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7日訊】知識，就實證科學範疇來說，是人類對於社會、自然的認知和把握，以及對這種認知把握的哲理思辯。其中包括對往昔的回望，對現世的洞察和對前瞻的構想。
今天的中國，把知識硬性地作為他那個經濟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必須為它們服務，這就給知識的普世價值鬧了天大的彆扭。什麼經濟？新權貴官僚資本；什麼政治？一黨獨大、獨裁專斷。今天中國的所謂知識，已化尊貴為奴婢，知識者已淪為御前侍從。
這種知識的馴服和馴服的知識，是靠「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刑具畸形的，學人的被制服而適應，二者相輔相成。
對意識形態的這種專政是與經濟和政治作為一體化、系統化一起進行的。剛得政權的50年代初，先由毛授意，周請馬寅初聯合十二位教授敦請毛、劉、周、朱等十人為教師，周開講《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毛定下方案，在全國範圍中學教師以上的學人中，開展「自我醜化」和「自我羞辱」的競賽。之後的「反右」，更是對知識份子的人格自尊、基本人性的殘忍剝奪，不給自由、民主、人權、法制思想以尺幅空間，一線光明。「六四」血洗，更給學人捆綁了難以掙脫的驚恐羈絆。
半個多世紀以來，為什麼諾獎與中國沒有「直緣」？那種畸形的知識結構，變異了的學人思維，那方知識領地已鹽鹼化了，諾獎的普世之花，不會綻放在貧瘠的土壤上。
有人說，中國不是也有郭沫若、錢學森、曹禺、雷潔瓊、季羨林等等一批「大師」級的人物嗎？要知道，他們在一次次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曾經「自我醜化」過，並且又「醜化別人」。有的不惜以道德良心作代價，踩著別人護住了自己的面子，也有的沾著老相識、老朋友的血把自己的「頂子」染紅。於是也勉為其難地做了「一黨毒花」的幾片綠葉。也有骨耿腰直者，傅雷拒絕「醜化」自己和別人，以死拒絕「不配合」；儲安平說了句「自由在國民黨是多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是有無的問題」的實話之後，就「失蹤」了，老捨質問一句「誰給了他們（中共）權力？！」投了湖「質本潔來還潔去」了。
「士可殺而不可辱」。他們耿介不阿，慷慨從容，言之諍諍，永為知識份子的楷模！
當前，以瘋狂撈錢為目地「教育改革」，一是把所謂的「義務教育」虛擬化，少投入。打著募捐旗號斂財的「希望工程」，越來越沒希望，文盲年年掃，光增不減。再就是把高等教育「產業化」，當作生滋斂財的「准工業」：你拿錢，我生產，產品就是「大學生」。中國人在住房難、養老難、治病難「三座大山」旁又多了一座：上學難。他們以「國家」的名義，把中國人牢牢套牢。
「人往高處走」－－一語道中中國人的生命燭光和生命追求。多少人家四壁皆空，也要不惜以全部人生作押，身負重債而讀大學，以圖在黑暗王國中見到一線光明。近幾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景況十分艱難。報載：明年公務員考試報名已結束。通過資格審查135萬，比上一年多55萬，比2003年多120萬。幾個不錯的公務員職位，要在千人中出一個；一個較好的職位，要在4000人中出取。
人海般的大學畢業生流，將湧入龐大的民工潮。由於大學生身體素質和工藝熟練水平不抵民工，因此，就業率和工資水平也不如民工，每月只能拿到1200－1500元不等。河南三門峽市有個學生，貸了三萬元上大學，債沒還上，畢業證到不了手，他連報考「大海撈針」公務員的資格也沒有。朝天愁得唉聲嘆氣。這部份人，能永遠這樣沉默下去嗎？！
中國還有一怪：最大博士群不在學校而在官場。人大校長紀寶成近日在杭州放言：「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學校，而在官場」。這是因為，官員憑藉手中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很能夠在博士考試中「脫穎而出」，甚至有的官員連正式的大學畢業生學歷都沒有，卻能一帆風順地摘取「博士帽」（見《錢江日報》10月27日）這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最現代版的發行。中國在建立博士點教學26年之後的今天，已成功地「趕英超美」，一舉成為世界「博士大國」。但不少留洋學生訴苦：人家外國人對這不當回事兒。這是繼1958年「大躍進」畝產多少萬斤糧的人造神話之後，變菌種式的在中國學界的發酵。
如此這般，大學便淪為官府的「後庭花」。「後庭花」以最高的學位證－－那是達於更高官位彼岸的渡船，這「船」能裝載官員手中的社會資源。這種合作、交換，雖然有別於司空見慣的鯨吞財物、女色貪婪、包養多奶等等的卑瑣賤器，但它卻是對知識、對現代文明，最肆意的輕蔑和把玩，最無恥的踐踏和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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