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2日讯】有了网络，于是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是与非，就成了网民公开讨论的话题。然而这些关心时事和历史的朋友多数是70、80年以后出生的人，于是纷说不一争论频频。
所谓“困难时期”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有七千万人说，有四千万人说，据网上比较正统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为2158万。对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历史的是与非，历史终会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只是作为一个身历其境的“幸运者”来说，我的生命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于是，只能实实在在地把那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情形记述下来，给历史一个见证，给后生一个借鉴。我向在那场灾难中的死者和今天的生者发誓：我对我所写下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性负责。
沸腾的一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13岁）家庭因政治原因遭变，随大人下放到四川省泸县沙湾乡，现泸州市茜草镇联合村新瓦房。沙湾地处市郊，就当时的农业生产、生活综合条件而言，应该属中等以上水平。
所谓1960年—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具体时间是从1959年的国庆节以后开始，到1962年麦收之后结束。为什么要从1958年说起呢？因为从这一年的10月1日到1959年的10月1日，恐怕是有史以来中国大陆农民最激动、最轻松、最幸福的一年。同时，这一年也是给以后的苦难日子种下祸根的开始。
1958年的国庆节，沙湾乡改成了沙湾人民公社。为了庆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乡农民放假召开庆祝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另外还请市川剧团来唱戏。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爆竹声中便从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工资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灶头，月月拿工资，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是天堂。”
而生活在幸福天堂里的农民自然无比兴奋热烈，无比高兴欢喜，那种换了人间的激动和现代人比起来，可能像是中了500万元大奖，不但自己一生享受，子孙亦得延福，高兴激动势在必然。现在许多农村青年跟本算不上是农民，不但不会犁耙铲搭抛粮下种，甚至一般农活都干不好。另外思想行为也大大改变，想的是咋能挖个金元宝一夜暴富，什么任劳任怨，什么勤劳俭节，今朝有酒今朝醉。
而过去农民穷了几千年，早就穷习惯了。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的穿，一旦有一点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想给子孙积攒起来排用场。不想一夜之间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领工资，顿顿吃食堂，大米饭白面馒头，红烧肉回锅肉，6菜一汤撑死不要钱，叫你舍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于是不吃白不吃还不能少吃，于是大家比着吃吃得满口流油嗝声连连。但是就这也吃不完啊，于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馒头、红苕（地瓜）当成手榴弹来开仗，直砸得社员食堂的屋顶上墙上白的是馍馍黄的是熟红苕，饿过饭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见，骂我们是砍脑壳的短命鬼，骂我们糟蹋粮食不怕遭报应。在那“天堂”般的日子里，老年人还是见不得浪费粮食，想必也知不道真的会有报应。
问题是社员食堂一下子那来那么多吃的呢？
第一，1958年（高、初级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为了赶种小麦许多红苕都顾不上挖，而且挖回来也愁没地儿放。于是用犁头一犁，紧大个的捡几个算几个，烂在地里的红苕比收回来的还多，不愁没粮食。
第二，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任着浪费、任着不当日子过也要让大家吃好吃个满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产风”*1。成立人民公社就等于进入了共产主义。收回社员的自留地，不再分粮食给个人，各家各户之前养的猪羊家畜统统共产了去（我家有头百十斤的猪被收去，后来反“共产风”退赔了20元钱）。同时生产队也大养生猪，所以一时间才会有这么多吃的。
