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6日讯】2月7日发行的这期《新纪元周刊》以专访东德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作为封面故事，介绍了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前最后日子的情况。沙博夫斯基被称为是打开柏林墙的人。他说当时谁都不认为东德共产党会垮台。他自己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后，又重新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了解其他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因此从一种简单的马克思理论中解放出来。他把脱离东德共产党的过程称为心灵的解放。 他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
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近日也对媒体揭开了前苏共解体的谜底。他表示，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很简单：“那是必须要发生的历史安排”，“它的解体已经被天定了。”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五十年代中共的口号。《新纪元》该期封面故事文章指出，中共离那个日子并不遥远。全文转载如下：
(视频：柏林墙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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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最后日子
访东德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
作者：周蕾
柏林的冬天黑得早。下午三点，商店中的圣诞彩灯就已经照亮了柏林红色市政厅周围的街区。原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为了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建 的柏林电视台，依然耸立在市政厅旁的亚历山大广场上。不远之处，只有孤单地矗立在一个小广场上的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还能让人想起来17年 前这里曾经是共产主义东德的政治中心。
| 前东德的“人民大会堂”共和国宫正在拆除，这个曾经作为东德政治焦点的建筑物，已成昨日黄花。远处是东柏林电视塔。（新纪元图片） |
马恩雕像背后，相当于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共和国宫”，已经被拆得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曾经在这座原本贴满了金色玻璃砖的建筑中风光一时的前东德共产党领导人，如今大多仅留下一个只有在回顾冷战历史时才被人提起的骂名。
12月中旬一天下午，随着一阵脚步声，两个人推开了柏林纪念受共党迫害者图书馆的大门。沙博夫斯基与前东德异议作家浮士特应邀如约而至。这两 个人，一个是前东德社会党（东德共产党的称谓）的政治局常委，德共最后时刻的第二号人物，另一个是备受共党迫害的东德异议作家。本是水火不容的两人，后来 一笑泯灭了恩仇，居然成为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与文质彬彬、态度温和的浮士特相比，沙博夫斯基身材高大，和气中的决断泄露出他曾经大权在握的过去。
| 《新纪元》周刊副总编辑周蕾在柏林采访沙博夫斯基。（新纪元） |
64镇压后访问中国
谈话是从中国开始的。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镇压发生不久，兼任柏林市委第一书记的沙博夫斯基接受北京市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
“昂纳克同意这次出访”，沙博夫斯基受托去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当时的情景他还 记忆犹新：“江泽民，是那个从上海来的那个人，对吧？他马上就同意见面。他对我说，天安门事件是学生挑衅，政府无意让局势恶化。他通过暗示传达给我们的资 讯是，他试图和天安门事件拉开距离。他说政府是被形势所迫，但他似乎无意特别强调政府的立场。”
沙博夫斯基回忆说：“江泽民谈这件事的时候，态度还算开放，但有些尴尬。意思说，镇压不是中国政府的原则性立场。当然他解释说，这都是由学生挑衅造成的。请我转告昂纳克。”
显然，江泽民不愿意背上这个“血债”。不过十多年后，他却主导了对有上千万追随者的法轮功的镇压。“人性是脆弱的，在那样的极权制度下，站在高位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间长了，会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呢。”沙博夫斯基这样作了总结。
没人相信东德会垮台
| 柏林墙(德语:Berliner Mauer)见证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经历了冷战的风雨洗礼。图为柏林市区路面柏林围墙的刻印文字。(法新社图片/1999年10月28日) |
1989年同样也是东德最为动荡的一年。从1971年接任东德共产党总书记开始到1989年，昂纳克已经在东德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8个年头。尽管当时的东德已经是债台高筑，不断有人逃亡。但直到89年的6月，昂纳克对东德“铁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
6月22日至23日，东德共产党召开了昂纳克上台后的第54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当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将会是昂纳克所主持的最后一次中 央委员会全。沙博夫斯基回忆到，在这次会议上，昂纳克突然打断了正在进行的针对政治局工作报告的讨论，对莱比锡市申请于2004年主办夏季奥运会而表示祝 贺，然后拿出了一份有关西柏林美军RIAS电台前一天写的一篇评论的报告，大声念起了评论的最后一段。
