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领袖陈独秀 从拥共到与之绝裂

蓝培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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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玩世不恭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在五岁时开始在祖父的管教下读书,幼年的陈独秀才智慧过人,却不爱读古书,虽在17岁时便考上秀才,然而却称科举制度是统治阶级“玩猴子”。

他在家人的眼中是个玩世不恭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时常把严厉的祖父气得咬牙切齿,所以他的祖父断言陈独秀“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901年,22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姚煜不断压制其他学生,于是陈独秀伙同2位同学强行剪去姚昱的辫子,因而被遣送回国。

这一剪,同时也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陈独秀回到家乡后随即创办安徽爱国会。安徽爱国会遭到官府的镇压,于是他逃往上海,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然而不久后遭到查禁,之后又成立《安徽白话报》提倡白话文,宣传民主与科学。其主要观点为:“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并独立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在苦心经营下将其发行量提高至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然而又迫政治压力而停刊。

1913年,陈独秀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可惜功败垂成,陈独秀因而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宣扬无政府主义,造成与论之哗然!回国后,陈独秀又创办月刊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自任总编辑,并不断发表攻击儒教和传统道德的文章。

五四运动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份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出自《九评共产党》)

1919年1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由于各国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然而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使国人相当不满,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群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来华,拜会被北京大学解职的陈独秀,邀其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立即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21年9月陈独秀主持第1次代表大会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争执。1922年3月共产国际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夺取权力遭到陈独秀的反对,他认为应该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党对党的“党外合作”,而非如附体般潜伏于国民党,隔年7月二大举行,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共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于是陈独秀在此压力下终于屈服。然而也开启了陈独秀与共产党的决裂之途。

扬弃共产

1929年7月,中苏为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冲突。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等口号。陈独秀致函党中央,反对上述口号。11月15日中共党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他承认中共的领导的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每一个错误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遭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律师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陈独秀最后被判刑13年囚禁于南京,在狱中,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以及孔子、道家学说等,思想开始转变,同时也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7年8月抗战爆发,陈独秀得以出狱,在不断的潜心研究中华文化中他扬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出狱后他说自己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他的思想独立,也不代表任何人。

陈独秀在抗战期间发表支持抗战的言论,支持全民动员和政府改革,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在国际问题上,他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类的希望。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新书,在《我的根本意见》及《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提出许多观点:

‘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序言”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陈独秀的晚年贫病交迫,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生活一向保持低调,他拒绝胡适赴美的邀请,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于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享年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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