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8日讯】宋代以后，历经元、明、清时期，中国士人们真正迎来了他们漫长而艰难的严冬。元朝以落后的文化征服中原，加上民族的歧视，遂使士人们坠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元朝除了依据种族将人分成四等外，还依据职业性质将人分为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知识份子排在第九个等级，仅仅在乞丐的前面，还赶不上娼妓的地位。
从这个时候开始，知识份子奠定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老九”地位。民族的歧视，卑劣的地位，不知道怎么摧残着当时知识份子的心灵，也许，那个充满自信、充满活力的士人阶层永远成了他们心中美好的梦想与回忆了。这是怎样的忧郁和沉闷，又是怎样的痛苦与无奈啊。
尽管遭遇凌辱，但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元朝的知识份子尽管地位卑微，但仿佛并不”臭”；而后者则不仅卑微，而且还臭了，称之为是”臭老九”。在”文革”时期，梁漱溟先生曾有感而发，写过《咏”臭老九”》，诗曰：”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道尽了知识份子的酸楚。
尽管社会地位低下（地位在娼妓之下），也许衣食无着，生活苦苦挣扎，没有了宋朝士人们的风光（宋朝的时候文人墨客经济社会地位较高，因此也风流潇洒，和青楼女子诗词互答，繁荣了文学创作，青楼女子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灵感，成为文坛佳话。）但元朝的知识份子毕竟还没有倒楣到随时面临牢狱之灾、一不小心就被砍头的地步。进入明清之后，这样的霉运可是随时会降临到某个或某些知识份子的头上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出身贫穷，自幼饱尝人间疾苦，一旦当了皇帝，缺乏赵匡胤那样的胸襟与自信，其变态而自卑的心理让多少士人惨遭迫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进入清朝以后，整个统治集团因为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化落后，面对汉族比较先进的文化和知识份子的反抗与不合作，统治者的心理异常的敏感和脆弱，其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则与明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变本加厉地大肆实行”文字狱”。
多少知识份子成了文字狱的牺牲品，多少有思想的头脑因为独立思考而被像割韭菜一样割去了脑袋，多少知识份子因为苦闷恐惧而变成了精神病人。当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在研究言论自由、自由主义的时候，中国的知识份子却被迫噤声，被迫在故纸堆里做考据的工作，最终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创造力被禁锢了。当知识份子仅仅作为统治者可怜的应声虫才能存活的时候，悲剧的发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并不仅仅是知识份子的悲剧，是所有人的悲剧，也包括当权者。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这个停滞的帝国终于品尝到了她自己种下的苦果。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国，在小小的英吉利人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当清朝的军队还在使用古老中国一直使用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对抗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时，战争的胜负已经不在清朝的掌握之中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表面上是清朝武器方面的落后，明显的技不如人；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两个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就在清朝大肆兴起文字狱、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密控制思想文化、扼杀言论自由的时候，大洋彼岸的英国人，却走在了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
英国人 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权力受到制约，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多元化的社会逐渐形成，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能量逐渐释放出来。难怪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两个世界的撞击。可惜的是，自晚清以来，我们仅仅看到了我们武器的落后，而没有意识到制度的落后，所以洋务运动向西方的学习仅仅局限于器物的层次，对传统落后的制度，我们一直抱着不放，美其名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全盘西化一直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所以，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便被保守势力视为大逆不道，戊戌变法惨遭失败，戊戌六君子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等到慈溪太后终于接受了西方的制度，并开始着手改革的时候，历史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建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她推翻了封建帝制，初步建立了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这在当时，在整个亚洲都是领先的。难怪有学者认为，这个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艰难曲折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袁世凯任总统并恢复帝制，仅仅八十三天就被推翻。此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直至国民党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中国开始发展经济、文化等，并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了很大进步。但近代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两个国家的巨大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国家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当然，主要是负面的影响，破坏的作用。
