一些官僚除了一些狡辩之外，轻易不敢开口了，怕是理亏。
2007年2月9日，终于赶上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到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新闻发布会的时机，那些不属于总署控制的境外记者就开始穷追不舍地追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承认“确有查处”，却无“查禁”。
难道真的“没有查禁”吗？我现在已经在官方新华书店看不到《伶人往事》有出售了，又是为什么？如果没有禁书，那么，这些书能否再版。只听这个副署长这样回答：“那是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事”，可见他是不敢正面回答。
被禁书本之一的作者章诒和，最近在记者面前再次揭总署的丑：否认自己做错事“是常态”，她批评官员“没有道歉的习惯”。
阎晓巨集被记者追问“禁书事件”，直接下令禁书的邬书林副署长本人则同样不好受，他们就此话题不敢在中共党中央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以及全国人民面前公开表态，却在一个外国机构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所谓辟谣，“因人废书”是什么“不得因人废书”，加了两个字“不得”，仿佛以前冤枉好人了，或者一下子“坏人变好人”了。根据证实，以前多人传出的话都是“因人废书”，现在却突然改为“不得因人废书”，邬书林玩什么花招呢？
由于被禁之书有本是中共老党员、前《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袁老先生就直接找到了邬副署长让他解释怎么一回事，可这个副署长解释半天还是不能说清楚，也不能令袁老先生满意，真是前后装不成好人。
2007年1月31日，袁鹰在文章《邬书林先生来访谈话纪要》提到，他于1月29日寄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并转龙新民署长一封信，内容如下：
近日听说邬书林副署长在1月11日全国图书订货会的“通风会”上宣布了一份“2006年出版违规书选”，点入了八本书的名，其中列了我这本书。据说邬副署长给此书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我听到后非常惊讶，不知道此书哪篇文章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我入党60年，长期在党报工作，当然明白“泄露国家机密”六个字的性质和分量，工作中战战兢兢，从未犯过泄密的错误。此书是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30多年亲历和见闻的追叙，所记事实都是真实的，书中大部分文字先后曾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闻出版报》、《炎黄春秋》、《纵横》等报刊发表过，也从未被认为有“泄密”问题。事关本人名誉，也为了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务请予以明确、负责地说明。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一直在等待新闻出版总署给我发来正式通知，但至今已近20天，迄未见新闻出版总署或邬副署长有只字通知，倒是听说网上已经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我自己未上网，是听朋友转告的）。我很不理解邬副署长既认为此书有问题，为何在“通风会”之前不先向作者和出版社进行认真的了解和调查，听取作者和出版社的意见，就草率地在有各地出版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上宣布，事后又迟迟不向作者通报，这种粗暴的方式，是侵犯作家权益的行为。我不得不表示不满和抗议。
袁老先生把信寄出后，邬书林就看到了，连忙找人陪同他一起去，为何自己不敢去呢？
袁老披露的事实是（以下是真实记录，可作为资料使用，全部转载如下）：
2007年1月30日上午，人民日报报社文艺部主任郭运德来电话，说邬书林先生给他去电话，刚收到我的信，表示要前来当面说明有关情况。我在电话中请运德转告邬先生给我回一封信即可，不必前来。十分钟后运德同志又来电话，说邬副署长坚持要来我处，并说已报告龙新民署长，龙署长也要他尽快来说明，约定31日上午10时来我家。1月31日上午10时，邬副署长偕秘书由郭运德同志陪同前来，我和老伴吴芸红（团中央离休干部）接待。谈话约一小时。以下是谈话主要内容（客人离去后，我们两人根据记忆追忆）：
邬：很对不起，这件事给袁老增加许多麻烦，我感到很不安。昨天上午接到你的信，我就报告龙署长，表示要亲自向袁老说明真相。
龙署长说你应该尽快去。本来我昨天下午就想来，运德没有空，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来。现在外边传说很多，传闻失实。我首先要向你说清楚，1月11日的会上，我主要是谈一些出版社违规问题，没有涉及作者，甚至没有提作者的名字，也没有说要查禁书。
袁：现在外面都知道你查禁了八本书，说我这本书里“泄露国家机密”，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在党报工作多年，当然明白“泄露国家机密”这六个字的严重性，从未犯过“泄密”的错误。许多朋友纷纷来电话询问，都表示非常惊讶，对你们的做法也表示不满……
邬：我绝对没有说过这本书“泄露国家机密”。我今天特为带来我那天会上宣读的原文。（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字材料，翻到其中一段。）请你看看，有没有提到“泄密”？袁：（看了以后问）我可以抄下这一段吗？（经他同意，抄录原文如下）
