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3日讯】目前欧洲出现的大部分窘况归咎起来都是由欧洲的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其乌托邦的哲学，以及对个人主义和放任自由经济的恐惧心态造成的，这和罗斯福新政主义者的思维方式相同。
我刚刚读完两本非常棒的书，这两本书都在其标题位置突出了主题：阿米提-什莱斯（Amity Shlaes）的对经济大萧条的重新研究，《被遗忘的人：大萧条的新历史》（HarperCollins, 2007），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所着的《欧洲的末日：古老大陆的墓志铭》（The Last Days of Europe : Epitaph for an Old Continent，St. Martin’s Press, 2007）。在第一部书中，作者对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几位核心人物作了深入地调查：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他们，他们又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结果，实际上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尤其对其政策产生的后果作者更是明察秋毫。（译注：提到被遗忘的人，我们首先会想到美国总统罗斯福1932年竞选总统时许诺的帮助”被遗忘的人”，这曾使许多选民欢欣雀跃，并给F.罗斯福的名字打上了对钩，他当选了。半个世纪前，耶鲁哲学家W.萨姆纳提出另一种”被遗忘的人”，即不被官方惠及，但坚持在法律上获得承认者。A.什莱斯在书中讲述的，正是在F.罗斯福新政下，W.萨姆纳意义上的”被遗忘的人”。）
而第二本书则客观地描述了21世纪初困扰欧洲社会的一些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有一些评论家宣称他们是无法解决的，而且终将改变整个欧洲大陆。其中问题包括：让人忧心的生育率下降问题，与之并存的穆斯林社区的移民人口暴增的现象；对这些新移民的同化措施失效后，人口这一变化趋势加速了欧洲福利体系的崩盘；教堂门庭冷落，相比之下，清真寺人满为患；欧洲没有能力来部署其军事的力量；劳工的生产效率低下，再加上其他不妙的商情指标，预示着欧洲经济前景极不稳定；而在一个非民选而且低效的欧盟威权体制之下，欧洲的各国主体性丧失。
我印象中有两点特殊性，可以将这两本书维系在一起。第一特点就是他们的写作手法，一种少见的冷静的方式，其中评论性的、个人观点陈述性的、以及解决措施性的内容十分有限。他们都讲述所发现的事实，尽量让读者自己作结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个作者都揭示了，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思潮的影响和触动，而信靠这一强大政治经济的力量。
发生经济大萧条，随后罗斯福推出了新政，以平息这场危机，这样的一个的故事的确给四十年代后期受过良好教育的每个美国人烙下深深的印迹。这个故事声称：经济大萧条是一种特殊的状况，是商业过剩、企业及其主管的利欲熏心，金融行业里可恶的运营方式造成的；这场灾难性的大事件完全把那个“小人物”－－一位”被遗忘的人”压垮了，他对此束手无策。因而，社会急需一种强制性的平衡力量，而把这种责任交给美国政府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为了发挥这项作用，新政开始实施，为此设立了一些超乎人们想像的，英雄式的工程项目（译注：田纳西水利工程），新政扭转了赫伯特-胡佛制定的灾难性的政策，控制了大萧条，并挽救了衰退的经济。最终，新政的成功，使得现代化的福利国家模式在法律上得到承认，政府可以借助税收，管制，发债，开支，赊买的手段，对大企业过度经营进行其强有力的审查，政府要确保国家繁荣富强，然而，不是通过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依靠所谓的一种更公平，更平等的模式。
我们的老师，新闻媒体，还有两大党的政治人物给大家灌输了这些“真理”，而这些并没有到所谓的”不言而喻”、”无可辩驳”的程度。年复一年，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发出呼吁，指出“这一切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米尔顿-弗里德曼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总的来说，对大萧条和新政的原有的说法一直保留到现在，在美国的教育领域以及媒体界，几乎没有遭遇过挑战。
显然，什莱斯女士并不接受这个传统的观点。但是她也没有通过一场政论，或者堆积很多不同的数据来解释，更没有引用一些专家或者更权威人士的话，而是针对胡佛和罗斯福当政时代的一些核心人物进行了深入而精彩地描绘。
作者很冷静地讲述了这些人的公开的张，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引导读者得到一些清晰的结论：
不错，胡佛的措施是灾难性的，（例如他支持巨额的《史慕特郝雷关税法案Smoot-Hawley ACT》）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和国家干预主义者类似，他实施了强制性的政府管制，打击了企业，正如他的继任者的那套集体主义思路。
罗斯福头脑里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精心策划的方案，相反，他边做边决策，他的大多数计划自相矛盾。在他的前两届任期内，他对商人和企业家的态度一直是很极端的。 和这个神话恰恰相反，罗斯福的新法、新机构，以及工程项目很可能非但没有减轻大萧条的程度－－而事实上反而加重其厉害程度，延缓了美国经济的复苏(或:延长了危机的时间)。
