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地震记事(续三)

肖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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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8日讯】成都人及其他

成都是一个典型的休闲之都,人特别“闲散”,特别喜欢玩乐。任何一种休闲娱乐,在成都一定会迅速流行起来。

远足,是成都人所爱。可是让我这个成都人很看不懂的是,走得再远、风景再优美,大多是一到目的地,就开始打麻将。看到那些风景地遍是打麻将的,我很不解:何必大老远到这里来?去年夏天,跟《文化人》几位朋友上鸡冠山。我和几位女性朋友急不可耐就要上山,男士们却统统坐在停车场喝茶聊天了。停车场那破地方满是汽油味,要喝茶,不如呆家里。我们径直上山去,我边走边嘀咕:“是不是有毛病?开这么几个小时的车来这么好个地方,就坐下喝茶?”“你还不知道?成都人旅游,就是麻将、茶杯换个地方。”

鸡冠山,这个地处崇州怀远的奇美地方,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去过的人不多。这次也毁于一旦。不知道几位茶客有没有后悔那天没到山里走走。

成都人爱热闹也是很出名。哪个地方有人吵架,准会立刻围上一大堆人观看。对这,成都人有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谁吐口唾沫,也会围一圈人看热闹。”但公益精神的表现却不多见,加之成都人特别的散,遇事很难拧成一股绳。彭 州P X项目直接威胁上千万成都人的健康,这事很多人知道,厦门市民、上海市民为保护自己生存环境采取的行动也在成都广为人知,但大多希望的是别人去出头。结果除了三四百人参加的反对这个项目的五 四散 步,其他行动付之阙如,连网络揭露或声援,也是应者寥寥。

……

可大地震来临后,成都人突然变了个样。人道精神、公益精神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经历了天摇地动的漫长四分钟后,成都人自己尚惊魂未定,但一了解到都江堰、北川等地伤亡惨重,就立刻行动起来,投入救灾。血站排长龙,恨不能倾其所有的捐款捐物……有私家车的更是迅速奔赴重灾区接运伤员。救灾车队里,的士很引人注目。说起的士司机,成都市民是离不得见不得。除了特权车,最不守规矩的就要数的士了。我每次出校门,在门口红绿灯处几乎都会看到的士司机闯红灯;有电子眼,司机宁可挤占慢车道挨骂也不肯停下等信号。几年前,书屋一朋友从长沙来,见面后第一句话:“成都司机太恐怖了,车开得这么野!”他不知道近年越发野了,的士更野。不过,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过去只要高价买到营运权,勤快一点,奔个小康不难。现在不行了。中间凭空又多了两层垄断盘剥者。政府以每辆车十数万的高价出售为期五年的营运权,中间除了一个跟政府勾连的皮包公司进行行业垄断,还有个进行二级垄断的中介。层层盘剥,每辆的士一天要上缴的钱高达三百元。司机如果不超时驾驶、疲劳驾驶、快速驾驶,在有限时间内尽量多拉客,累了一个月,除去汽油费保养费,所剩无多。可是开车不守规矩,毕竟威胁行人、骑车人的安全,令人恼火。但这次,许多的士司机自发加入了救灾行列,每天往返都江堰、绵阳等地运送伤员。对沿途素昧平生的路人,象对亲人一样,能捎上尽可能都捎上。平时成都常见的野蛮开车、抢道、蹿位,从未出现在往返灾区的路上,虽说震后那几天,这些路段的车流量是平常的许多倍,却没有出现交通臃堵。实在是个奇迹。

人心宽广,最不能以常规、常态来量度。当巨大的灾难把人的生命的脆弱性呈现在了每个人眼前,平时被物欲和其他东西掩蔽的人与人的联系复苏了。不论是否相识,人们灾难中彼此扶助。久违的团结、信任和关心,使所有亲历者、目睹者倍感温暖。这种大难时刻的人性流露,跟反教育的“教育”制造出来的亢奋和无良机构挑动起来的那种收放自如的“激情”表现毫无共同处。它就深植于人的内心,无须动员、无须说教,完全自发表达。这个事实比什么说辞都有力证明了人类有一些基本价值是坚不可摧的。