首先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将中国人拖入了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时间长达八年。中国人民虽然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几乎消耗殆尽，为日后国共内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却为中共的生存、发展、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机遇，不仅避免了被剿灭的命运，反而在战争中扩大了地盘和势力。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就是将扩展自己的地盘和力量为第一要务，对抗日持消极态度。所以，后来会见日本领导人时，曾经对日本人表示感谢：没有日本人的侵略，就没有共产党的天下，并放弃了日本人的赔款。
另一个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就是苏联，她是中共的长期的支持者，中共从建立伊始，即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获得苏联的物质支持。尽管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但 1949 年之后的中国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毫不犹豫地倒向苏联，并采纳了苏联的体制，却是基本事实。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想继续闭关锁国已经办不到了，想保持完全封闭的文化环境也不可能了。及至民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尽管仍有影响力，但与之前相比，束缚思想文化发展的制度障碍得到了排除。即使是军阀割据期间，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明清时期相比也宽松不少，或许武人当权，对于文人之事较少过问吧。
即使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尽管蒋介石主张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这也仅仅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整个社会的宽容度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在近代中国，知识份子迎来了他们第二个黄金时代，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近代的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大量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了中国，既有胡适等人大加赞赏的西方自由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对日后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份子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这是今天的知识份子难以企及也难以想像的。
更重要的是，知识份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也是我们今天难以企及的。与传统社会不同，近代中国的知识份子由于与权力保持了距离，并非亦官亦学，因而也就更有个性，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们的背影：鲁迅对当权者的批判嬉笑怒骂，毫不留情，却一直生活无忧（他的确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据说有人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毛回答：要么闭嘴，要么进监狱。鲁迅如果生活在毛时代，也许他的下场和王实味、胡风、顾准、老舍、沈从文、傅雷等人差不多）；胡适信奉自由主义，尽管一度担任国民政府的官员如驻美大使等，但仍坚持自己的理念，故在海峡两岸皆不讨当权者的好，大陆批判他，国民党也冷淡他。
傅斯年外号老虎、大炮，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高翘二郎腿的人，提出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甚至大骂了孔祥熙后大骂蒋介石。 1947 年，傅斯年提出”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928 年，时任安徽大学的刘文典敢于破口大骂蒋介石”是个什么东西，你纯粹就是个新军阀”却也安然无恙；张季鸾书生办报，在《大公报》发刊词中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开创了”文人论政”的顶峰，至今似成绝响。
而作为知识份子集中的大学，在民国时期也是有声有色，为知识份子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并不一味投身于当权者的怀抱而丧失其独立性。且不说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极度困难条件下的西南联大，也是为思想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怀念并津津乐道。
