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3日讯】斯皮尔伯格离开环球公司后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头扎进私下拍片的行列，许多南加州大学的毕业生们正在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树名。“我想拿用16毫米机器拍的片子加入这个行列，但我不能真正介入进去，因为我甚至拿不出100美元来投资一部片子。”
为电视台拍片的工作，使斯皮尔伯格与环球公司的人建立了一些有益的联系。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就是其中一位。斯皮尔伯格很欣赏他为威廉‧福克纳的影片《河流》(The Reivers)谱的歌曲，它交织了民间风格和热情奔放的情绪。这支曲子是美国传统风格和欧洲风格相结合的产物，就像是“艾伦‧科波兰德和德彪西作品的结合体。”斯皮尔伯格说，这表明威廉姆斯与他有着同样的品味。
斯皮尔伯格认识的另一位，是克里夫‧罗伯特森，他像斯皮尔伯格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电视节目牺牲品。这位满脸稚气的演员曾主演过《骗子》 (The Hustler)、和《葡萄酒和玫瑰的口子》(Days of Wine and Roses)，但毫无影响，不过后来，当纽曼和杰克‧莱蒙先后将这两部片子搬上银幕后，它们的效果却不同凡响。
在他出演根据丹尼尔‧凯斯的小说《鲜花送给阿尔格纳》改编的电视剧《查利‧高顿的两个世界》(TheTwo Worlds of Charlie Gardon)时，罗伯特森意识到了自己出名的可能性，并开始积极争取演电影的权利。这是关于一个智力低下的人通过一种试验性的外科手术而变成了一个聪明人的故事。罗伯特森把它改编为一个名为《查理》(Charly)的电影剧本。7年后，也就是1968年，他的先见之明得到了回报，他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罗伯特森是斯皮尔伯格离校后电话联系的第一个人。这位演员很喜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飞机，他在《查理》成功后又写了一部空战片的故事梗概，题目为《我想，我击落了“红爵王”》(I Shot Down the Red Baron I Think)。该片准备起用被另一个在爱尔兰的飞机迷收藏的一架罕见的早期飞机。罗伯特森的代理人大卫‧伯格曼把他这个创意以1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希那拉马公司，但后来这件事由于钱的原因陷入了喋喋不休的争吵之中。让罗伯特森愤怒的是，伯格曼居然站在希那拉马公司一边。
伯格曼他们逼着罗伯特森付给希那拉马公司2500美元‘如果有人打算拍这片于的话，罗伯特森还得再付2500美元。罗伯特森发誓再也不跟他们这群人打交道，他指责伯格曼不仅“强人所难”，而且还“加害于人”。
斯皮尔伯格看到了罗伯特森这个意外的灾难，他知道罗伯特森的兴趣在于那些旧飞机，于是他送给罗伯特森一个关于二次大战中一个飞行员和他的儿子在20年代初在美国各地作特技表演的故事，这是斯皮尔伯格和他的朋友克劳迪亚‧塞尔特一起写的。罗伯特森很喜欢这个被叫做《飞行能手的天空》(Ace Eli and Rodger of the Skies)的故事。他买下了它，并雇用赛尔特把它写成了电影剧本。
海尔‧巴伍德和马修‧罗宾斯从南加州大学毕业后就在拚命卖剧本，但没有成功。斯皮尔伯格开始绘他们灌输他自己的思路。正当斯皮尔伯格为他第一部影院电影片《美国人克拉菲蒂》选演员时，乔治‧卢卡斯正同这两位作者在一起，他似乎心不在焉，很少跟什么人讲话。而斯皮尔伯格整天都在这里进进出出瞎转悠。卢卡斯感到这个大鼻子、戴眼镜的家伙好像总在这里出现，他的声音总是响彻整个房间。当他指望着罗宾森和巴伍德写出点儿像样的东西时，他经常到这里给他们的剧本出主意提建议，有时取笑他们写的东西，有时鼓励他们。
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公司时就曾有个想法，拍一部描写7个在旧金山经营中国食品厂的男人的喜剧，一个现代的《白雪公主》。他的另一个想法来自于一份《洛杉矾城市消息报》上的一篇报导。这是1969年5月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件事：因偷窃商店罪入狱的艾拉‧菲‧德思特刚刚刑满释放，她劝说仍在狱中的丈夫越狱，把他们2岁的女儿从法院指定的养父母手中夺回来。在途中，他们绑架了一个州巡警詹姆斯‧克罗。这事导致了一个大规模的全州范围的追捕事件。
巴伍德、罗伯特森和斯皮尔伯格一起将这一事件整理为路‧简和克劳威斯‧鲍彼林为寻找宝贝女儿兰格斯顿而发生的战斗故事。警长塔思纳被无能的下属和年轻夫妇的苦苦哀求搞得十分恼火，当这对夫妇冲进德克萨斯州时，他带领一个摩托队跟着他们。沿途的人群都向鲍波林夫妇欢呼，学校乐队还为他们奏起了乐。
好心的人们给他们提供免费汽油和用餐，汽车里被人们塞满了日用品。甚至埋伏在其他车上负责阻拦他们的人们，也只是冲他们放放空枪。最后，克劳威斯被杀了，这对年轻夫妇的梦想破灭了。这个登载在《读者文摘》上的故事，当时是尽人皆知的。这个剧本曾取名为《卡特‧布兰奇》(Carte Blanche)，后改为《美国快车》(American Express)，但为了尊重这座城市的居民希望鲍伯林一家逃跑成功的意愿，它被重新改名为《横冲直撞大逃亡》(TheSugail and Exp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