但有一类人,人性贫弱之极。

无聊看客,在这方土地永远不短缺。对他们来说,无数人遭逢大难不过是空虚生活中的谈资。他们根本不愿意去理解顷刻间一无所有、甚至原有社会关系也荡然无存的灾民的处境和心理,一味指责灾民懒惰、坐领救济,却拒绝任何反思灾难的声音。当政 府把人民的灾难变成演大戏的舞台,他们沉醉“戏”中,津津有味进行着精神自娱。多少年来,我国总能把丧事当喜事办,不能不承认,这是有很深社会基础的。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遭难的四川捐钱、捐物、出力,这些人不是体味到基于人类一体的互助精神,而是逮住了意淫机会。当我国媒体宣布,美国红十字会对灾区的再次捐赠数额为1000万美元,一位前副局大发宏论:“地震后,美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捐50万美元。一下子就给全世界定了调子。”“后来看到温总理在地震四小时后就到达灾区,看到中央迅速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十几万解放军到灾区,而且所有军种、兵种都出动了,美国吓坏了,赶快宣布再捐1000万美元。”

周围一群人听得兴高采烈,却不肯想想:在我们这个多灾的国家,如果建立起了有效的救灾体系,需要打人海战术,从几乎所有省份调动十几万包括所有军种兵种的军人吗?美国政府首脑捏着钱袋子吗?难道也能像这里,拍下脑袋就可以允诺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美国红十字会完全独立于政府,不像这里在政 府麾下受政 府指挥,人家的捐款怎么就成了“美国吓坏了,赶快再捐1000万”?

阴谋论思维,沉溺于宣传中自我膨胀,国家、社会了无界限——对官家来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等等——在说者,是不言而喻之理;在听者,则不假思索,听了就信。平素的宣传可是真深入骨髓!

意淫者为数不少,发“人难”财的同样不缺。有人硬是从数十万死伤的灾难看出了“钱”机,急急忙忙加入民 政部门麾下诸如“紧急救援促进中心”什么的。没几天,大发了,座驾也鸟枪换炮了。

如此人和事别处当然也有,但发生在灾区,感受很不一样。

至于官家,垄断善款的接受与发放,至今不肯公布明细账。民间团体和个人有言在先对口捐赠的钱或物迟迟不到位甚至挪作他用的事也并非一两起。例如,成都一书画协会打算把义卖所得50万元捐给某校。这所学校不在聚焦点上,不易获捐助。不料,民政部门不允许直接对口捐赠,要求必须先将钱给民政部门,由他们转交。但十多天了,这所学校还未得到这笔捐款。捐赠方很无奈:“什么意思?做点善事这么难!”

事实上,灾后没几天,有关部门就沿途设卡,不让民间自凑资金的人深入到特别需要援助的地方,不让跟灾民直接建立资助关系,钱只能交给他们。可是,再怎么垄断,不愿把钱交由他们支配的人总能想出办法,有些办法很笨,但求个放心。比方说,见到灾民,直接送钱。

垄断善款、如防火防盗般防止民间捐赠者直接跟灾民建立联系,邪门得不可思议。联想到前一阵台湾介绍9‧21赈灾经验,有两点跟这呈鲜明对照,令人感慨万端:“政府不要跟民间抢功”,“民间能做的尽量让民间做”。

成都读书会的书友们

这次救灾,真正的亮点在民间。地震一发生,全国各地自发组成的救灾志愿者队伍就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灾区。很多志愿者个人和组织深入到了那些媒体聚焦点之外的地方,给这些最容易被忽略却格外需要帮助的地方带去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

成都读书会有很多人去了。读书会平时约几十个人,清贫者居多。半月一次的聚会,去的是全成都最便宜的一个破旧茶楼,喝的是三元一杯的茶。但地震发生后,在国家救援远未到位,灾区物质最匮乏那些日子,不少书友买了矿泉水、方便面一趟又一趟带给灾民。这里特别要说说L栋白。我知道他过得不容易,必须靠写作和给高考生补习英语谋生。也知道他一点也看不懂中国股市却把辛苦挣来的不多一点家当全投了进去,这半年多以来,他的家当被股市吞了大半,现在股市继续狂泻,对他来说,进去是“全身”,然后被“腰斩”,如今则只剩了“一条腿”。我还知道这小伙子有洁癖,出门一定随身背个包,里面一定有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这是他嫌外面椅凳不干净,专门用来垫坐的。但知道灾区情况后,坐不着了,抛开自己的困窘和个人习惯,赶公交车去了都江堰。呆了好几天,发回四个字短信——“惨绝人寰”!那些天,他一直跟灾民在一起,晚上就睡灾民的帐篷口,这对于有洁癖的他来说,在过去根本不可想像。19号傍晚时分,他从都江堰回来了,神情很沉郁,什么话也没说。周老知道他还饿着肚子,邀请大家一道去餐馆。我有事先走了。后来听周说,他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看着桌上几盘很平常的菜,喃喃自语:“灾民要能吃到就好了。”