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内忧外患异常严重的历史时期。从晚清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伴随这西方的入侵，造成了知识份子非常矛盾而复杂的感受，在饥不择食中很多人选择了无政府主义，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传入中国的马列主义，更是为日后中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抗战胜利前夕，延安的整风运动已经造成了中共统治区知识份子的工具化，稍有不同意见即被批斗，甚至被枪杀。从此，知识份子为活命，只有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或揭发他人，或说假话谎言，或保持沉默。 1949 年之后，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共建立新政权，延安整风的做法遂推广全国。中国知识份子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结束了。
知识份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因为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知识份子被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戴着”臭老九”的帽子沦为社会的底层和贱民。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至少有55 万知识份子因为响应中共号召给党提意见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下方农村劳动改造，又有多少人在改造过程中喊冤死去。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革文化的命。多少知识份子因不堪凌辱而被迫自杀；又有多少知识份子被红卫兵批斗致死；还有多少人，尽管活了下来，却将美好的岁月蹉跎了，心灵的摧残是难以愈合的伤口。
当时的知识份子，甚至连传统社会的他们的前辈都不如了，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秦汉以来的士人们，如果看不惯当权者，还可以很潇洒地归隐山林，还可以悠闲的吟诗作赋北窗里。但生活在 20 世纪50 年代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却已经别无选择了。
刘宾雁在《人的解放和言论自由》一文中说，他在 1957 年有四条出路，而这四条出路中只有当右派是最好的出路。他说的四条出路，其中之一是如果当年没有任何言论，没有被打成右派，那么他会养尊处优，平庸度过而一事无成，他自己不羡慕这样的生活 ；第二种可能是尽管有言论过激，但没有给戴帽子，仍可以继续写， 1962 年形势缓和后仍然继续写，则1966 年就新帐老账一起算，他就活不成了；第三种可能是，文革开始时，拥护文革，参加一派，则很可能跟张春桥搞到一起，结果就和姚文元一样了，要到秦城监狱里去了。
刘宾雁最后说，想来想去还是当右派好。因为右派生活把他放到冰箱隔离起来了， 1979 年后重新出来，对社会就有了新鲜感。尽管刘先生后来的这种解释有种自我解嘲在，甚至也不乏乐观，但他自己乃至整个国家付出的惨痛代价却更具有了悲剧的意味。反右运动、文化革命，将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打断了，我们只有从极少数保持良知的知识份子身上，才感受到了知识份子精神的崇高和可贵。如果没有了顾准、马寅初、梁漱溟等人，我们这个民族，也许真的就变成了中共的活着的工具了，变成了动物一样的生存了。从他们这些人身上，我们仍然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丝曙光。
但在目前一党专政的体制下，面对利益的诱惑和专政的威胁，能够保持知识份子的良知的确并非易事。而且，我们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和否定并不彻底，产生极左思潮的土壤依然存在，极左的影响依然在我们这个国家根深蒂固。刘宾雁指出，中国的极左跟外国不一样，是掌权的极左。其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猜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也就是毛时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就是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有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的驯服工具，把人变成了兽。然后发展起来了相互猜疑、冷酷和仇恨，对暴力的恐惧。
刘先生的话，直到今日，仍然让我感到很有针对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说出了这些真话，刘宾雁先生却被中共开除党籍并遭受批判。记得那时笔者尚读中学，政治课除了灌输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等等”真理”外，时事政治还灌输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等等，就在那时听到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大名，但至于他们说了些什么话，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不是好人。足见极左思潮在专制政党的体制下不时兴风作浪，绝难根除。 20 年过去了，我有幸在异国他乡拜读二十年前刘宾雁先生等人的著作，仍感振聋发聩 ，他乡遇到了知音，其中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而刘宾雁先生也在美国溘然去世，无法落叶归根。