“昂纳克显然是认为，东德至少还能存活到2004年”。
念到这里，昂纳克和他的同僚们禁不住捧腹大笑，大家认为西方怎么可能有这么可笑的想法。
事实上，在当时怀疑东德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的确不多。无论是西德政府、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想到世界巨变在即。由于美苏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华 沙条约国和北约成员国之间都格外小心翼翼。联邦德国是北约成员国，而东德是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任何促进德国统一的举动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东德 政府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法国和英国都对两德统一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也暗自担心一旦统一之后，拥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的势力会成为欧洲最强 国。沙博夫斯基回忆说：“法国总统密特朗后期访问东德的时候，他拍着当时的国务委员会秘书长克伦茨的肩膀说：‘东德得继续存在下去’。这些也让我们以为， 尽管老百姓人心思变，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把东德继续维持下去”。由于戈巴契夫开始时也不同意两德统一，东德政府感到更加放心。
对自由的追求无法阻挡
| 1989年11月11日,西柏林民众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Square)附近试图推倒柏林围墙。(法新社图片) |
东德当时属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状况最好的一个。莫斯科曾经专门开了一家“东德商品百货公司”，专卖东德产品。“苏联人买东德货的感觉，很像东柏林人能到西柏林买东西的心情。”
沙博夫斯基承认，东德其实是沾了西德的光。东西德一直有相当密切的经贸关系。 货物交往使得东德不仅获得了原料和半成品，同时也得到了消费品。“当时的联邦德国为我们提供了高达8亿马克的无息贷款额度。这些都是捷克或波兰等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在西德的支撑下，昂纳克等共产党领袖们始终沉浸在与东欧小兄弟们相比要高出一头的优越感当中。
“昂纳克期间实际上是债台高筑，东德的外债从他接任总书记时的2000 西德马克上升到500个亿。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除了花钱以外，一事无成。”，沙博夫斯基毫不掩饰地对昂纳克的“业绩”嗤之以鼻。
东德政府的高额外债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勃列日涅夫批评昂纳克没有原则，欠西方的外债过高。莫斯科担心东德的陷入了依赖西方的被动境地。然而， 东德老百姓不知道也感受不到政府亏空而带来的危险。他们感受到的最多是东西德相比之间的巨大差距。“当时的问题是，东德人不是去和波兰或捷克相比，他们是 和西德相比。每个家庭都能够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东德人能看到电视节目，看到那些广告。除此之外，很多人在西德都有亲戚关系。
对东德人来说，衡量生活品质的标准不是波兰或者苏联。东德人还不太看得上这些国家，因为当时这些国家把并不是很富有的东德看作是很不错的 产品输出国。东德人向往的是西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媒体效应，东德老百姓能看到东德物质的缺乏。这是东德人背离东德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还不是最最 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老百姓对自由的需求度越来越高”，沙博夫斯基在谈到89年东德大规模的逃亡潮时这样说。
（视频：柏林墙）
公开抗争削弱党的权力
1989年夏天，自从5月2日匈牙利开放匈奥边境之后，大批东德人以去匈牙利旅游为名，取道奥地利逃往联邦德国。东德的逃亡潮 不仅造成了劳动力流失，使得企业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让东德政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 “人们看到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东德边境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每天却能有十几万人逃离这个国家，这到底得是一个什么政权”，沙博夫斯基说，当时最难堪的 莫过于天天看到这样的镜头传遍世界。电台、电视台对逃亡潮和东德民众逐渐兴起的抗争的持续报导，对民众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89年10月起，莱比锡的民众开始走上街头，每个星期一举行定期示威抗议。抗议游行的消息通过媒体传播开来。人们把莱比锡的游行当作了行为榜样，纷纷效仿。
随着东德民众逃往人数的增加和参与示威抗议的城市的增多，东德政府高层的自信逐日下降。“老百姓就是用这种方式消弱了我们的权力”。
8月份昂纳克在东德急剧动荡的时刻病倒。9月份，党内以克伦茨、沙博夫斯基为首的一批高官策划逼宫。“我们政治局里的一些人试图通过撤销昂纳 克的职务在党内进行一场戈巴契夫式的改革。希望通过改革能够挽救东德共产党，挽救这个党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德政权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非常遭人恨的政 权” ，沙博夫斯基坦诚自己当时所做的一切决定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权力。