进入灾区时间最长、次数最多,也最深入的是T作人、T诗林、杨雨、X林蓉。第一次是从15日到19日全程陪同香港电台电视记者拍片。整整五天,日夜兼程,走遍所有重灾区,看到了不同于主流媒体宣传的另一面。进入重灾区的路艰难而危险,震裂了的山体随时有巨石砸下来。沿途上,他们一边躲避山上不断朝地面滚的大大小小石头,一边冒着危险用相机和摄像头记录下真实。整个过程中,灾难的可怖程度令他们万分震惊,而香港记者的敬业和某些权威媒体记者浮光掠影作风的强烈反差,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路上一些花絮很有意思。在距北川县城约20公里处碰上戒严,不仅记者和其他志愿者的车被阻,连救援车队也被阻。一问,武警答“胡锦涛要来”。突然,一句非常粗野的咒骂从文静秀丽的谢女士嘴里脱口而出:“胡锦涛—XX!”武警战士先是一惊,随之默然,再过后,说:“我也是灾民,在这执行任务也是没办法。”滞留路边的救援人员说起了二话:“谁耽误救灾?”“一号首长!”

到了北川县城,北川中学废墟的悲惨情景带给他们无法言喻的震撼,特别是建筑垃圾中露出的六个遇难孩子的手令人伤心。这六只手都同一个姿势:向上伸出。显然孩子们生前一直在挣扎、呼救。如果救援及时,是应该能够生还的。再往废墟深处走,遍地是被砸滥的课本、文具,上面粘满遇难孩子的血肉。看到这,几个汉子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可在这样的时刻,有人在干着另一种活。作人边痛哭边收集课本、文具,一着便服的男人过来:“你是家长?”“不是!”男人恶狠狠“哼”了一声走开了。当作人开始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很快又有几人围过来,在离他不足一米的地方挑衅般近距离对准他拍照。另几个在不远处对准诗林先生拍照,但听了诗林一番话后,有些羞愧,没再出现在眼前。

这五天,他们在北川、什邡、德阳、绵竹、映秀访问和结识了许多灾民,他们的诚挚、善良使他们赢得了那些遇难孩子家长的信任。

这后来,他们分别又进了几次北川。据T作人说,北川县是最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之后申请羌族自治县一直未果。多少年了,北川始终是个穷地方,这次却遭受灭顶之灾。他认为近若干年无序开发、疯狂开发对此要负很大责任。谈到这个问题,他很感慨:“这次地震,是最没有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的人承受了‘现代化’的最大恶果。”

这个事实令人心酸。

但另一事实则令人愤怒。北川旧城处在不安全地带,这是相关部门早就知道的,所以三年前就开始在王家山用钢钎加固岩体。党政部门也早都搬迁到了相对安全的新城,但学校、医院、幼儿园一个也没有动。

6月21日读书会:死难学生家长没能如约前来

数千校舍瞬间坍塌,把几万孩子埋葬在了瓦砾下——据凤凰周刊披露,遇难学生已达2万——,鲜花般的生命以活着的人无法想像的痛苦方式凋谢了。

无数事实表明,不合格校舍是最大杀手。教学楼是不允许预制板结构的,但坍塌的都是这种结构,而且无圈梁,许多教学楼甚至没有设计图;不仅结构违规,不少坍塌校舍的预制板还用铁丝冒充钢筋,水泥也是劣质的……。

面对痛失儿女、要求讨个公道的家长,某些部门一如既往,找出种种理由来忽悠。

比如,作为校舍质量问题当事方之一的四川省教育厅,迫不及待用震级超过预计强度、校舍建筑时间长、校舍陈旧、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之类说辞来解释学生伤亡惨重这一事实。某些“专家”、“权威”也出来忽悠——他们干的事,我有一比:主子作了恶,他们跟在后面消除作恶痕迹。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马宝民研究员为了解释何以相邻建筑有的倒有的不倒,找出了“场地土对地震波的反应不一样”、“地震波是波浪性传递的,碰到峰顶受到的破坏就大,碰到谷底受到的破坏就小”,还有房屋朝向、修建年代久而缺失抗震设防,等等理由,独独回避了豆 腐渣质量这个要害。然而,这次校舍垮塌偏偏是:很多地方都是旧楼不倒新楼倒。这个事实让省教育厅和“专家、权威”所谓校舍陈旧为垮塌原因之说不攻自破。而“专家、权威”的震波说、峰顶说,如果是几栋教学楼垮塌,也许解释得过去。可是倒了数千校舍,而且,地处平地的聚源镇除了学校倒,什么也没有倒;紧邻新建小学四周的楼房无一倒塌,偏偏中间的学校塌了,并非灾区的重庆也是唯独倒了两所学校;更多地方是官府挺立学校倒掉;同样是学校,也同样处在八级地震震中地带,刘汉希望小学全部屹立不倒;青基会资助建的和香港援建的那几十所希望小学也全都屹立不倒。就好像刘汉希望小学承建方和青基会、香港那些希望小学承建方给震爷行了贿,特意让震波峰顶避开了;好像震波峰顶也懂官本位,只袭击学校、医院和民房;好像震波运动还特别刁,非得钻进四周建筑的中间去直捣新建小学……