方励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一个主导的力量。没有到这一步，还是依附的、封建的，没有独立人格，缺乏独立。指出如果知识份子不形成独立的力量，中国改革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如果说近代社会中，知识份子因为较为宽松的环境而一度上演了一出好戏的话，那么 1949 年中共建立新政权后，知识份子则面临严酷的寒冬，不仅思想被阉割，而且斯文扫地，一度成为右派，连国家的二等公民——农民的地位也不如。1978 年情况稍微好转，主要是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基本的制度环境没有多少改变。毛时代知识份子被歧视被边缘化，被视为是依附在工人阶级这个领导阶级皮上的毛（工人阶级被视为是领导阶级，中共号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和农民皆被边缘化），后来宣布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好像是给了很高的政治地位。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当工人阶级这个所谓的”领导阶级”沦为社会底层的时候，知识份子的分化瓦解也不可避免：或加入特权利益集团；或摇身一变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下海经商……不一而足。期待知识份子如方励之先生所说的成为独立的力量、主导的力量，期待他们有独立的人格，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好在知识份子这个群体中，有骨气、有良知、有勇气，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士一直在不断出现，他们薪火相传，用自己的火把，照亮了漫漫长夜，给予苦难中的人们以光明和温暖。
纵观中国知识份子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西周末年，周室衰微，礼崩乐坏，遂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份子迎来了第一个黄金岁月。及至秦朝，天下归一，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加强思想控制、思想统一遂成为历代统治者的要务。而隋唐以来，一方面以科举制度笼络士人，一方面则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至于明清则专制到达登峰造极。而科举制度对知识份子而言，亦是双刃剑：在获得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同时，知识份子越来越失去了独立性和独立人格，沦为权力的犬鹰和奴才，舍此则别无道路可走。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传统社会知识份子与权力的亲密接触和暧昧关系，与传统社会专制政治制度的发展如影随形，密不可分。这也增加了社会变革的难度。这种情况，和英美等西方国家迥异。而且，秦汉以来，虽然有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但一则西欧等国尚很落后，至宋代时我国仍在世界上一枝独秀，西方世界仍黯然失色；一则受落后的交通运输、资讯传播条件的制约，中国基本上是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下发展，当权者能够关起门来统一思想，肆意阉割知识份子；而知识份子因为受制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即使发现了问题，在封闭的环境下也绝难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进入明清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兴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本应也能对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厉行海禁，人为的保持了一个封闭的环境。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才可是被动的与西方展开交流，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知识份子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出现的大背景。
1949 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毛时代是比较典型的极权社会，当权者通过基层的党组织严格控制了整个社会，向民众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政治运动整治知识份子，致使偌大个中国变成了谎言盛行、人民噤声的国度，用万马齐喑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1978 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当权者对经济等领域的控制放松，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并无多大变化，而且一直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开始进入后极权社会，到底何去何从，我们只能继续观察。
后极权社会其实是很不正常的畸形社会，病态社会，变态社会。和西方实行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相比，我们社会有很多很奇怪很奇特的现象。记得在阅读英国人约翰密尔所着的《论自由》时（该书出版于 年，正值我国清朝时期），作者批评英国政府办的学校不能多，政府支持教育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不能直接举办学校，否则权力很容易控制学校控制思想文化。
他还提出一个假设问题：假如英国的学校全部都是由政府举办，那后果简直无法想像。密尔哪里知道，几百年前他一直担心的问题竟在中国的土地上全部出现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国家控制的，以至于如果是私立大学，则往往被人看不起，称他们是野鸡大学。也难怪，因为私立大学受很多歧视，国家不欢迎他们的出现。而美国则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如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却是私立的。中国的大学越来越衙门化，官本位根深蒂固，对于教师、学术则往往是轻视的，更谈不上尊重他们的自由和权益。甚至有人就干脆说，大学就是一个衙门。哈佛的追求是真理，中国高校的追求呢？他们满足于做当权者的奴才。
据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敢于邀请政府不喜欢的伊朗总统到学校发表演说；据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想留校任教，遭到拒绝，因为哈佛规定教职工不能用本校毕业的，除非你毕业后在其他单位表现优异，或许还有可能被聘请；据说基辛格退休后想到哈佛大学做教师，但提出条件是不给学生上课，遭到了哈佛的拒绝。我还在报纸上看到，美国国务卿赖斯到学校看望学生，学生们都坐着，赖斯站着和他们握手。这样的故事，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了也曾经发生过。但 1949 年之后的中国，绝对是不会发生类似美国这样的神话故事了。