不学中共天安门镇压
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辞职，克伦茨接替了他的职位。改组后的东德共产党领导层首先想到的自救办法，是出台一个新的出境管理规定，借此挽救已经跌到谷底的东德政府的国际声誉。
“当时最大的威胁是，如果不开放边境，局势就会变得很紧张。我们当时是新上台的执政者，可以说是老的新执政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前任不 同。但是东德共产党还是那个党，军队领导也还是原来那批人。假如老百姓往边界冲的话，军队有可能开枪。我们必须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是：东德 当时没有钱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决定表现我们是改革派。因为，西德政府希望看到东德政府由改革派掌权，他们并不想接受500万东德难民，而是希望东德人留 在东德。我们幻想着，打开边境，东德人留在东德”。
在此之前，克伦茨10月1日还被昂纳克派往中国参加中国的国庆庆典。他回来后，西方报刊报导说他去中国了解 如何武装镇压反抗力量。这个报导让当时密谋推翻昂纳克，希望以改革派面目出现的东德高官们如坐针毡。克伦茨和沙博夫斯基都是这个密谋小组的成员，“我们当 时都很清楚，昂纳克必须下台，我们需要西德的经济资助。如果东德出现类似天安门的事件，西德政府决不会伸出一个手指来帮助一批血腥镇压异己的人，那东德就 彻底完蛋了”。
阴差阳错的历史角色
| 打开边境的人沙博夫斯基。（新纪元图片） |
11月9日，改组的东德政府首次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一天，沙博夫斯基和当时的总书记克伦茨在会上谈好，由他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简化东德公民出境办法之后，就匆匆地把档装在包里走了。到了新闻发布会上，他开始宣读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
这时一个意大利记者提问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沙博夫斯基想了一下说，“据我所知，立即执行”。就在这里命运之手轻轻拨动了一下历史的转盘（车轮），沙博夫斯基阴差阳错地出了一个并不应该由他负责的失误。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 “我们是想宣布旅行自由并允许东德人出境，彻底离开东德。但是，还有几个具体执行办法。其中一个就是，计划让电台清晨四点播放这个规定。四点之前通知所有的边警。” 不过，偏偏是有人忘了把这个重要的细节通知要去见国际记者的沙博夫斯基，“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克伦茨当时是不是知道，我们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我还以为一切都安排好了”。
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结果没想到晚上7点时，边警还什么都不知道。记者招待会之后没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要求通过边防检查站。上千人在墙边上 喊：‘把边境打开。沙博夫斯基说边境开了。’边警不知所措，觉得也不可能是上千人都在撒谎。而且，那几天情况很乱，经常有一些命令下来后，底下的人不知 道，或者是负责的部门也不知道”。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些边警自己作出了决定，就打开了边境”。柏林墙就这样在东柏林居民平和而快乐的气氛下，彻底打开了。
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
今年78岁的沙博夫斯基1929年1月4日出生于北德一个工人家庭。二战时沙博夫斯基和其他被撤离的孩子一起被送进了儿童营 地。战争后期，纳粹把儿童营地改编为军训营地，希望把少年儿童训练为纳粹的最后一批抵抗力量。沙博夫斯基还算幸运，在他还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送上战场的时 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了。16岁的沙博夫斯基回到了柏林就读中学。两年后，刚毕业的沙博夫斯基他得到了一个在属于苏占区的东柏林一家工会报 社实习的机会。
“出版社里的编辑大部分都是曾经被纳粹关在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年轻人当时都在寻找德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战争灾 难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编辑们给我们的回答是，纳粹和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年轻的沙博夫斯基很容易地接受了这个解释。在这里他“形成了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世界观”。
1952年之后，沙博夫斯基以他的文笔正式进入工会“论坛”报编辑部，同年加入了东德共产党，全称“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我通过写作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而这份工作反过来又加强了我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条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
沙博夫斯基坐在图书馆摆满书的书架前，回忆着他的一生。一眼望去，书架上的书，无一不是东德时代的禁书。纪念受共党迫害者图书馆是东德政府倒台之后，异议作家开办的一家专门收藏所有在东德时代的禁书的图书馆。
“我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说。