开始一个生产队一个社员食堂，大人小孩8人一桌。我们新瓦房队只有一百人多一点，食堂就设在新瓦房屋基。新瓦房是从前黄姓地主的宅子，三合院正屋打通做饭厅，一开饭十几桌人嗡嗡叫。我家和邹大爷（邹海清）家合坐一桌，那时我和弟弟十几岁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不管米饭馒头大肉小炒，五抢六拖吃得稳（眼睛看得稳）、准（筷子夹得准）、狠（心肠来得狠），唰唰唰几搞撬就把菜盘里的精华一扫而光。这也不完全是我们弟兄贪吃抢吃，就是文明慢请，周家的儿子才几岁也吃不下几块肉。于是周大娘就觉得吃亏了，骂周三周四道：
“没有你狗日的们要吃，有了又不吃！”
把肉拈给儿子劝说：“再吃点，这不吃那不吃就等着吃亏！”有时候还硬朝儿子嘴里塞，塞得两个小家伙哇哇大哭。
人幸福狗当然也幸福，我有条黑花狗，天天跟着吃食堂，月把下来长得油光水滑，肥得像头小猪见生人都懒得吠叫了。记得少年时学历史有首赞颂李闯王的儿歌，说是“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然而李闯王真要坐稳了江山，不纳粮恐怕是骗人的，不过公社食堂海吃海喝大肆浪费，倒真有些“吃他娘喝他娘，吃完喝光去他娘的”味道。
祸根
十一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大兵团作战，田间地头红旗招展喇叭高亢。横幅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亩产双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广播里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赶美”、“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胜天堂”。建制也改了称谓，公社是营，管理区（大队）是连，生产队是排，小组是班。像军队一样把社员集中起来劳动和吃睡，屙屎尿尿以外不准个人行动，特别有事得请假批准才准回家。
公社招开放卫星“擂台会”，开始不懂擂台怎么打出粮食高产来，原来书记宣布擂台赛开始，于是三声鼓响，红旗闪处一个生产队的干部跳上擂台，高声叫道：“XXX生产队放卫星*2，保证小麦亩产500斤！”
现代的农民可能会笑，一亩500斤算个屁！如今乱种都是八百上千斤的产量。可是那年月没有化肥，种子也赶不上现在的，就泸州地区而言，年成好时一亩田地能打上500斤稻300斤麦就不错了。
话又说回来，现在的人笑笑得有道理，然而当年的人也笑，笑先跳上擂台的干部胆小保守，笑他不跃进，500斤还敢来打擂台放卫星！于是三通鼓罢又跳上来一个，哇哇哇说保证亩产800斤。领导还是不满意，一再二二再三如法炮制，呐喊声中最后卫星放到亩产2000斤以上才算过关。但是打擂台归打擂台，会开了得向社员群众贯彻的，老实的生产队干部回去面对大家开不了口，土生土长谁不懂庄稼，一亩地打2000斤小麦？不日你祖宗八辈才怪！我们队的队长叫易国华，老农民，思想不开窍，公社大队就来组织开他的斗争会，说他思想保守右倾，批判他他还倔强不服，就党内警告，叫他戴罪立功。
水稻之父袁隆平，人家研究高产水稻是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才成功了的。而1958年大跃进既没有高产良种，更没有大面积高产密植的样板和经验，说“双龙出海显神通”，就搞双龙出海。
什么是“双龙出海”呢？后来我在北方才看见，简单讲就是条播。麦种播在5、6寸宽两条浅沟里，撒上土肥掩盖，间隔几寸如此类推。但是我在河南周口和安徽阜阳一带看那里的土地，和四川（泸州）的土地性质不一样，那边是存不住水的沙地，而泸州一带的土地是和和踩踩就能成水田的粘土地。人家的小麦种下去不基本上不用中耕*3（四川叫薅），开春后拔拔草就行了。这里却完全不行，小麦出苗后至少要薅两次，不然因为土粘结板，根须就长不出来麦苗不发蔸*4。不因地制宜，不经过实践，瞎指挥其一也。
再是深耕，大跃进的所谓深耕是挖地三尺，把地底下的老黄泥翻上来种庄稼。是农民都知道，土地表层的泥土是肥土（熟土），下面的是生土（冷土）。生土不但结板冷硬，而且没有有机物，就是放火烧荒开新地，也得种三年庄稼以后土地才能成为熟土，别说立时种植在冷硬结板的生泥巴上了。
其三，我把它叫做“正比逻辑”。这种想当然的逻辑是把种子和产量以正比来计算，认为种子下得越多产量就越高。比如常规种法一亩地下30斤种子能产300斤小麦，为了达到高产就下210斤种，7乘于300，这样一亩地就可产出2千多斤小麦了。于是播种时一眼望去那像是在种麦，金黄黄一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晒麦呢！
“双龙出海”使小麦不能中耕；密植过分苗间不通风；种子超量麦苗长不起来。别说多种瞎指挥，只需其一就足以使粮食减产和绝收的了。
果然到第二年割麦的时候，小麦长得像瓤草，尺把几寸高，麦穗还没有婴儿的小鸡鸡长，有几颗麦粒还是瘪的，大多数跟本就没有颗粒！59年种的水稻也一样，男女老少拉着绳线插秧，干部监督着宁栽密不能栽稀了，谁敢抵触说涮话（讽刺）立马站田坎上受批判。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挥下，1958年秋种和59年的春种，造成小麦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尽管如此，宣传工作却没有落下，为了拍记录片，叫社员把“上面”检查时难看见的边角田地里随便种的小麦水稻拔来，密密地挤放在一块田地里，把几十窝红苕弄来绑在一起算做一窝，任新闻记者拿摄影机撅着屁股猛拍丰收高产景象。