“关于对中国档案出版社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式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处理：中国档案出版社未经批准，于2006年10月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该书主要记述了作者在《人民日报》副刊担任主编期间遇到的人和事，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鉴于该书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式，决定对该社违规通知单一次，2007年不再为该社增加书号。”
邬：现在都说八本书，其实只有五本，在内部讨论时根据送来的材料，提到了八本。五本书中有你这一本。
袁：这就奇怪了，你这份文字稿上虽然没有“泄露国家机密”字样，但是外面流传很广，沸沸扬扬，许多来电话的朋友，都说网上看到这本书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他们从哪得到的信息呢？总不会都是无中生有吧？
吴：我们两人入党都60年了，从来没有犯过什么“泄密”的错误。
邬：我确实没有说过你的书“泄露国家机密”，不知网上是怎么传的。网上炒作，传闻失实的东西很多。比如章诒和发的那个声明，我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她引用我说的话有的地方不全，说错了。（他随手翻到那份文字材料上有关段落，念了一段。因念得快，不曾记住。）这样，越传就越走样。我向袁老郑重声明：这次的事，完全是针对出版社违规，不是针对作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都没有提到你的名字。
袁：你看过我这本书吗？
邬：坦率说，我还没有看过，是别人看了告诉我的。我们只有20几个人，任务很重，看不过来，只能请有关部门的同志看。
吴：虽然说是针对出版社，但是实际上必定影响到作者，现在影响已经很大了。
袁：不可能不对作者有严重影响。这几天我每天都接到好几个电话。朋友们告诉我网上每天都出现不少对你们这样做法的批评，还下载一些有关材料寄给我。
邬：网上许多文章我也都看到了，都冲着我来，我首当其冲，真是有苦说不出。我是执行署里的决定。关于出版，这几年中央下了好几个有关文件，作了严格的规定，我处在这个岗位上，当然必须严格执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现在各地出版社违规的现象很普遍，这两年就有很多，我们也听到不少反应。《沧桑》里写到延安时期种鸦片，北京军区干休所有几位老同志看了很气愤，写信上告。《我反对》写一个县人民代表的事，影响很广，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类似的问题很多，我们不得不选几家中央级出版社警示一下。这次提到的书，都是涉及规定里所列涉及“反右”、“文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必须履行报批立案的程式。
袁：这是你们内部的规定，作者并不知道，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这几条规定范围太广，很多书都会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难道都要事前送审吗？
邬：这是上面规定的。有两位老同志就问过我，这些方面会有什么问题，我对他们说，比如事实有误啊，泄密啊，记载的话与原话有出入啊，有这些内容的书，都应该报批立案，送到有关方面去审阅。这些规定必须执行。
袁：社会上的反应和网上的议论，并不注意是哪家出版社违反什么规定，而是你们这样做，影响作者的名誉和权利。我接到的许多电话，也都是问这本书，他们并不管是哪一家出版社。
邬：这事给袁老造成许多麻烦。但是我们必须这样执行，请你能谅解。
袁：你一次点了八本书，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在读者和作者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看到朋友寄来网上的批评，都是批评这种违法的查禁行为。有的说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文代会上号召作家艺术家讲真话，你们却这样做，不是对着干吗？可见坏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我认为你们现在需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挽回影响。我建议你将刚才那份文字材料公之于众，或者开新闻发布会，或者在网上公开发表，让大家都看到。
邬：我也的确也想这样做。前些天我就向国务院新闻办打报告，也向中宣部打报告，提出用个什么方式说明真相。现在网上这么多议论，我们应该向社会说清楚。我还表示，如果需要仍旧由我出面说明，我也准备出面去做，说句笑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报告送上去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批下来，我也很着急啊。
吴：现在网上反应很强烈。你们这样做，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我们两人作为入党60多年的党员，都觉得这样做很不好。