这种种说法忽悠不了一般人,更忽悠不了收集了豆 腐 渣证据的家长们。于是,文的不行来武的。前一向,全国抽调了五千特j到灾区。这消息让人纳闷。在停止生命搜索后,灾区需要的是医生、心理学家、防疫专家、规划师……,并不需要格斗擒拿身手不凡的特j。如果说灾区有人趁火打劫,那也是极少数,本地警 察足以对付,何需全国特j千里迢迢来这里?是的,死难孩子的父母在讨说法,可是难道不该吗?他们的言行也许不那么温良,但过激一点的充其量也就是掀掉哪个教育主管部门的牌子——家长认定,这个部门对豆 腐 渣教学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子女死于非命的悲愤家长,掀个什么牌子算多大的事?至于用上特警 ?可惜,真用上了。垮塌的学校,像聚源中学、北川中学这些死伤特别惨重的学校都被特警接管了。

家长们想诉诸法律,没有法院受理,也得不到任何法律援助。逃避责任的地方当局置外地特警于不义,让他们去对付家长。家长们十分无助。20日,北川四位遇难学生家长来到成都。找到谭、周等几位诉说遭遇:他们投诉无门,受到威胁和殴打。来者中一位姓沙,手臂上的伤都是新伤。支持他们的志愿者也受到粗暴对待。一群来自北京的QQ志愿者为北川死难师生树了一个纪念碑。这个碑被青岛来的特警用机枪打碎,还带走了十几个志愿者,理由是,这个志愿者群体没有登记。家长们很珍惜这个碑,认为是北京志愿者的一片心。他们收集起碎片,各自保存了。

听到这,发觉这情节竟跟六十多年前发生在英国一个小镇的故事那么相似:当小镇遭到轰炸时,村民们取下了教堂的彩色玻璃,分别用陶罐收藏起来。但小镇镇民战后重新照原样把彩玻镶嵌上了,一块也不少,这个纪念碑也能有复原的一天吗?

几位家长在诉说时,老周注意到有四个人不声不响坐在旁边。到吃饭时间,决定走远一些。可在饭馆刚坐定,四个沉默的人又出现在旁边一桌了……

周邀请家长第二天下午去读书会讲讲,家长们慨然应允。分手前,给几位家长安排好了住处、说定了时间第二天接他们的时间。可第二天就再也无法联系上了。住在一书友家的那两位上午十点就出门了,她们打算先上街买点东西,然后两点到读书会。结果也没了音讯。

这天下午,因为知道遇难学生家长要来,到读书会的人格外多,还有一位本地报纸记者也来了。

其实,家长的要求非常低:要一个真相。这不只是为了自己遇难的孩子能够瞑目,也是为了今后别人的孩子不再遭受这样的命运。谭、谢一行第一次去北川时认识的一位名叫姜勇的家长就抱定了这样的目标。他在浙江打工,儿子是北川中学学生。得知北川情况后,即刻赶赴北川。15日,在塌陷的教学楼,他找到已经死去的儿子。儿子就在靠近地面不远处,如果及时施救,完全有生存机会。现在黄金72小时已过,儿子的遗体还在废墟下。他恳求近旁武警战士把儿子遗体挖出来。可是战士没有命令是不能在这里挖的。悲愤欲绝的父亲被逼得差点弄来汽油采取激烈行动。最后借得他一个切割机。他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切开了压在儿子身上的预制板,把儿子抱了出来。但更多死难孩子的遗体连这样的“幸运”也没有。他在儿子遗体上放了一张纸条:“儿子,对不起,愿你一路走好。爸爸妈妈”。后来一位老师发现他儿子遗体的废墟处找到一张有些异样的纸,仔细看,这孩子在上面用指甲刻了遗言:“爸爸妈妈,对不起,愿你们一路走好。高一一班,姜栋怀。”竟跟父亲放在他遗体前的悼言一模一样。

面对儿子的死,姜勇说:“儿子的死要有价值。不要再搞这谢豆 腐 渣工程了。费用高点,我们出,千万不要亏了学生。”这是怎样的胸怀!

打压家长,隐瞒真相,是震灾中发生的一场人为灾难。这种灾难的为祸不压于一场地震,也许更甚。刚收到一位好友发来的诗,在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谁敢说自己脚下的土地就会坚实的?谁敢说等待人的不是更大的灾难?”@(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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