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7日讯】知识，就实证科学范畴来说，是人类对于社会、自然的认知和把握，以及对这种认知把握的哲理思辩。其中包括对往昔的回望，对现世的洞察和对前瞻的构想。
今天的中国，把知识硬性地作为他那个经济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必须为它们服务，这就给知识的普世价值闹了天大的别扭。什么经济？新权贵官僚资本；什么政治？一党独大、独裁专断。今天中国的所谓知识，已化尊贵为奴婢，知识者已沦为御前侍从。
这种知识的驯服和驯服的知识，是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刑具畸形的，学人的被制服而适应，二者相辅相成。
对意识形态的这种专政是与经济和政治作为一体化、系统化一起进行的。刚得政权的50年代初，先由毛授意，周请马寅初联合十二位教授敦请毛、刘、周、朱等十人为教师，周开讲《知识份子的改造问题》，毛定下方案，在全国范围中学教师以上的学人中，开展“自我丑化”和“自我羞辱”的竞赛。之后的“反右”，更是对知识份子的人格自尊、基本人性的残忍剥夺，不给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思想以尺幅空间，一线光明。“六四”血洗，更给学人捆绑了难以挣脱的惊恐羁绊。
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诺奖与中国没有“直缘”？那种畸形的知识结构，变异了的学人思维，那方知识领地已盐碱化了，诺奖的普世之花，不会绽放在贫瘠的土壤上。
有人说，中国不是也有郭沫若、钱学森、曹禺、雷洁琼、季羡林等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吗？要知道，他们在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自我丑化”过，并且又“丑化别人”。有的不惜以道德良心作代价，踩着别人护住了自己的面子，也有的沾着老相识、老朋友的血把自己的“顶子”染红。于是也勉为其难地做了“一党毒花”的几片绿叶。也有骨耿腰直者，傅雷拒绝“丑化”自己和别人，以死拒绝“不配合”；储安平说了句“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的实话之后，就“失踪”了，老舍质问一句“谁给了他们（中共）权力？！”投了湖“质本洁来还洁去”了。
“士可杀而不可辱”。他们耿介不阿，慷慨从容，言之诤诤，永为知识份子的楷模！
当前，以疯狂捞钱为目地“教育改革”，一是把所谓的“义务教育”虚拟化，少投入。打着募捐旗号敛财的“希望工程”，越来越没希望，文盲年年扫，光增不减。再就是把高等教育“产业化”，当作生滋敛财的“准工业”：你拿钱，我生产，产品就是“大学生”。中国人在住房难、养老难、治病难“三座大山”旁又多了一座：上学难。他们以“国家”的名义，把中国人牢牢套牢。
“人往高处走”－－一语道中中国人的生命烛光和生命追求。多少人家四壁皆空，也要不惜以全部人生作押，身负重债而读大学，以图在黑暗王国中见到一线光明。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景况十分艰难。报载：明年公务员考试报名已结束。通过资格审查135万，比上一年多55万，比2003年多120万。几个不错的公务员职位，要在千人中出一个；一个较好的职位，要在4000人中出取。
人海般的大学毕业生流，将涌入庞大的民工潮。由于大学生身体素质和工艺熟练水平不抵民工，因此，就业率和工资水平也不如民工，每月只能拿到1200－1500元不等。河南三门峡市有个学生，贷了三万元上大学，债没还上，毕业证到不了手，他连报考“大海捞针”公务员的资格也没有。朝天愁得唉声叹气。这部分人，能永远这样沉默下去吗？！
中国还有一怪：最大博士群不在学校而在官场。人大校长纪宝成近日在杭州放言：“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学校，而在官场”。这是因为，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能够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地摘取“博士帽”（见《钱江日报》10月27日）这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最现代版的发行。中国在建立博士点教学26年之后的今天，已成功地“赶英超美”，一举成为世界“博士大国”。但不少留洋学生诉苦：人家外国人对这不当回事儿。这是继1958年“大跃进”亩产多少万斤粮的人造神话之后，变菌种式的在中国学界的发酵。
如此这般，大学便沦为官府的“后庭花”。“后庭花”以最高的学位证－－那是达于更高官位彼岸的渡船，这“船”能装载官员手中的社会资源。这种合作、交换，虽然有别于司空见惯的鲸吞财物、女色贪婪、包养多奶等等的卑琐贱器，但它却是对知识、对现代文明，最肆意的轻蔑和把玩，最无耻的践踏和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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