年轻活跃的沙博夫斯基深得上司的赏识， 24岁那年便当上了“论坛”报副总编。1967年被送往莫斯科党校镀金。回到东德后，一跃成为SED党报“新德意志报”的副主编。10年之后他稳稳地坐上了“新德意志报”总编的宝座，掌管着东德共产党的喉舌。
1981年，沙博夫斯基成为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1984年，跨入了东德共产党的政治核心，成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后兼任东德首都东柏林 的党委第一书记。就这样，沙博夫斯基靠着他的口才和精明的头脑，青云直上地坐到了东西两大阵营冷战前沿的红色堡垒之上，直到柏林墙的倒塌把冷战的铁幕撕开 了一条大大的口子。而沙博夫斯基的名字也由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历史性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永久的联系在了一起。
告别乌托邦
| 1987年6月12日,前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柏林时，在布兰登堡门的柏林围墙前发表演说：“戈巴契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 |
如今沙博夫斯基提起这段历史时的语调格外轻松，他把脱离东德共产党的过程称为心灵的解放，“现在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不是出于 直觉判断，不是因为什么偶然事件，也不是因为这个党开除了我，我对它产生了什么报复心理，而是因为我被开除后，我又重新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我们所谓的 科学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其他的哲学家，了解了其他思想体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把我的思想从一种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解放了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对我帮助很大，让我从这个极端狭隘的世界观中彻底解放了出来”。
沙博夫斯基被人称为“打开边境的人”。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他又怎么看待自己当时无意中扮演的这个角色？
这显然是一个多年以来沙博夫斯基一直非常不愿引起别人误会的话题。他谨慎而肯定地说：“我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工具”。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补充说：“我当时是一个衰败的政权的代表。我不会盲目地认为我扮演了一个什么特殊的角色。当时的特殊情况促使我宣布了这个规定。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采用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由别人来做，只能是由高层的人来做”。
摆脱共产党的精神束缚
| 柏林仍保留有一小段围墙的遗迹以作为纪念和历史见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法新社图片/2006年8月23日) |
柏林墙的倒塌使得东西德的统一成为了指日可待的事实。1990年1月，沙博夫斯基被开除出党。“当时我很痛苦。被开除出党时的 心理感受就好像是被判死刑一样。仅过了几年之后，我倒是觉得真该给这个党写一封感谢信，感谢它把我开除出党。如果我不是被开除，我内心可能还会对这个党多 多少少存有依恋之情”。
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书，记录了东德共产党倒台的过程。1994年，这个一生中写了无数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把他对共产党的反思写进了新书“告别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对于他来说已经无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宣称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药方。这永远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我们不可能预见世界将如何发展。它和科学没有关系。”
这段反思的经历成为了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捩点。90年代初沙博夫斯基接受了曾被东德政府关押过的异议作家浮士特的邀请，参加了一系列“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对话。“沙博夫斯基不回避别人向他提出的尖锐问题。能感觉得出来，他在努力与对方沟通”。正是这种在共产党的官员身上并非常见的特点引起了浮士特的注意。直到今天他们二人有时还会接到学校，甚至是警署的邀请，同台反思曾经作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经历。
反思是自我精神解放和民族和解的良药。然而，历史是公平的，它既给人无数的机会让人从反思中自省，也会让人去承担自己所应该承担的那份罪责。1997年，德国起诉东德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成员，指责他们对东德军警杀害翻越柏林墙者负有责任。沙博夫斯基作为前东德共产党领袖之一，被判三年监禁。
共产党人应彻底反省
| 柏林墙的东侧戒备森严，高耸的瞭望塔，暗藏的碉堡，探照灯、铁栅栏，电网，警犬，地雷带遍布，逃亡者一旦接近这个地带，将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枪击。图为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围墙。（法新社图片/摄于1973年7月） |
起初，他并不认为他应该为此负责。“我没有直接参与过相关的决定。有关边境安全系统的最后一个决定是1974年做的。那时我还没到政治局。”
