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
大纪元编辑部：你们好！
“法轮功的历史地位浅论”是用当代气功学知识论证法轮功现象的。撰文的目的，是希望众多的中间群众、包括内心世界尚难以认同内求修炼活动的民运人士，以及听说法轮功、又没有机会多了解一点法轮功的同胞，能从法轮功现象中认识中华文化、特别是内求修炼文化中的某些内容。真能达此目的，此文的心血没白花。我时常在想，作为中国人最荣幸是知晓了什么是修炼文化；最不幸运的是，精通中文却不参与修炼实践，或不知道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对法轮功不易认知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修炼人氏。中国修炼界历来门派之见风气极重，这一旧习阻碍了他们对法轮功的主动了解。法轮功功法易学、安全，高效，易普及，对于抛弃了门派之见的修炼者来说，不是不可接触的法门。用气功学常识分析法轮功的功理、功法等，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让修炼界同仁理解法轮功。
当代气功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气功学基础上、运用常态思辩模式建立的学问，虽说这一理论对修炼的内涵还不能揭示尽然，但利于常人运用分析、比较等逻辑论证方法来理解修炼行为。我将法轮功放在她所产生时的时代背景中向读者介绍，是想让人从整体背景中看清楚局部事件之脉络，有利于消除对法轮功理念和方法的神秘感。中共当局当然希望人们把法轮功看成一个神秘事物，如此即可以“级低劣”、“宣传迷信”、“无科学根据”之论搪塞民口、民耳。
把发生在法轮功人身上的事上升到“法轮功现象”，将法轮功明确为一种文化形式、而且是新文化形式的一种（事实亦正如此），把对大法的信仰上升到新的信仰形式之一，把法轮功修炼人士们十多年来的活动上升到“法轮功运动”的高度来认知，不但可以让人从中理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理，还为论证和叙述法轮功的历史影响、历史贡献、历史意义等议题奠下基石，从而为法轮功的历史定位奠定学术基础。
这不单是给法轮功正名，也是劝人认识祖国修炼文化的真理、救人救心的一条蹊径。人是一个具有自然与社会二重属性的生命体，修炼活动既是一种生命文化活动，这个活动与所处之社会的政治活动就无法截然分开。若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难以认识《九评》内容助于修炼的作用，说自我救度还是一厢情愿的事。
正当我进入最后检点此文的时日，贵报登了加拿大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的公开评论，认为“法轮功将风行世界”。这个论断与我文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说明对于法轮功于世界的影响，正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
吾一子
法轮功的历史地位浅论
文 / 吾一子
前 言
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代，在我们的视野里没有出现过这么一群人，在我们的听闻中也没有过这样的团体——在他们的信仰遭封杀、群体被打压、政治声誉遭詈毁、经济权益被剥夺，乃至生命安危不保之时，他们以他们的信仰，年复年、月复月地向世人揭示真相、启明真理；他们以真诚、善良与宽容，引导着一个又一个陌路的、甚至是曾经有过于他们的人——辩清正邪，自我拯救。这群人，就是坚贞守护自己的信仰的法轮功修炼士；这个团体，就是法轮大法修炼团体。
法轮功又名“法轮修炼大法”，是一个认定“真”、“善”、“忍”为宇宙最高特性，并将真、善、忍作为处世理念的内功修炼门派。内功（气功）修炼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气功修炼文化的香火传承，使华夏文化延续千年至今天，由此缔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自从进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状态，乃至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变。在古中国被视为“仙术”的内功修炼术，从此走进了为草根阶层之健康服务的行列。尤其在1979-99的20年间，气功实践活动在中国本土得到空前普及，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在那千年不遇、群花荟萃、百家争鸣的大众气功运动高峰期的1992年，法轮功作为后起之秀问现于华夏大地。
法轮功出世之际，正值中国大地流行着成百成千的气功修炼门派。作为后来者的法轮功在1999年7月以前，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1999年7月以后至今的10 年，她在国际上得到了总计近3000个褒奖和支持议案，功法也在近一百二十个个国家落地生根，《转法轮》一书被译成近40种语言，由法轮大法信仰人士创办的立体和平面媒体、网路网际工程、歌舞艺术表演团体、影视制作中心等的足迹遍布全球。古代修炼大家们想都敢不想、中国当代修炼界同仁想做却至今不能如愿的这些事，今天，由法轮功修炼士开了先河。单就这一点，就足以让有关学者连问多个“为什么”。
发生在法轮功人身上的现象，已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法轮功现象。这个现象所涉及的学术专科，粗略地罗列就可涉及人体科学、气功科学、哲学、中医学、西医学、心理学、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脑科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等。法轮功修炼士的活动也正在形成一种文化活动，可称为“法轮功运动”。今天，无论是人体科学家还是气功学者，无论是气功保健研者还是从事气功国际化的专业人士，在从事自己的专业课题时，无一能够回避法轮功现象，除非他(她)不在乎做一个驼鸟式的学究人。