30年代的中后期发生所谓的“衰退内的衰退”对国家冲击很大，这都是因为受到了罗斯福新政政策的直接影响（例如，未分配利润税）。很清楚的证据表明，新政使得经济衰退得更为严重，而且延缓了复苏的时间(或:延长了危机的时间)，而不是拯救了我们的国家经济，最终，在 30年代末，大部分的民众，甚至还有来自政府部门的人，都积极响应了诸如文岱尔-威尔奇(Wendell Wilkie)等人的建议，这些人起初是能够理解新政的，可是之后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新政对经济造成的危害，转而反对失败了的新政政策，迫使政府逐步放松管制，减轻对企业的抨击以及那种集体主义的作法。
如果没有30年代后期的“路线的修正”，如果当时世界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局势还不是很清楚，罗斯福很有可能会在1940 年败选。什莱斯女士也没有在书中下这个结论，但是，别人已经认定当时（四十年代）的美国正处在世界大战的危急关头，联邦政府将发挥其主导作用，大政府干预社会的政策被制度化，而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已经建立了集体主义政策基础。
什莱斯女士从来没有明确的表示过这些观点，而是通过复述新政的进程，以及某些人物的自演自说，她得出了我心痛的发现是显而易见的结论。虽然是轻描淡写有所保留，然而其意思却很清楚明了；这点确实很了不起。
拉克尔先生的书大致也是如此。对于造成当前欧洲危机的上一代人，他重新审视了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历史，运动和潮流变化。
他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经历过血腥杀戮；决志不再让一场悲剧重演；企图通过创建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来保障他们得以实现目标；他们有强烈的冲动要建立一个事实上的乌托邦似福利国家－－就是擅长于在社会保障方面许下承诺，而提到苦干精神，创造利润，自由竞争和军事能力等却差强人意。而且，欧洲人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导致欧洲人放下老帝国的架子，想在昔日的子民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包括请他们来自己家里却对他们不求索取，就像在行善积德。
至于人口灾害的问题，种族和宗教两极化的问题，少数民族无法融合的问题，以及由于卑劣的职业道德的拖累而产生经济停滞发展的问题，对美国的忌恨日益严重的问题，或者说自绥靖苏联之后同样令人吃惊地绥靖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等问题，我们也没有听到拉克尔先生对此大喊大叫。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冷酷的现实，人们的态度以及发展的趋势，以及对欧洲少数族裔社区相关的组织的叙述（虽没有专门地描述那些煽动性的以及叛国性的情况，但事实上起到了这个效果），而且他还有点善意解释了那些尝试建造一个更开明和更和平的欧洲社会的想法。
同样，低调的讲述非常有效果。最后，留给读者自己做结论，可是随着拉克尔先生一路引导，要想得出其他结论的余地也不多了。这本书的标题也清楚表明了拉克尔先生所看到的事实，就是欧洲的最终结果。
这两本书涉及的主题很不相同，但写作手法及其文风十分类似，对美国人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书。如果连身处何地都搞错了，我们又怎么能弄得清楚要去哪里以及如何才能到达目的地？学校的孩子们对亚当斯密，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路德维希-冯-密塞斯都一无所知，却学了很多约翰-杜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辛克莱-刘易斯，甚至卡尔-马克思的东西。而后面的我们提到的这些人所持有的观点恰恰是我们的开国先贤深恶痛绝的。倘若，我们照着这些集体主义者设计的图纸航行，那么我们所能构建的社会与（自美国立国之初到20世纪的）美国社会，本质完全不同。
劝导我们走向集体主义，向强硬的国家政权靠拢的论调，是那些编造新政的人的主张，和欧盟一起构成了对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美国社会本质的致命威胁。对个体自由和自由本身缺乏尊重就破坏了独立宣言的原则。什莱斯女士的书，以其低调地叙述的方式，对大萧条和新政的重新研究确实很有说服力。与此类似，拉克先生的书应该引起欧盟布鲁塞尔官员和欧洲大陆的人重新思考一下他们上一代人的政策道路。
欧洲出现的大部分窘况归咎起来都是由欧洲的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其乌托邦的哲学，以及担心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和放任自由经济的心态造成的（欧洲害怕而且背弃基督教的传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点拉克先生的书没有提到，但是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
美国也存在这些冲击，虽然比起欧洲我们抵制地更有效，但是能持续多久？ 如果我们注意到欧洲，并正确地理解新政的哲学和遗产，也许我们可以避免重蹈欧洲的命运。
英文：What has the Great Depression got to do with a Dying Europe?
by Ron Lipsman
http://www.intellectualconservative.com/2007/11/09/what-has-the
-great-depression-got-to-do-with-a-dying-europe/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