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6日讯】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向报导省委集体学习的记者们提供《重要报导提示》，并表示，这个办法将坚持下去，不定期地提供舆论监督线索。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向报导省委集体学习的记者们提供《重要报导提示》，让记者对支农资金整合问题– 包括重复投资、花了钱不见效益等典型事例– 以及铁路建设遭遇的“肠梗阻”等问题开展报导。新华社就此发表报导称，“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动向媒体提供舆论监督线索”。对媒体应当报导什么作“提示”是不是等同于“提供舆论监督线索”—这姑且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得如何则是一个人人关注的问题。
纽约城市大学学者夏明教授表示：
“中国各级宣传部门基本上没有说中国媒体不许监督。他的监督是往下级监督，宣传部会要求媒体监督，同时给他们提供监督线索，而这些监督全部都是对下一级监督。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媒体监督的案件得到中央和上级各级政府肯定，是从上往下去监督。当然，这样也是很有成效的帮助中国遏制腐败，因为中国的很多腐败确实是在地方的层级，而地方没有这么庞大的新闻媒体，也没有觉悟比较高、意识比较强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如果从省城或者从中央、从党报从省一级和中央一级的各大报纸如果往地方上去监督个别案子的话，确实效果很好。这一点我觉得目前恐怕是中国共产党比较认可的一种监督方法。”
夏教授说，下对上的监督、同级监督—比如说省报对省政府的监督，目前都存在障碍：
“主要现在有两个监督障碍：就是同级监督和对上级进行监督。如果是省报那怎么对同一级的省政府、省委进行监督？这里面就有障碍。同时，如果想对上一级的工作提出批评，恐怕这就是犯上。所以，对同一级和上一级的监督目前是最困难的。所以，中国的媒体就做了一个跨省监督，如果在本省没法对同一层级进行监督的话，就跑到其他省里去，对其他省的问题进行披露和监督。在本省同级没办法监督话，就可以打擦边球，跨省到外省去监督。”
在谈到中国媒体的自由度的时候，这位学者对两个趋势作了分析，一是中国媒体被部分推向市场的趋势。他说，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市场经济规律之间展开了拉锯战：
“第一是媒体，它以前的财政基本上是百分之百靠上级的财政主管单位或者政府来进行划拨。现在应该说，中国的各级媒体基本上都被推向了市场化的方向，也就是说省政府或者是上级主管部门会给它拨一定的经费，但是其他钱必须走市场的道路，来获得另外一部分经费。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机制确确实实可以使中国的媒体更多地去关注老百姓的兴趣点和为老百姓去说话，为他们去做事。这一点我觉得是中央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两者在进行拉锯战。应该说，这种控制应该 逐渐削弱，市场的独立和经济的规律应该需要加强。”
据悉，另一个趋势是媒体多样化：
“多媒体这种互联网提供的信息的即时报导是很难控制的，另外一个是信息来源的多元性，尤其是从国外信息的来源，我觉得也是使中国目前对媒体的控制愈加困难。”
美国侨界知名人士张闻选博士表示，为了改善舆论监督作用，可以考虑减少新闻媒体对政府财政的依赖度，让商业投资发挥作用：
“我想舆论监督本身是好事，能不能把拿政府钱的开支逐减？一年减掉5%或者10%，这样的话慢慢的情形就能改善。我在想，国家肯定有许多许多宣传的经费，这些经费要是能逐渐降低的话，也许就能把中国逐渐改善起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政府投资，一个办法就是商业投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