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日讯】我三岁丧母，父亲离开家乡，外出谋生，最后在德清山区自立门户。我便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全靠老祖父把我从小扯大，还培养我上学读书，所以我对老祖父的感情尤深。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时隔三十多年了，却不时浮现眼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催我泪下。
那是1970年5月份的一天。当时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十年徒刑，在瑶户牧场“就地劳动改造”。我收到一封父亲的信，说祖父要来看我，来到他家里，要我速去见他。因为我父亲在解放前因买糖到过台湾，而同去的人后来成了反革命被镇压了。于是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没法说清楚，被戴了一顶地主帽子，无法行动。所以他不能陪老祖父来看我了。然而要我去见他，又谈何容易！
我顾不上吃晚饭立刻去找牧场队长。队长似乎很同情，但一口回绝，说这事他做不了主，要我去找治保主任。主任听了又皱眉头又搓手，一边搔头，一边叹息。支支吾吾半天不置可否。愣了很久，最后说：“我和你一起找书记去。”还真是帮忙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他。
书记的目光里充满了同情。他跟主任说：“他祖父以85岁的高龄，不远数百里来看望他唯一相依为命的小孙子，如果不让相见，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但如果去请示一下公社干部，肯定被呵斥，如果不请示，这劳动改造的“罪犯”谁敢放出去？”主任则一个劲的叹息着。
最后还是书记作出了决定。准我一天假，天不亮我就走，不要让人看见，晚上务必回来。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
从书记家出来，我就在盘算向谁借一辆自行车，否则三十多里的山路来回至少花费五、六个小时，只有一天假期啊！可有谁会借车给你呢？且不说政治上的压力，当时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一个正劳力一年的分红(那时劳动报酬每年一结，人们称作分红，实为工钱，并非红利)，说舍得让你“无偿使用”呢？
我硬着头皮去向一户邻居生产队长商量，出乎意料，他一口答应，叫儿子把车钥匙给了我。我兴奋得一夜未眠。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听到如此清晰的蛙鸣，我听出了大蛙与小蛙的区别，想起了“蛙声呱呱报平安”的诗句。还有那此起彼伏的犬吠声，似怒，似骂，如怨，如恼，仿佛黑夜便是它们的世界。
终于听到了鸡啼，我悄悄起来推车而出，到了大路，翻身上车，迎着鱼肚之白的天空，一路多下坡，车像飞一样，耳边只听得飕飕风声。
到了父亲家，天濛濛亮，祖父还没起床。我连忙上楼见他。他已披衣起坐，但我没有听到他每次起床时发出的清脆响亮的咳嗽声。我叫了一声“阿爹！”，眼泪就挂下来，再也说不出话。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向清健的祖父却显得难以置信的苍老。他的双眼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芒。但是他显得十分平静。他说：“你来啦！怎么倒允许呢？今天你能不能晚一点回去呢？”
祖父对我从小的教育十分严厉，他是我童年时最害怕的人，但也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他一向以做人清白而自豪。他经过了没完没了的历次政治运动，平安无事。可是为了我的事，被牵连，抄了家。然而他，没有一句责备我的话。只问我现在过得还好吗？我拿出一包自己制作的笋乾和十元钱给他。他显得很高兴。
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这几年分别之后的情况，他是如何应对造反派的抄家和责难。他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他的两个内弟(我的舅公)和长子(我的大伯)去年去看他的情况。这三位仁兄因吸毒而被我祖父断绝来往20多年了。我庆幸他们最终获得了我祖父的谅解。我小时候，祖父一直把他们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我。所以我直到现在还不会抽烟。
我知道他平生最痛恨我大伯，他称他为“逆子”，是“家门不幸”。我祖父从一个农村孩子到街上做学徒，打工到合伙开店，独立经营家庭作坊，撑了一份不小的家当。在农村老家买了不少天地，造起了很大的房子，也算光宗耀祖。谁知我伯父瞒着我祖父把家产变卖一空。在这之前，祖父把苦心经营的，已初具规模，可以日有收益的“ 糕作场”—-现在叫食品厂，全部交付给长子管理，却被他几年内抽逃资金，吃喝嫖赌全部败光，只剩下空荡荡的十隶房子。祖父当机立断，立即关店。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宣布破产。这样才算是保留了这点房子，他就是靠这点房子收租金供我上学的。
关店之后，全体职工遣散回家另谋出路，哥奔东西。我伯父及我父亲也在此列，当时每人给20担米，去自谋生计，也就不追究什么责任了。谁知我大伯却又把老家的祖产全部卖光，这一下，我祖父无法容忍了。于是跟他一刀两断，不相往来。后来我伯父当了一个营级军官，在淮海战役中投靠了解放军。却成了反革命分子，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终于被关进了监狱，刑满后也一直在苦难中生活。祖父每每提及，总是说， “他对我不孝也好，省得我一直为他难过。”
祖父反复地告诉我，“你大伯特地从嘉兴到西塘来看我。我知道他日子也不好过。但我看到他身体很好，虽然瘦了点，精神却硬朗，所以很放心。”他不停地反复地说着，眼睛里充满了喜悦的光芒。不过他常常把“你大伯”说成了“你哥哥”，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了我的父亲。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长年累月，没有小辈来看他，是多么寂寞和苦痛的事。即使是孽子、浪子，现在回头来看他，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激动啊！
祖父还对我说：“我们应该感激你大伯才是。要不是你大伯把我们的家产散了，我们说不定成为地主，遭受更多的苦难呢。”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父子之间的前嫌终于尽释，双方达成谅解，也算一件幸事！
继母上来说我祖父太兴奋了，怕他过分累了，劝他休息一下，叫我到菜地去劳动一会。于是我整地去了，直到傍晚。
草草吃过晚饭，分离的时候到了。大家心里明白，这是祖孙二人最后的一次见面了。我最担心的是耄耋之年的祖父二人的生活。1958年以前，房产被“社会主义改造”收归国有，每年只付给租金的20%作为定息。我记得是18.60元，在当时两人还可苦度光阴。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说拿定息是一种剥削制度，被彻底废止。这样两位老人的生活就没了经济来源。因为所有的子、孙都在自顾不暇。
自从取消房租定息之后，我祖父以80多高龄，沿街叫卖“茴香豆”，以维持生计，但遭到红卫兵的冲击，说是资本主义尾巴，而且蚕豆属于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不准私人贩卖。于是红卫兵把所有的茴香豆拿去无偿分享了。两个老人的生计再次中断。现在我被判了刑，还有谁能接济两位老人呢！但祖父却说没有关系，他们可以卖茶叶水。那冬天怎么办呢？“冬天嘛，也太冷，反正走不出去。”祖父喃喃地自语。他最后说：“你别管我们了，只要自己当心就是。”他的双眼充满着迷茫，但没有眼泪。
我默默地推着车，走向屋外。祖父送我到门口，向我挥手道别。我缓缓上车，没有回头看他。这是祖孙最后的诀别，我不忍心看到他绝望的眼光。
后记：
同年7月，结束“就地改造”的政策，我被押送去衢州十里丰农场。12月，收到父亲来信，说祖父已经去世。
1979年夏天我刑满回到西塘，我与祖母共同生活。祖母说，祖父临终时，衬衣袋中还有10元钱。我问是不是两张5元的，祖母说是。原来就是我当年在父亲家给他的。他在最困苦的时候，也还是舍不得用。
1979年秋天，政法机关对我宣布平反。
写于2008年7月25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