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浙江的公安當局拘捕呂耿松的真正原因是他在浙江民眾維權活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廣泛影響。
8月25日上午，毛國良打電話告訴我，呂耿松被抓了！我馬上打開博訊網，果然一眼就看到了他頭天被抓的報導，上面還有一張照片，他微笑著跟他的夫人站在一起，像大姑娘一樣略顯羞澀。我一時很焦急，但一個草根異議分子，我人微言輕，感到毫無辦法。
我跟呂耿松雖無深交，但畢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在朋友中聽說過他，去年還見過一次面，平時也有電話或郵件交往，對他印象一直不錯，感到自己在道義上應該站出來說話。最先發出聲音的倒是上海的李國濤先生，其次就是替嚴正學和力虹等浙江民主人士作過辯護的人權律師、山東青島的劉路（李建強）先生——我不禁為此而感到臉紅！我好歹也算得上呂耿松的一個朋友吧，現在朋友的人權受到了侵害，外省的朋友說話了，而我作為和呂耿松同一個省份的朋友卻噤聲不響，那豈非做人的莫大恥辱！況且，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一個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其他所有人的人權也就不會有保障！
這幾天，美國波士頓猶太大屠殺紀念碑上馬丁牧師的銘文一直在我耳邊回蕩：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
再也沒有人起來為我說話了！
我想，我不是自認“維權人士”嗎？我不是在平時說話和寫文章中口口聲聲“自由、民主、人權”嗎？我不是以“異議人士”自居嗎？現在碰到了侵犯人權的個案，而且被侵犯的人是我所熟悉的，怎麼就沒有“異議”了呢？如果我繼續保持沈默，那不是葉公好龍嗎？好在我只是一個草根異議分子，如果我是一位知名的異議人士，就一定會有人罵我是專制沃土上“甜蜜的異議人士”。想起這些，我不能不為有可能像普羅米修士那樣被釘在高加索懸崖上受苦受難的耿松兄弟和他那可敬而又可憐的家庭說幾句話！
我最早聽說呂耿松大約是在1995年。杭州的朋友王東海和陳龍德多次跟我提起，有個朋友叫呂耿松的，原來在省公安學校教書，九十年代初因為同情八九民運和痛恨六四屠殺，寫信給一個在派出所工作的學生，那個學生把信交給了領導。當時公安當局向呂耿松表示，如果他認錯檢討，可以保住他的飯碗，但他偏偏認死理拒不檢討，當局就把他開除了，從此呂耿松只好靠擺香煙攤過日子。我聽了，很有些同病相憐的感覺。王東海和陳龍德曾多次跟我提起，是不是跟呂耿松見見面，認識認識，我當然很樂意，但每次到杭州總是來去匆匆，而呂耿松又忙於生計，所以一直未能見面。後來，聽說呂耿松的香煙攤碰到了強行拆遷，他全家賴以生存的這點立錐之地也被強權剝奪了，一家三口的生存之路又一次被堵死了！
難能可貴的是呂耿松不但沒有消沉，反而奮然走上了維權之路。近兩年，我從《北京之春》和其他網路媒體上經常看到他為弱勢群體維權的文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兩點，一是《人與人權》上每個月都有他編寫的《維權大事記》，我深知其中凝聚了他多少個日日夜夜；二是他的那些個案維權文章。在那些個案維權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兩篇，一篇是為臨海農婦郭四妹申冤，另一篇是為王東海的妻子阿惠申冤。我雖然從不認識郭四妹，也不知道她的訴求究竟合理不合理，但因為她是我老家的鄰村上郭村人，所以對耿松寫郭四妹的那篇文章印象特別深刻。耿松身在省城杭州，卻為千里之外的一個不識字的農婦維權，相比于耿松老弟，我自愧弗如。
耿松為王東海夫人阿惠維權則是我親身經歷。阿惠原來是余杭一家國有企業的會計，曾因廠長的要求調查一個車間主任的兩萬塊經濟問題，思想單純得像一瓶清水的阿惠據實查了帳，沒想到那位車間主任後來當了廠長，就找個岔子把阿惠給開除了。阿惠先是申請勞動仲裁，失敗以後就向法院起訴，但一審二審都敗訴了。記得那天晚上我和呂耿松都在王東海家，阿惠談起這件事情，表示希望能夠訴之於國際媒體，呂耿松當即表示可以代筆，並向她要了一大迭材料準備帶回家去連夜寫，沒想到過了兩天我回到臨海以後，就從網路上看到了有關阿惠被侵權的那篇報導，文字總不下於六、七千吧，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交代得清清楚楚。從這兩件事情中，我看到了呂耿松為人的踏實和筆耕的勤奮。