于是老百姓无不骂娘，于是就有先主席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但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却偏偏相信胡说八道，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徐水县书记张某向来视察的毛主席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年产达12亿斤，小麦平均亩产2000斤，主席听了还大加赞许。写到此处不能不感叹一下，看书上毛泽东也是农人出身，那时候他老人家不昏不愦，咋就相信了这种违背客观常识、瞒心昧己不挨边的假话呢？他难道不明白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小麦水稻根本就不可能亩产什么千斤万斤！
其实59年至62年哪有什么大的天灾，起码泸州地区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再说了，真有自然灾害受损失的只会是大块的好田好地？上级看不见的边角背地随便种的庄稼都长得好的很！再退一步讲，一市有灾，一省都有灾？一省有灾，其它省也同时有灾？全国20多个省同时都发生自然灾害？而且这个倒霉的“连裆裤”一穿就是整整三年！
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顾全关系，叫我说最多是1分天灾9分人祸。
我亲眼看见那些瞒天过海自欺欺人的记者们，在沙湾公社的沙坪生产队拍水稻高产记录片，就是命令几百社员从上级不易觉察的旮旯田地里，把颗粒饱满的稻子拔来码在一起弄虚做假的。公社也大搞高产展览，把公社附近的石坑屋基住家弄走，装饰一新摆上麦穗、南瓜、水果等各种农产品给上级参观。
展览馆离我家只隔一条马路，不久竟发现展览馆一到下午就没人看管，有时甚至连大门都没锁。这下可好了我等半大孩子们，或溜或钻进去桂元橘子拿着就吃，间或有人就说是来参观。也不知道为什么展品少了只是补充却没人问津，于是整一个冬天展览馆就成了我和伙伴们的免费水果店，啥时想吃了就去，不亦乐乎，只到水果烂完了方才罢手。
还有一件很少被提起、却无比扰民的荒唐事，就是扒社员的房子。
人们一般只知道大跃进炼钢铁，泸州地区每个生产队抽3、5人去叙永县大炼钢铁，家里的人也搞小高炉炼，把锅、门扣、抽屉把手凡是金属都收去炼了，赔了本钱功夫炼些没用的黑砣砣到处都扔着是，一面却敲锣打鼓地到处报喜，说是炼出了多少多少钢铁。
而为了粮食增产就扒社员的房子，房子和产量有何关系呢？有研究说老墙土是上等肥料，含有这样那样多种有机物，一亩田地撒上多少老墙土可以增产多少斤粮食。且不说老墙土能不能够使小麦水稻亩产，为此把农民住了许多年的家园，一声命令就扒得鸡飞狗跳哭声不断人无居所，祖坟被挖也没有这么伤心！震天吼地房子扒了，老墙土碾碎撒下地，产量没见上去被扒房的人家伤心欲绝，三家两家挤住在一起，捉襟见肘许多叨骂，夜里尿泡尿都得用内功夹着慢慢尿，不然尿尿声音大惊动四邻以为是下雨了呢。
哀哉！估计研究老墙土做肥料的科学家们多半作古了，如果还活着并且能看见我的回忆文章，会不会为他的缺德研究脸红呢？
至于农业机械化的所谓成果根本不值一谈，什么水耕机（耕稻田）、插秧机和用脚凳的木牛流马等，除了闹笑话没有一样是能用的。如水耕机，泸州一带多丘陵，稻田块小泥脚还深，拖拉机改装的水耕机下田去既不能耕又爬不上田坎，反而要几十个人成天拉上拉下，田坎道路整得烂翻翻不能行走，笑话百出劳民伤财莫过于此也！
还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也顺便说一下，就是打狗喂牛。和老墙土肥田一样也不知是那个缺德的科研人员想出来的，说是狗肉性热，人吃狗肉御寒牛吃了也不怕冷。于是上级一声令下，每个生产队都成立打狗队，打死的狗交给养牛社员，剥皮煮煮给牛吃。可是牛们却不识好歹，只吃草不吃肉，于是就盛在竹筒里上几个人把牛逮牢，一筒一筒地硬朝喉咙里灌。狗肉倒是灌下牛肚里去了，不料第二天牛就屙血。反映上去干部说屙血就表明狗肉起作用了，继续灌。继续灌就继续灌，灌得牛们奄奄一息连草也不吃了，只到死了牛才停止。看来“科学”不一定都科学，科研人员里边也有那种不学无术胡说八道的骗子。
（未完待续）
注：
*1“共产风”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主要内容是：不承认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贫富队拉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公共积累过多，义务劳动过多；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某些财产。一句话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
*2放卫星：在1958年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之为“放卫星”。现在泛指不切实际、吹牛皮、说大话、夸大声势。
钱学森于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用充分的光合作用可以取代施肥和耕种技术，根据他的估计，亩产可2000万斤的20倍，论证亩产万斤是可行的。
*3中耕：中耕可疏松表土、增加土壤通气性、提高地温，促进好气微生物活动和养分有效化、去除杂草、促使根系伸展、调节土壤水分状况。中耕的时间和次数因作物种类、苗情、杂草和土壤状况而异。在作物生育期间，中耕深度应掌握浅-深-浅的原则。即作物苗期宜浅，以免伤根；生育中期应加深，以促进根系发育；生育后期作物封行前则宜浅，以破板结为主。
*蔸：(音都)，指某些植物的根和靠近根的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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