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华明综合报导)备受国内外瞩目、今年9月爆发的三鹿毒奶案，中共官方近日终于给了“说法”。12月25日石家庄政府宣布三鹿集团破产；26日石家庄市等法院开庭审理6名犯罪嫌疑人；27日三鹿等22家责任企业表示愿向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并为患儿设立后遗症医疗赔偿基金。
不过外界质疑，这是中共在国际压力和国内民众愤怒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作秀审理和赔偿。
早在三鹿毒奶粉曝光之初，海外媒体质疑，为了保奥运而隐瞒了有毒奶粉的中共当局是最大的元凶。然而，毒奶东窗事发时中共除了抛出几个市级的“替罪‘狼’”之外，中共这头“大狼”不仅未承担任何责任，反而一直在操纵媒体掩盖罪责。此番的“审理”和“赔偿”是故伎重演。
如何兑现“现金赔偿”
中共喉舌新华网12月27日报导：“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称，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2家责任企业愿意向患儿主动赔偿，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目前，赔偿资金已全部筹集到位，近日将发放到患者监护人手中。”
不过在这篇短文中，对于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全部筹集到位”的总赔偿资金额有多少，每名受害者可获多少？对死亡婴儿如何赔偿？也未说明是否包括香港台湾的儿童，并通过谁发放？中共喉舌的报导都未说明，外界质疑这是中共的又一个口头赔偿。
报导还称：“有22家责任企业共同出资建立了医疗赔偿基金，患儿今后一旦出现相关后遗症，发生的医疗费由该基金给予报销。22家责任企业愿通过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以取得患儿家庭和社会的谅解。”
同样，这也是一张口头支票，没有任何实际措施，这22家责任企业如何设立赔偿基金？金额多少？通过何种渠道“报销”？
三鹿破产 如何承担责任？
12月25日，石家庄市政府宣布中级法院裁定三鹿集团破产，但毒奶受害者援助律师发现，2007年底三鹿净资产还有12.24亿元，在没有对受害者赔偿之前，三鹿无权提出破产清算以逃避赔偿。
而且，若裁定三鹿集团破产，又如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为受害孩童家属向三鹿提出求偿诉讼的律师李方平认为，三鹿一旦被法院勒令破产，在数百代理商及经销商向三鹿追讨欠款的情况下，受害者家属能否成为债权人，存在太多未知因素，恐会索赔无望。
据悉，三鹿事件东窗事发后，检查组组长周强曾表示，田文华一方面坚持说自己（对奶粉中掺三聚氰胺的情况）不知情，一面对外扬言：“如果你们拿我开刀，我就把这个脓包挤破，我要向全世界报导问题。”有消息指，田文华在看守所内曾跳楼自杀未遂。外界评论说，这可能是中共权势为了洗刷自己、平息民愤的又一伎俩。
首次审判 似为三鹿开脱
石家庄市等法院12月26日开庭审理首批6名犯罪嫌疑人被控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涉嫌生产、销售有毒食品。
石家庄市检察院称，去年7月，张玉军明知三聚氰胺是有毒产品，还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研制出专供在原奶中添加以提高原奶蛋白检测含量的含有三聚氰胺的混合物，并销售给被告张彦章等人，分销到石家庄、唐山等地奶站，又被某些奶站经营者添加到原奶中，销售给石家庄三鹿集团等奶制品生产企业。
同时，河北省无极、赵县和行唐县法院开庭审理了张合社、张太珍、杨京敏、谷国平涉嫌向原奶中添加含三聚氰胺混合物销售给三鹿集团的案件，并指控被告人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
据报导，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12月31日将被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开庭审理，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终身监禁。苹果日报称，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对当地法院以此较轻的罪名起诉表示“强烈不满”，指其明显“放生”田文华等人。
为毒奶粉受害孩童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地律师黎雄兵表示：日前有63位受害者去法院，要求三鹿集团和田文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法院拒绝受理。“当局的做法于法不容。无论这次法院作何判决，田文华仍要面临民事赔偿诉讼，她是逃不掉的。”
目前的审判，三鹿似乎并无直接责任，而让三鹿免检的中共质检局又该承担何责任？而为三鹿套上各种“光环”的石家庄和河北省政府对几十万受害者又该如何解释？中共为了保奥运而掩盖有毒奶粉的罪责又由谁来承担？
三鹿和政府早知道 隐瞒不报
据美国之音报导，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生( Hans Troedsson)指出，“调查表明，三鹿公司及地方官员早就知道出了问题，但却没有及时通报，因此才造成今天这么大的问题。通报之所以被延误，有可能出于无知，但也有可能是故意所为，如果是无知，就需要加强教育，如果是故意所为，就是刑事犯罪行为。”
三鹿毒奶粉事件被曝光后，三鹿公司和当地政府被指责早就知道情况但隐瞒不报，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据《人民日报》称，石家庄市政府发言人自己表示，市政府最早在8月2日，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召开的6天前，就得知三鹿奶粉问题，而三鹿公司竟然请求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以避免此时的新闻炒作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浙江独立时事评论员温克坚指出，三鹿毒奶粉事件暴露出中国社会体制中的多重问题。“第一是政府监管的失职。第二是政治性的考虑压倒了监管的专业考虑。为举办奥运会把相关信息压制下来。第三个问题是事后补救，表面上政府好像承诺对所有受害儿童都给予免费治疗，但实际执行起来问题重重。“这几重问题叠加在一起，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体制问题。”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也指出，在三鹿毒奶粉事件的事后处理上，中国政府仍然表现出思想僵化，遮遮掩掩的陈年陋习。“三鹿奶粉事件出现后，本应积极发现和解决问题。但我们看到，对国内的受害者，政府采取的是压制的做法，包括自愿律师试图提供法律帮助，政府也采取种种打压手段。”
中共可以直接发令 法院不受理
自今年9月三鹿毒奶粉事件被曝光至今逾三个月，来自山西、河南、福建等省分受害儿童的家属，入禀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法院索偿，但均被法院拒绝受理。拒绝理由是“上级有指示，不受理”。
苹果日报分析称，中共各级党委中的政法委可以直接对法院、检察院发号施令。这种司法体制令法院必须遵从党委、政法委的指令，“可以拒绝毒奶粉受害人索偿，可以拒绝四川大地震中豆腐渣工程受害人索偿，也可以随时将异见人士判囚。”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由公安厅长张越担任，这是内地警察头目指“检察官办案、法官审案”的畸形司法体制的典型。
据悉，这个畸形司法体制是江泽民和罗干一手编制的。2003年中共13号文件决定：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人进入地方党政班子。此后公安局长很多都任政法委书记，有的还担任政府行政官员。此举大大扩张了公安局的势力，为其践踏法律充当暴力走卒提供了制度保障。
而且，这个判决时间也选得蹊跷，12月25日到31日，正是西方圣诞节和新年长假之际，中共当局似有避开西方媒体质疑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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