這是我跟呂耿松唯一的一次面晤，時間是去年陰曆年底。記得那天學期結束，下午我剛從仙居一所民辦中學打短工回家，當晚就接到呂耿松發來的一個短信，說嚴正學的律師李建強想跟我見面，我第二天中午就趕到了杭州。一見呂耿松的面，就感到這個戴眼鏡的書生雖然文筆犀利，卻溫和得像個大姑娘，他沈默寡言，簡直有些靦腆。當天下午我們打的去找李律師，臨下車時他和我爭著付車錢，我知道他有個女兒在讀大學正需要花錢，他終於拗不過我這個倔老頭兒。第二天陳龍德和毛國良也來了，那天晚上陳龍德和我以及毛國良都跟耿松說了些體己話，但他照樣寡言少語，這或許就是他的性格。
我一直對呂耿松抱有好感。今年清明節那天嚴正學因維權受政治迫害一案開庭，我到椒江為嚴正學出庭作證，路上受到公安當局的阻止，情急之中，我立即打電話告知了呂耿松，當天晚上我被軟禁於臨海牛頭山度假村以後，國外的媒體馬上作了及時的報導，我知道這是呂耿松幫的忙。想起這些，一種強烈的道義力量驅使著我發出聲音——如果我像蟑螂一樣對呂耿松的受苦受難保持沈默，我豈不是成了忘恩負義的小人了嗎？
浙江公安當局拘捕呂耿松的原因，表面上是他發表的那些文章，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呂耿松在浙江民眾維權活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一點，從呂耿松被抓以後杭州的現狀就可以看出。記得今年五月，有一天毛國良在我家喝酒，談起呂耿松，毛國良乘著酒興給王東海打了個電話，要王東海轉告呂耿松小心點，弄不好嚴正學以後，下一個就是呂耿松。過了兩天，耿松發郵件給我，說感謝毛國良的關心，並且問我，毛國良是否聽到了什麼對他不利的消息？我回復說，毛國良哪有可能聽到有關你的不利消息呢？無非是要你注意保護自己，寫文章的時候盡可能溫和一些。沒想到三個月以後，毛國良的話不幸成了事實！我真後悔，當時為什麼不把話說得嚴重一點呢？實事求是地說，面對種種社會不公，呂耿松的文章，情緒化的地方不是一點沒有，但是，我不知道浙江公安當局想過沒有，用個並不妥當的比喻，縱使是大人打壓小孩，靠拳頭和棍棒是不是越壓越硬？
呂耿松的遭迫害再一次證明，即將於一年以後召開的奧運會帶給中國普通民眾的，不是福音，而是禍害！我很贊同劉路的觀點，抓捕呂耿松，真正要為此埋單的是胡溫的中央政府。說實話，根據我的感受，胡溫當政以來，雖然言路並沒有拓寬，一系列向弱勢群體傾斜的政策事實上也並未見效，但不可否定的事實是，江澤民一直廣受人民吐罵，而胡溫卻比較得下層民眾的心！我一直不相信，諸如迫害力虹、嚴正學、朱愚夫、呂耿松這些對中央政府來說屬於“熊的幫忙”的案件，會出自胡溫的意願，尤其是奧運進入倒計時，中國的人權狀況是否改善被舉世關注之時，中央政府會要求公安當局往自己的臉上抹黑！
所以我懷疑，這次抓捕呂耿松，是杭州公安當局被 “政治責任制”逼出來的地方主義行為——現行的官員考核制度不是誘使各地欺上瞞下，就是逼得他們為完成任務而不顧大局，做出有損中央整體利益的事情。浙江公安當局軟硬兼施不許呂耿松夫人和女兒進京上訪和請律師，就是因為擔心抓捕呂耿松所引起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擴大，從而有可能遭致上面責怪。另一方面，這也是浙江公安當局在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放出的一個試探性氣球：抓捕呂耿松雖然可以消除十七大和奧運會前夕從浙江發出的雜音，但必須考慮由此引起的“負面效果”——如果國際社會反彈過大，他們會尋求與呂耿松的妥協予以釋放；否則就以“煽動顛覆”之類的罪名判刑以殺一儆百。
由此可見，抓捕呂耿松，這實際上是浙江當局與國際社會的一場博弈。爭取呂耿松獲釋，需要有足夠的輿論壓力，尤其是國際和國內知名人士的聲音。當然，我們不抱幻想，但是足夠的國際輿論的壓力是呂耿松獲釋的重要條件。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為呂耿松說話。
2007年8月28日深夜12時寫於臨海近江齋，30日修改
《人與人權》9月-2007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