但是在法庭审判时他见到被杀的年轻人的父母，改变了他的想法。“我告诉我的律师，我觉得钻法律的空子开脱我自己的罪责是很不合理。不管怎么 说，我是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是政治局成员。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我得对此负责。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我说，东德边境安全系统杀死的不是犯罪份子， 而是些只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无辜的人。任何一个自由国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只要他们不是被通缉的罪犯。而如果一个体制需要在边境用这种方式打 死、打伤逃亡者，那么它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对它说再见了。所以，我向受害者道了歉，但是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们如果不接受，我也能 理解”。
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狱，很多市民观察了他在受审期间的表现，看到了他反思过写下的言论之后，向柏林市长提出要求提前释放沙博夫斯基的特赦申请。2000年10月2日，在经过十个月的监禁后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获得了自由。
前东德共产党人中曾有人大骂沙博夫斯基是叛徒。回首过去，沙博夫斯基说他如今对此只是笑笑而已。“每个诚实的人都能够明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东德共产党的手上还沾着在边境被打死的年轻逃亡者的血。这个党的领导者应该彻底地反省自己”。
老人边说边兴致勃勃地往嘴里送着圣诞姜饼，东德的那段历史对他来说已是一道已跨过的阴影，正如他已经跨越了自己一样。如今沙博夫斯基没有了汽车、没有了自己的司机，并且与太太搬到了西柏林一个不大的公寓里，过着平凡的日子，但赢得的则是良心的解脱和周围人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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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揭开前苏联解体谜底
文/吴兴
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在前苏联解体的15年之后，近日终于打破长期以来的沉默，对媒体揭开了前苏共解体的谜底。
在近日接受《俄罗斯报》（Russiskaya Gazeta）”专访时，对于前苏联的解体，叶利钦表示原因很简单：“那是必须要发生的历史安排”。如果用中文准确表达叶利钦关于前苏联解体的谜底的描述，“天灭苏共”是一个首选的翻译。
对于与西方自由社会对抗了几十年，拥有武装到牙齿的百万军队和掌控社会各阶层无孔不入的克格勃秘密警察系统的前苏联，如何能够在几乎一夜之间毫无预兆的崩溃，一直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中国人在急于寻求答案的问题。对该问题叶利钦表示：“这是一个已经被确定了的历史过程，一个无法逃脱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历史上的强大帝国，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历史命运，苏联也是一样，它的解体已经被天定了”。
针对有些俄罗斯人羡慕和怀念前苏联的“强大”，叶利钦慨叹人们竟如此的健忘：“有些健忘的政客现在试图将前苏联描述得美好而强大：在前苏联人们能够领到退休金，能够领到工资，能够获得免费分配的住房，能够让人们公费去渡假，然后突然有一天，几个地区的领导人在一张纸上签订了独联体的合约，前苏联就解体了，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而一些政客和政治学者们至今仍在散布这种胡说八道”。
“我们不应该忘记，前苏联发展到最后，民众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现在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商店里空空的货架的样子，忘记了自己害怕表达那些无法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真实想法的那种感觉。而这些，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忘记的”，叶利钦在专访中表示。
叶利钦认为能够成立独联体这样的组织，是在“天定苏联灭亡”这样的情况下，所能够做出的最好的决策。他表示说：“决定成立独联体，我们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一起避免了前苏联解体之后有可能出现的各种负面结果”。“这是我们的最大的功绩”，叶利钦这样评价自己当年成立独联体的决定。
叶利钦同时强调：“关于前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建立，没有任何秘密的协定和背后的交易，当事人目前仍都在世。很多人已经写出了回忆录，当时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任何幕后交易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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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可谋人 不可谋天
文/方影竹
1991年8月19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罢黜戈巴契夫苏联总统职位，并将军队开进莫斯科市区，控制权力中枢。叶利钦在广播里听到政变消息后镇定自若，驱车前往议会大厦，组织反击。他一马当先，跳上倒戈的坦克，号召人民和军队起来反抗政变。将军扬新令，千营共一呼。部队撤出市区，政变失败。叶利钦声望如日中天。一百多天过去，到1991年12月25日，戈巴契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正式解体。