袁：前天我还接到过去的学生从美国和加拿大来的电话，他们在那边也知道了这件事，海外媒体也有报导。他们都很吃惊，问怎么现在还会发生这种禁书的事。你们现在要赶快挽回影响。很快要开“两会”了，会有许多国外和港台记者来，这件事很可能成为热点，会有记者找你们。你们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会更被动了。
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们要尽快向外界说清楚，不然的话，影响太大，社会上也不满意。
邬：我们没有查禁书。当时我跟出版社都讲清楚了，没有查禁什么书，是你们违规了。有的出版社也承认没有履行报批备案的程式。你那本书，我也跟档案出版社负责人说过，他们要补个备案程式，以后如果想重印再版，也是可以的。
袁：你们那些“规定”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修改？范围搞那么大，卡得那么紧，那样对写作和出版都不利。
邬：是的，是的。现在只能这么执行。（起身告辞）袁老你以后有什么事要我们办，请你随时提出来。
袁：谢谢。我个人没有什么事，只希望你们尽快将这回的事处理妥当，越快越好！
从里面我们看到，邬书林对作家袁鹰倒很客气，承认一些书有问题，已经“查处”，并解释他们是执法，但他对另外一些作家，如章诒和，他为什么不这样殷勤呢？
原来是袁鹰是党员，是“中共同志”，资格老，而且他们可以沟通。而章诒和，就不是中共同志了，又是党眼里的“右派”，就不去拜访解释了，所以她的书照禁不误。
看那些被禁的书，所谓“《沧桑》里写到延安时期种鸦片，北京军区干休所有几位老同志看了很气愤，写信上告”，为什么几位老同志的意见你们那么重视？读者的意见就不重要？延安有没有种鸦片，自然有史料，据说张思德烧窑而意外牺牲就涉及大烟，如果这个事实被证实千真万确的话，别说就是“几位老同志”，几万个老同志坚持也是无效的──延安时期已经不是以往所宣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延安了。
再者湖北潜江人大代表姚立法的《我反对》被禁，这是多么好的一本普及民主的书啊，立法先生其人其事，影响很广，为什么要禁止呢？这次邬书林又要涉嫌泄露党中央领导人的工作秘密了。邬书林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我想这仅仅是“质问”被非“禁止”，邬书林禁止这些书就是比质问还严重，上升到打击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地步，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为中央抹黑。
所谓邬书林自辩的“类似的问题很多，我们不得不选几家中央级出版社警示一下。这次提到的书，都是涉及规定里所列涉及‘反右’、‘文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必须履行报批立案的程式”，袁老先生给予了直截了当地抵制：“这是你们内部的规定，作者并不知道，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这几条规定范围太广，很多书都会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难道都要事前送审吗”。明明是新闻出版总署这样做，严重影响了中共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形象，袁老作家作为入党60多年的党员，都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可他们偏偏不愿意与作家和谐，所以老先生劝告他：很快要开“两会”了，会有许多国外和港台记者来，这件事很可能成为热点，会有记者找你们。你们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会更被动了。
严格地说，宪法有出版自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能成为国家禁止新闻出版总署。总署查处图书，要依照法律法规进行。一般来讲，首先要对图书内法律禁载的内容作认定，根据认定，依照法律作出处理决定，不能继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章诒和已经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总署一些官员的狡辩行为，她说：“迄今为止，对所有的事情，即便是他们内部觉得失误，但在公开场合也从不认错。做错了道歉或者说一声对不起，对我们那些官员是不适用的，这些文明用语只用适用于教育老百姓。”
目前，我在杭州的一些书店还能看到被查禁的八本书中的《伶人往事》、《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如焉》、《新闻界》等有售，但官方新华书店却已经没有买了。
但无论是“查处”，还是“查禁”，事实就是真相，不容掩盖。至于总署禁书，也只能针对的是出版社有关出版色情、淫乱等真正垃圾书的违法乱纪行为，而不能干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否则这样的新闻出版总署就有可能成为禁止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文化打手总署”，应该就象腐败丛生的国家药品监察总局一样有可能被拆分，或分解职权，缩小权力，最后取消了之。
一个有宪法的国家，就应该有当然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创作自由、思想自由等等。现在，趁三月“两会”还未开之际，新闻出版总署最好认个错，面对事实就别在抵赖了，所以还能够在舆论面前挽回一点面子的。这于龙新民、柳斌杰和邬书林们来说，机会难逢，再千万别再错过了。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