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Gidon Belmaker、Dalia Harpaz以色列特拉维夫报导)以“解决移植器官短缺的伦理问题”为题目的研讨会于6月3日在以色列佩塔赫．提克瓦市(Petah Tikva)的“拉宾医疗中心”会议厅举行。这是以色列公众广泛讨论解决器官移植问题的一个里程碑。近年来，许多病人在公众基金的支持下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该研讨会指出许多迹象显示中国的器官来源和移植程序不符合西方公认的道德伦理标准。近几个月，由于有关器官来源有争议的讯息、公众的压力和以色列卫生部的坚决立场，医疗基金已经逐步停止了支付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费用。
研讨会由以色列器官移植中心和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与拉宾医疗中心联合主办的。研讨会几天前，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联系以色列外交部要求取消该研讨会，遭到组织者拒绝。
此次研讨会的背景是以色列等候器官的病人数量和器官捐赠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有关目前国会停止公众基金支付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费用，因此产生了在道德伦理允许的标准内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的紧急需要。到会者中有医生、医疗机构的代表、道德伦理机构的代表和政坛人物。
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主席埃以坦．摩尔(Eitan Mor)教授在开幕时定义了研讨会的目的：“在 [以色列]内部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外面的来源——器官移植‘旅游’是器官盗卖的同义词”。
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以他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一起写的独立调查报告“血淋淋的器官摘取”为题，谈论了有关中国器官来源的议题。该调查报告调查了有关发生在中国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严重指控。“5、6年期间移植手术数量很稳定，而2000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异常地增加。”麦塔斯说。
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介绍独立调查报告“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大纪元)
“我们不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我们对指控正确与否没有兴趣。”麦塔斯律师说。“可是我们确实得出结论：这一现象在整个中国发生着。没有证人，因为他们都死了。没有尸体，因为它们被焚烧。也拿不到有关的文件。我们要求进入中国调查但是没有得到批准。”
以色列医学协会主席，前世界医学协会主席尤拉穆．布拉沙尔(Yoram Blachar)博士说：“据国际组织和医生的证实，在中国发生着盗卖死囚器官的现象。我们试图从中国医学协会得到反馈，可是到今年初仍然没有得到。这是令人痛心的。”
世界医学协会提出要求中止中国医学协会，并且派遣布拉沙尔博士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我们提出，由于无法征求死囚得同意，所以对他们的人权造成了伤害。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器官来源，因为宗教传统不允许人们捐赠器官。而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则符合法律和中国传统。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死囚赎罪的途径。”布拉沙尔博士说。“他们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将尽其所能停止这一状况，但是目前仍然在继续。我们问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告诉我们说至少两年。”
以色列医学协会主席，前世界医学协会主席尤拉穆．布拉沙尔(Yoram Blachar)博士。(大纪元)
国际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以色列分部负责人，阿姆农．维丹(Amnon Vidan)先生有近20年研究中国死囚人权的经验。他强调在中国发生的是“跨越红线”的行为，所以必须停止。
国际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以色列分部负责人，阿姆农．维丹(Amnon Vidan)先生在问答座谈中发言。(大纪元)
公众医疗积金停止支付赴华移植手术 以色列仍然存在器官来源问题
在以色列存在器官来源问题，这给器官移植机构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的人数不多。器官移植法案近几年在讨论中，而目前没有死体器官捐献的法律方案。如果没有有关的立法或规定，被保险者将会向以色列的医疗基金索取费用，要求在医疗基金（公众基金）支付费用的情况下被送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近几个月，由于有关器官来源有争议的讯息、公众的压力和以色列卫生部的坚决立场，医疗基金已经逐步停止了支付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费用。
研讨会期间，发言者一致公认西方国家，包括以色列，应该坚决争取达到本国移植所需要的器官由本国捐献而不依靠其它国家。发言者讨论了有关道德伦理、卫生、宗教、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议题。
在这个背景下，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法兰西斯．代尔蒙尼科(Francis Delmonico)教授说：“世卫组织的目标是每个国家能够实行自给自足的器官捐献系统。”他还说应该看看怎样能够在一个缺乏大众参加的地区增加捐献者的数量。按照他的意见，解决方案之一是医院的管理人员也兼职负责管理器官捐献。他还提问，以色列作为一个社会如何能够促进有关方面的立法。
