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日讯】浙江的公安当局拘捕吕耿松的真正原因是他在浙江民众维权活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广泛影响。
8月25日上午，毛国良打电话告诉我，吕耿松被抓了！我马上打开博讯网，果然一眼就看到了他头天被抓的报导，上面还有一张照片，他微笑着跟他的夫人站在一起，像大姑娘一样略显羞涩。我一时很焦急，但一个草根异议分子，我人微言轻，感到毫无办法。
我跟吕耿松虽无深交，但毕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在朋友中听说过他，去年还见过一次面，平时也有电话或邮件交往，对他印象一直不错，感到自己在道义上应该站出来说话。最先发出声音的倒是上海的李国涛先生，其次就是替严正学和力虹等浙江民主人士作过辩护的人权律师、山东青岛的刘路（李建强）先生——我不禁为此而感到脸红！我好歹也算得上吕耿松的一个朋友吧，现在朋友的人权受到了侵害，外省的朋友说话了，而我作为和吕耿松同一个省份的朋友却噤声不响，那岂非做人的莫大耻辱！况且，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其他所有人的人权也就不会有保障！
这几天，美国波士顿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马丁牧师的铭文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再也没有人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想，我不是自认“维权人士”吗？我不是在平时说话和写文章中口口声声“自由、民主、人权”吗？我不是以“异议人士”自居吗？现在碰到了侵犯人权的个案，而且被侵犯的人是我所熟悉的，怎么就没有“异议”了呢？如果我继续保持沉默，那不是叶公好龙吗？好在我只是一个草根异议分子，如果我是一位知名的异议人士，就一定会有人骂我是专制沃土上“甜蜜的异议人士”。想起这些，我不能不为有可能像普罗米修士那样被钉在高加索悬崖上受苦受难的耿松兄弟和他那可敬而又可怜的家庭说几句话！
我最早听说吕耿松大约是在1995年。杭州的朋友王东海和陈龙德多次跟我提起，有个朋友叫吕耿松的，原来在省公安学校教书，九十年代初因为同情八九民运和痛恨六四屠杀，写信给一个在派出所工作的学生，那个学生把信交给了领导。当时公安当局向吕耿松表示，如果他认错检讨，可以保住他的饭碗，但他偏偏认死理拒不检讨，当局就把他开除了，从此吕耿松只好靠摆香烟摊过日子。我听了，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王东海和陈龙德曾多次跟我提起，是不是跟吕耿松见见面，认识认识，我当然很乐意，但每次到杭州总是来去匆匆，而吕耿松又忙于生计，所以一直未能见面。后来，听说吕耿松的香烟摊碰到了强行拆迁，他全家赖以生存的这点立锥之地也被强权剥夺了，一家三口的生存之路又一次被堵死了！
难能可贵的是吕耿松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奋然走上了维权之路。近两年，我从《北京之春》和其他网路媒体上经常看到他为弱势群体维权的文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人与人权》上每个月都有他编写的《维权大事记》，我深知其中凝聚了他多少个日日夜夜；二是他的那些个案维权文章。在那些个案维权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篇，一篇是为临海农妇郭四妹申冤，另一篇是为王东海的妻子阿惠申冤。我虽然从不认识郭四妹，也不知道她的诉求究竟合理不合理，但因为她是我老家的邻村上郭村人，所以对耿松写郭四妹的那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刻。耿松身在省城杭州，却为千里之外的一个不识字的农妇维权，相比于耿松老弟，我自愧弗如。
耿松为王东海夫人阿惠维权则是我亲身经历。阿惠原来是余杭一家国有企业的会计，曾因厂长的要求调查一个车间主任的两万块经济问题，思想单纯得像一瓶清水的阿惠据实查了帐，没想到那位车间主任后来当了厂长，就找个岔子把阿惠给开除了。阿惠先是申请劳动仲裁，失败以后就向法院起诉，但一审二审都败诉了。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吕耿松都在王东海家，阿惠谈起这件事情，表示希望能够诉之于国际媒体，吕耿松当即表示可以代笔，并向她要了一大迭材料准备带回家去连夜写，没想到过了两天我回到临海以后，就从网路上看到了有关阿惠被侵权的那篇报导，文字总不下于六、七千吧，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从这两件事情中，我看到了吕耿松为人的踏实和笔耕的勤奋。