再过8年，到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宣布：“今天，是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在这一天辞职。”此后，无官一身轻的叶利钦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不仅没有失落感，反而表现轻松，人们只是偶尔在环球旅客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
前苏联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毛泽东中国的“老大哥”，“社会主义阵营”的带头羊，世界超级军事大国，其克格勃秘密警察系统更是当前中共国保机构的鼻祖。但是，苏联这个庞大的独裁机器如何能够在几乎一夜之间毫无预兆地灰飞烟灭，很多中国人至今不甚了了。
要知山中事，须问过来人。叶利钦既是那次“银瓶乍破水浆迸”的参与者和主导者，又是离开政坛后，7年超脱，宁静致远，有资格道出个中缘由的人，他在接受《俄罗斯报》（Russiskaya Gazeta）专访时认为，前苏联的解体原因很简单：“那是必须要发生的历史安排。”
叶利钦表示：“这是一个已经被确定了的历史过程，一个无法逃脱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历史上的强大帝国，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历史命运，苏联也是一样，它的解体已经被天定了。”
他还指出：有些健忘的政客现在试图将前苏联描述得美好而强大，只是突然有一天，几个地区的领导人在一张纸上签订了独联体的合约，前苏联就解体了，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我们不应该忘记，前苏联发展到最后，民众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现在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自己害怕表达那些无法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真实想法的那种感觉。
叶利钦提到当时苏联的物质匮乏，在今天中共统治下表现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当权者对弱势群体巧取豪夺，百姓申冤无门，怨声载道。至于叶利钦提到的所有人因表达无法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真实想法而产生的“感觉”，在中国已经不是“感觉”问题，而是恐惧问题，坐牢问题，秘密审讯和处死问题。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50年代中共的口号。事实上，中共离那个日子可以说并不遥远，不少体制中人也不怀疑这一天即将到来。一些中共官员把天文数字的货币转移国外，把亲属、情妇移居国外，手握多本外国护照，显然，这批人已经“时刻准备着”一有风吹草动便可闪电式撒丫子逃命去也！
明代文人方孝孺写的“深虑论”里说：“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于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中共圈里确实有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御用文人，他们不愧方孝孺说的“皆有出人之智，负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但他们的才智不沿着正道发挥，而沿着邪道滑坡，“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抗拒民主大潮流。人算不如天算，早些顺应天意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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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推内部影片 突显亡党危机
| 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2年内，全国有290多万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图为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莫斯科向民众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法新社图片)。 |
作者：李途、王芳
在中共媒体对国际国内高调宣传“和谐”社会同时，近几个月来，中共中央以中纪委名义，要求县团级单位组织收看由胡锦涛的爱将、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笔名肖黎）主导的内部影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以下简称《居》片），亦要求党员观看《居》片后要参加讨论，并向上级提交讨论记录。大陆各地的网上均可检索到这样的官样文章。
外界关注到这是中国社会爆发退党潮之后，胡上台后主导的“中共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内部整党运动失效后，中共的重大举措，内部讲话直接称是避免“亡党”、挽救“危机”的大事件。
内部评估危机严重
熟悉中国事物的专家、学者认为，胡锦涛爱将李慎明的言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其重要性不亚于去年朱成虎将军的讲话。文章透露的资讯和这个举动本身显示出中共内部对当前危机的评估已相当严重，电视片的解说词中也透露中共准备应付目前内部危机的思路和策略，让全党内部共同学习。
中共对公众和对党内是两个几乎相反的调子，对外讲“和谐”、“繁荣”和“中国的崛起”，对党内强调“思危”、“忘党”、“吸取苏联教训”等。这些显示，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并非被中共控制的国内媒体，以及海外相当多被中共渗透或因恐惧大陆投资而“自律”的媒体所报导的“和谐”。