有关第三世界国家人们出卖器官的现象，他说：“菲律宾的那些卖自己器官来还债的那些孩子会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其实他们是被利用的。世界不会照顾他们。但是以色列必须做出一个榜样来。”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代表，法兰西斯．代尔蒙尼科(Francis Delmonico)教授。(大纪元)
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
以色列器官移植法于2003年首次提案。从那时起，等待第二次和第三次。“这里存在着伦理和犹太律法方面的问题，所以每个细节都要顾全。”以色列卫生部的律师梅伊尔．布罗德尔(Meir Broder)说。因此，议员阿里耶．埃了达尔(Arie Eldar)教授建立了小组委员会。“从那以后，我们进行了透彻的讨论。”卫生部的立场是，死体器官捐献的议题谈清楚之前不谈活体器官捐献的议题。
以色列卫生部的律师梅伊尔．布罗德尔(Meir Broder) 。(大纪元)
研讨会发言者谈论了法律条文中有关器官捐献者是否应该得到金钱报酬的问题。该问题应该认真考虑，因为容易造成以自愿捐献为名义的器官盗卖的空子。布拉沙尔博士建议叫“补偿”而不是“报酬”，比如捐献者得到捐献器官所造成的住院和其它费用。
医学界和宗教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因而影响到立法的促进。争议是死亡时间的定义。“是不是脑死亡就足够了呢？还是感应器无法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才算死亡？” 莫迪印市的首席拉比，大卫．劳(David Lau)问道。“如果可以有一位拉比在场，可以缩短各方面的意见上的差距，这样可以救更多的生命。”然而在另一边，医生们说他们是证实死亡时间的专业权威。
莫迪印市的首席拉比，大卫．劳(David Lau) 谈论了犹太律法和器官捐献的关系。 (大纪元)
鼓励死体器官捐赠
伽比．达诺维奇(Gabriel Danovitch)教授是肾脏学专家。他也是美国加州大学（UCLA）肾移植系的主任。他说鼓励器官捐赠是政府应该做的决定。“比如在以色列决定保护野生花卉后，每个孩子都会跟家长说不要随便摘花。而政府可以决定每位死者都是器官捐献者。以色列必须发展自给自足的器官捐献。这要求有很多的关怀、遵循伦理的决心、专业水准和得到大众的信任。”他说根据他本人的经验，很多人从国外移植后发生感染，“因为在没有关怀的医疗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谎言。”
伽比．达诺维奇(Gabriel Danovitch)教授是肾脏学专家。他也是美国加州大学（UCLA）肾移植系的主任。(大纪元)
劳拉比谈论了犹太律法和他所定义的“大众的无知”之间的差距。他说器官捐献不违反有关埋葬方面的节律（犹太律法要求人死了要完整地埋葬），因为律法是对于每个器官生效的。而被移植到别人身体上的器官是活着的器官，所以没有必要埋葬。
亚科夫（杰）．拉维(Jay Lavie)医生是希巴医疗中心的心脏移植组的主任。他说有人跟他说：“你把需要器官移植的以色列病人去中国的路给堵住了。你给这些国内的病人提供什么解决方案？”拉维医生主张，增加捐献者数量的方法是鼓励人们签署“艾迪”卡（即死后捐献器官的同意书），从而本人得到器官移植优先。例如：如果谁需要移植器官，至少一年前签过捐献卡的人在等候人名单上将按签署年资格得到优先。拉维医生结束之前说：“不要作鸵鸟，要把头从沙子里拔出来。不要说我们无法改变现状。”
希巴医疗中心的心脏移植组的主任亚科夫（杰）．拉维(Jay Lavie)医生。他主张，增加捐献者数量的方法是鼓励人们签署“艾迪”卡从而本人得到器官移植优先。(大纪元)
中使馆试图阻止医学研讨会
研讨会几天前，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联系以色列外交部要求取消该研讨会。组织者坚决拒绝该要求。然后外交部要求取消大卫．麦塔斯律师参加研讨会。组织者也同样地拒绝了这一要求。最后的妥协是：以色列法轮大法协会的代表，罗伊．巴伊兰先生不参加研讨会的问答座谈，而中使馆代表在大卫．麦塔斯律师发言后发言。中使馆代表蔡蔚鸣发言中没有谈论有关器官来源问题，而是说活摘器官的指控是“反华”势力试图玷污中国声誉。蔡发言期间开始中伤法轮功，这时大量的与会者开始鼓掌表示抗议。
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代表蔡蔚鸣在大卫．麦塔斯律师发言后发言。蔡发言期间开始中伤法轮功，与会者抗议。(大纪元)
没有被批准参加问答座谈的以色列法轮大法协会的代表罗伊．巴伊兰先生说：“我认为以色列外交部屈服于中共政权的压力实在令人痛心，因此即使在以色列也无法听到在中国遭受如此残酷迫害的人们的声音。”
“我很高兴组委会和‘拉宾’医疗中心顶着压力没有完全取消这个研讨会。” 巴伊兰说。
“我认为通过这个活动，所有当事人都亲身经历了中共政权所使用的黑暗手段和掩盖真相的方法。” 巴伊兰说。
研讨会上的气氛有些紧张。有时组织者请求转移不谈有关中国的话题，然而该话题一次又一次出现。将近尾声的时候，阿姆拉姆．埃亚隆 (Amram Ayalon)教授，希巴医疗中心的外科和移植主任要求发言。他说：“作为犹太人，我们不能[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袖手旁观。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嗓子。”
“我们还听说有人由于轻微的犯罪而被处以死刑。我们怎么能同意或支持这样的事呢？这是无法接受的！……作为医学界人士，我们不应该漠视这事。”他对在会场的中使馆代表说：“我听说有人要进入中国调查这个题目而被拒绝入境。如果你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为什么不让国际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调查呢？”
希巴医疗中心的外科和移植主任阿姆拉姆．埃亚隆(Amram Ayalon) 教授问中使馆代表：“如果你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为什么不让国际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调查呢？”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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