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 尊敬会议主办方并请转致全体与会者：
女士们、先生们，多余的客套话我就不讲了。三月五日被中共当局正式阻拦参会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大陆距民主自由究竟还有多么远？我还能不能为我的祖国（不是令人憎恶的党国）做一些事情？
思考中，有一点令我的反应特别强烈，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惧怕人们思想的自由而又不择手段地扑灭这种自由，究竟是显示了威权主义的强大，或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没落呢？——我的切身感受是后者。但是，处在如此一个已可分明感觉得到的历史拐点上，我可断言特权官有制的维护者必将拿出百倍的疯狂来反抗，其首要打击目标就是代表自由民主的先进力量。换言之，也正是体现并凝聚了这种力量的自由文化运动才恰恰点到了他们的死穴——党官们当下不遗余力的屏蔽，和对异议者的抓捕或监控等等“维稳”措施，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一直认为袁红冰先生等志士仁人发起的、以重建中华文化为目标的自由文化运动乃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正是有感于此，我才不愿安度我的晚年，即使夕阳时光像青春时光一样地被毁灭也是无所谓的。我今生一直都很尊崇谭嗣同。
作为1957年的小字辈和幸存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把一代人的血性，沦于暴政之下也尚未丧失殆尽的血性，同新世纪的自由文化运动直接接上血脉关系。不过，具体说到我本人，很惭愧，在学识上与你们真是不在一个挡次上，况且也是长期从事水利水电专业的，与人文学科隔了一道山梁子。所以，会议主办方在邀请函中叫我也谈谈“文学与苦难”这个题目时，就像在赶鸭子上架了。不过，想到自已苦难的一生也惟有借助文学才能予以形象而真实地表达时，我对文学与苦难二者之间的依存关系还是有了一些领悟的，就像流血牺牲的历代先辈为了免除子孙的苦难一样，我也有这种悲悯情怀，还多了灵肉幸存的表达机会和冲动。
我决定用文学笔触记叙苦难的动机具有多元性，首先当然是寻求第一人称的主观表达，以作者本人真实的经历为主轴，用鲜活的个体生命为支点，着重折射暴政下的灾难史和心灵史，力求使之不致蜕为素材堆砌，并尽量超越妇人般的涕泪控诉，使之具有不可复制的个性特色，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价值。这既是我们这代人的优势，也是笔者的主要动机。此外，我也很想为史家提供一些鲜活的民间史料，尤其是我的难友们各具特色的悲惨故事，以期对一个特定的空前绝后的悲惨世界构成三维立体，把旷世魔王毛泽东钉在耻辱柱上，把始自1911年的、被1949年砍断的历史链条，用血泪重新接上。
从个人的心愿讲，我绝不希望苦难是个没完没了的文学主题。真的！只要一想起“大跃进”制造的多米诺骨般的死亡情景，只要一想起自已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恐怖记忆，只要一想起被禁闭在古蜀王陵墓穴中的鬼魂悲情，尤其是向着一束天光的绝望呼号……我至今仍然会发抖。但，在遥遥无期的苦难中，令我获得生存信心的人性美却是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的，尤其是有的老红军或老八路也敢于在我的诺亚方舟上刻下拯救的徽章时，我对人性美的真谛还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的妻子曾是狂热的红卫兵，她是在我还戴着“极右”帽子并在绝境中挣扎时主动嫁给我的。但这并不是个例。她们，不少右派的妻子们，在苦难深渊中迸发出来的绝世悲情和人性美，我以为在人类文学史上乃是绝无仅有的。我是在跪着写她们。我认为这是苦难主题的升华，也是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独特而悲怆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对旷世魔王毛泽东的强烈控诉。
在人间苦难聚成层层乌云的当头，不时穿破浓云的一束束阳光才是天地之间的大美丽，她辐射着的大悲大善，乃是邪恶不可毁灭殆尽的，因为她植根在一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上。我以为这正是苦难文学的精蕴，而且很有力量。
我不止一次听见曾经的鹰犬讲：“他妈的，伤痕文学真厉害，把阴暗面一揭，好像抛出了一把大问号，硬是把毛大爷否定惨了。”
因此，我想，既然短暂的伤痕文学也能取得此般成效，如果把苦难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仍然死守一党专政的后毛时代，和制造桩桩人祸的官有制度，那就是更加厉害的投枪和匕首了。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能为我的祖国做一点事情，无论她距民主宪政究竟还有多么远。只要努力了，我就感到较之长眠地下的难友更幸运。何况我的身体还不错。
努力，不懈地努力——这也是一个年长者的祝愿。
女士们，先生们，这次无缘同你们当面相识，聆听你们的高见，无疑是我生命终端上的一大憾事，心中也很堵。此刻，除了祝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能及时拜读各项成果之外，还很想同你们交个朋友。我的E-mail特请红线先生转告，此文也请他代读。
谨致
最诚挚的敬意
老 骥 顿首
2009-3-25 于成都寓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