教育部官员到我们的大学放个屁，我们的学校领导马上就要组织学习、传统教育部官员的新精神了；很多大学眼巴巴地讨好上面的官员们，即使是退休的高官，也还是香饽饽，小心翼翼地像迎接神仙一样接来担任学校学院的领导，给予优厚的待遇，而且还不用上课、不用做研究。要是基辛格在中国担任高官就好了。只可惜中国的高校也往往太势利眼，太狗眼看人低，有时候也很让人丧气。如果你是副部级干部退休在某高校担任了院长，如果你运气不怎么好——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上司部长也退休了，你所在的大学会马上逢迎比你更高级的高官了，对不起，你只好委屈了，谁让你是副部级呢。院长的位置还是给部长大人吧，您还是做他的副手好了。
这就是中国的大学，堕落的速度让人吃惊。什么学术啊，真理啊，在我们的大学里是一文不值的，还是权力最实惠，依附权力才是硬道理。这也难怪，据说某高校因为升格为大学，就请国内一著名书法家题写了校名。谁知道后来某国家重要领导人题词曰：”努力办好某某大学”，该校获得领导圣旨，喜不自胜，不仅将领导题词刻石，立于校园最显眼处，而且将国家领导人的墨宝作为校名。那位著名的书法家题写的校名，也就弃若敝履了。
我不知道书法家是否会心理不平衡，还是想开点吧，谁让你是一介布衣呢？虽然你的字写的好，可是你再好也没有人家国家领导人的权力重要啊。至少你比胡长清还要好些，他在江西省委副书记的宝座上风光的时候，其墨宝自然是一字千金，虽然价格奇高，但毕竟人家权力也大，这字的含金量就高，所以一时来求省长大人的墨宝者门庭若市。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胡大人因为贪污腐败东窗事发而进了监狱，自然一时间竟门可罗雀。更令人不堪的是，曾经风风光光的他题写的匾额，几乎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真是事态炎凉啊，人刚走，茶就凉，让我们的前省长心寒。胡想继续以写字来为人民服务，以立功赎罪，可惜他靠山不硬，还是被剥夺了性命。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纷纷扰扰中演出的滑稽戏。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但不可否认，长期的专制皇权也严重摧残、扭曲了我们的人性。儒家的”三纲五常”成为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而宋代以来的裹脚则从肉体上折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女子，从而使得”小脚”文化竟在世界上成为奇观。和女性相比，中国男子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传统的”士、农、工、商”所谓四民社会里，商人自不必说，长期在国家”重农抑商”的歧视性制度下生活，虽然也曾经家财万贯，但心理上的扭曲也是难以消除的；而农民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和平年代还能平安度日，如果生逢乱世，则难免填沟壑，故老祖宗说甯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要说境况好的，还是士人了。但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士人也不断匍匐于皇权的淫威，不断朝精神太监的道路上迈进。和太监相比，传统社会的士人们其实也一直在主动和被动的被从精神上阉割着，逐步变成了皇权的工具和奴才，从而形成了精神太监。
专制皇权似乎既怕皇宫里的服务人员有正常的性器官和性功能，也怕士人们思想上的正常发育，稍有异端思想，便要动手术切除。可惜的是，专制皇权不能将天下的男人都变成太监，也无法将所有的知识份子都阉割成精神太监。司马迁很不幸，因为替李陵说了句公道话就惨遭汉武帝这个暴君的酷刑，他含辱忍垢，坚强的活了下来，并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鲁迅先生称之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武帝可以让司马迁的身体遭受阉割，却无法阉割他的精神。千百年以来，司马迁都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真正男子汉。在当今中国，女性已经摆脱了悲惨的命运，小脚文化也成了历史的陈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升，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在当今中国，也不再有男性被阉割生殖器，太监的悲惨命运终于伴随着清王朝的消失而不再出现，太监文化也成了历史的陈迹。在当今中国，虽然专制皇权在表面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变种却借尸还魂，在党国体制下却更加肆虐地把男人们、女人们变成了精神太监。和专制皇权相比，中共的一党专政实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约专制力量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阉割，让大家都变成性无能和思想无能。而知识份子则是阉割的重要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 1949 年后，中国的知识份子进入了真正严酷的冬天。
但好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和明清当权者一样闭关锁国已经是不可能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呼吸到了西方的新鲜空气之后，当权者即使想阉割他们，他们也要坚决拒绝阉割，有谁愿意做一个不健全的人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赞同刘宾雁的说法，我们要继续追求人的解放。我们不愿意做当权者的宠物，更不愿意做犬鹰。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期盼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的春天早日到来吧。
卢佳宏
（ 2007 年 12 月 19 日完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