这是我跟吕耿松唯一的一次面晤，时间是去年阴历年底。记得那天学期结束，下午我刚从仙居一所民办中学打短工回家，当晚就接到吕耿松发来的一个短信，说严正学的律师李建强想跟我见面，我第二天中午就赶到了杭州。一见吕耿松的面，就感到这个戴眼镜的书生虽然文笔犀利，却温和得像个大姑娘，他沉默寡言，简直有些腼腆。当天下午我们打的去找李律师，临下车时他和我争着付车钱，我知道他有个女儿在读大学正需要花钱，他终于拗不过我这个倔老头儿。第二天陈龙德和毛国良也来了，那天晚上陈龙德和我以及毛国良都跟耿松说了些体己话，但他照样寡言少语，这或许就是他的性格。
我一直对吕耿松抱有好感。今年清明节那天严正学因维权受政治迫害一案开庭，我到椒江为严正学出庭作证，路上受到公安当局的阻止，情急之中，我立即打电话告知了吕耿松，当天晚上我被软禁于临海牛头山度假村以后，国外的媒体马上作了及时的报导，我知道这是吕耿松帮的忙。想起这些，一种强烈的道义力量驱使着我发出声音——如果我像蟑螂一样对吕耿松的受苦受难保持沉默，我岂不是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了吗？
浙江公安当局拘捕吕耿松的原因，表面上是他发表的那些文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吕耿松在浙江民众维权活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点，从吕耿松被抓以后杭州的现状就可以看出。记得今年五月，有一天毛国良在我家喝酒，谈起吕耿松，毛国良乘着酒兴给王东海打了个电话，要王东海转告吕耿松小心点，弄不好严正学以后，下一个就是吕耿松。过了两天，耿松发邮件给我，说感谢毛国良的关心，并且问我，毛国良是否听到了什么对他不利的消息？我回复说，毛国良哪有可能听到有关你的不利消息呢？无非是要你注意保护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尽可能温和一些。没想到三个月以后，毛国良的话不幸成了事实！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把话说得严重一点呢？实事求是地说，面对种种社会不公，吕耿松的文章，情绪化的地方不是一点没有，但是，我不知道浙江公安当局想过没有，用个并不妥当的比喻，纵使是大人打压小孩，靠拳头和棍棒是不是越压越硬？
吕耿松的遭迫害再一次证明，即将于一年以后召开的奥运会带给中国普通民众的，不是福音，而是祸害！我很赞同刘路的观点，抓捕吕耿松，真正要为此埋单的是胡温的中央政府。说实话，根据我的感受，胡温当政以来，虽然言路并没有拓宽，一系列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事实上也并未见效，但不可否定的事实是，江泽民一直广受人民吐骂，而胡温却比较得下层民众的心！我一直不相信，诸如迫害力虹、严正学、朱愚夫、吕耿松这些对中央政府来说属于“熊的帮忙”的案件，会出自胡温的意愿，尤其是奥运进入倒计时，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改善被举世关注之时，中央政府会要求公安当局往自己的脸上抹黑！
所以我怀疑，这次抓捕吕耿松，是杭州公安当局被 “政治责任制”逼出来的地方主义行为——现行的官员考核制度不是诱使各地欺上瞒下，就是逼得他们为完成任务而不顾大局，做出有损中央整体利益的事情。浙江公安当局软硬兼施不许吕耿松夫人和女儿进京上访和请律师，就是因为担心抓捕吕耿松所引起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从而有可能遭致上面责怪。另一方面，这也是浙江公安当局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抓捕吕耿松虽然可以消除十七大和奥运会前夕从浙江发出的杂音，但必须考虑由此引起的“负面效果”——如果国际社会反弹过大，他们会寻求与吕耿松的妥协予以释放；否则就以“煽动颠覆”之类的罪名判刑以杀一儆百。
由此可见，抓捕吕耿松，这实际上是浙江当局与国际社会的一场博弈。争取吕耿松获释，需要有足够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国际和国内知名人士的声音。当然，我们不抱幻想，但是足够的国际舆论的压力是吕耿松获释的重要条件。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为吕耿松说话。
2007年8月28日深夜12时写于临海近江斋，30日修改
《人与人权》9月-2007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