惋惜苏共丢掉史达林这把刀子
《居》片回顾了苏共当初的强权政治，强调马克思、列宁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历史“功勋”，尤其对独裁者史达林倍加赞美，对苏共丢掉了史达林这把刀子表示十分的惋惜。
该片总结：苏共为什么在执政74年之后竟丧失了执政地位？问题“就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影片认为苏共放松了意识形态，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使“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同一些党政官员、经济管理干部、灰色经济势力以及犯罪黑势力一起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影片承认，苏共党内风气败坏，互相吹捧、阿谀奉承、贪污贿赂、特权腐败之风盛行，个人、小集团利益成为其最大追求，买官卖官……
影片解说词有非常重要的一句：“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苏共丢掉了史达林这把刀子。”所以，影片在举起“居安思危”的警牌向中共骨干们打招呼时，悄悄地向他们亮出毛泽东暴力至上的“刀子”论。
分析认为，从《居》片解说词到各地的观后讨论，表明中共内部已经十分恐慌，强烈的危机感使得中共在寻找出路，要中共全党“居安思危”，防止手中的特权丢失。
称退党使苏共战斗力殆尽
影片称，党员退党使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2年内，全国有290多万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
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00多名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下1,6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人不交党费。布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1989年为750人，1991年只有4个人。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
军心不稳中共之患
熟悉中国情况的观察人士指出，《居》片出台的背景是中国社会爆发退党潮，苏共解体前夕也是党内爆发退党潮。在一千多万的退出中共及其有关组织的人数中，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占了一定的比例，已经引起中共高层的警戒。
去年７月，一名中共海军高层在用真名退党后（因安全考量已用化名处理），还给海外退党中心提出如何推进退党潮的建议。从2006年7月“全民退党月”开始，海外退党服务中心和一些正义的团体陆续收到大陆军人对加速解体中共、军队国家化的意见。
去年8月一个月内，中共以党政军三名义连续发了5个文件，强调要“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加强“各军兵种、军事国防系统干部政治思想、政纪、军纪考核、鉴定”，要加强“军队党组织、政治部建设”，对“组织、参与或者支援社会上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串联上访活动的行为，坚决予以严惩”等等。外界认为，这些动作与军人退党有密切关系。
著名时事评论家伍凡指出，《九评》、退党对军中影响巨大。如果没有影响，中共就不会那么紧张的一再三令五申，这是恐慌心理造成的。
“中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负责人林正央先生证实，《九评》在军中广泛流传，对军队的冲击极大。大部分军中都有网吧，连以上的军官基本都配有电脑，干部100％有电子信箱。
去年“七一”，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47位前中共军官集体退党。据河北省部分企业军转干部透露，目前在中国大陆许多地区，企业军转干部正在组织集体退党。
东航机长袁胜跳机曝光退党潮
中国上海东方航空公司具有18年飞行经验的资深驾驶员袁胜，2006年8月8日在飞机起飞前向工作人员介绍《九评》、劝人退出中共遭告发，被赶到的员警扣留，由于机组在飞机起飞前无法换人，在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坚持下，袁胜随该航班于美国西部时间8月8日中午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8月9日中午，袁胜因忧虑回国遭迫害，宣布离开机组，在美国寻求避难。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高大维博士表示，袁胜事件使中共掩盖退党潮的大坝决堤，把中共的铁幕封锁凿开了一道天窗。
1,800万人在海外网站声明三退
截至2007年2月份，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登记三退（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1,800万。高大维博士表示：“《九评》与三退大潮奔涌，民心觉醒，中共军心晃动，党心崩溃。中共邪灵的解体已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逆转。”
*山西科协秘书长贾甲起义证实退党潮
最近出逃的中共体系内省级官员、山西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系统地向海外媒体揭露了中共体系内党员干部普遍厌恶、憎恨中共，都希望中共垮台的心态，和“中共实际上还剩党中央”等真实现状。贾甲称自己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中国大陆内部已经全面爆发退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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