30年前的中国民众，有幸历经了一场史无所有的、为时20年的新气功运动。10年前，当局用行政命令强制解散这一民间活动和团体，这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都是无先例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内求修炼文化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她早已扎根于全体国人的深层意识之中。可以预料，一旦阻碍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绊脚石被挪开，一场类似于或更甚于30年前发生的那场气功运动，无疑将再现于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届时，已经誉满人知的法轮功，将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会有什么贡献？ “真”、“善”、“忍”理念，在未来中国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当学者们在新一轮社会体制中重新合议“人体生命运动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跨世纪的生命科学议题时，他们又将从法轮功现象和法轮功运动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并醒悟到什么？
中国气功界的同仁们应该清楚的是：自1999年7 月以来，是法轮功学员用勇气、毅力和智慧为信仰权益冒死抗争的行动，才分散了当局对中国国内其他气功门派的注意力和精力，拖延了当局对气功的扩散打压。法轮功人的不屈不绕，使他们承受了无数的磨难，却间接地保护了中国国内成亿的气功习练者！有人可能会问，法轮功人付出了那么多，到底有什么目的？其实，只要稍稍了解他们的人都不难明了，他们的要求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只希望在“真、善、忍”的故乡、在法轮大法的母国——中国大陆，有一个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完成他们信仰的社会环境！他们为此而付出，为此而不悔。
诚然，法轮功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正因如此，她才是一个正常事物。也因为如此，法轮功人才是正常社会中的正常成员；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喜怒哀乐，也是在波浪式的发展规律中发展，有逆况之时，也有顺利之境。今天的法轮功修炼士，已不是我们10年前看到的他们。在精神层面，法轮功正从一个内功修炼门派向一个新的信仰形式过渡；在组织层面，正从一个气功团体向一个独立的系统上升。据笔者所知，法轮功不仅是法轮功人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更是法轮功人的生活方式。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建立了人体修炼成果运用于社会活动的儒学实践模式。在最近的10 年中，修炼活动与社会活动有机结合并取得眼见为实之成效的典范，当数法轮功莫属。
笔者是1979-99年那场气功运动的见证者，亦是最近10年来海外法轮功运动的见证者。今借此文，对法轮功问世前后的时代背景作一扼要的回顾，就法轮功的功法、理念作一浅尝之析，对法轮功所遭的不公之遇发表一点管见，对法轮功理念于未来中国的社会意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影响和地位试作一评。本人水准有限，只望通过此文，能对法轮功这一正被全球瞩目的文化形式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亦希望一丝良知尚存的同胞参阅文此后，能够对法轮功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知。由于气功的文化根源、实践方法以及相应有认识论、方法学和方法论基础，都与现代科学的诸因素有很大的差异。仅就此因，若想靠一篇长文对法轮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是难能其为的，尤其是对那些尚无气功实践或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法轮功方法、理念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考虑到大多数同胞对祖国内求修炼文化的认识水准，本文站在在普通气功学的层次上展开对法轮功之功法与理念的评介。我想，对于只想了解一点法轮功或对法轮功有一点兴趣的人来说，已淖淖有余。
正 文
（一）法轮功问世的历史背景回顾
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迫使大清皇朝打开了尘封千年的帝国大门。古老的中华文化从此与西方文化正面相触。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曾给中国带来科学救国希望。1919年的“五四”运动，导致“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崇洋迷外的思潮蔓延，不但科学救国蓝图没有付诸实际，中华文化的精髓——内求修炼文化在此时期也不意遭到中国史上的首次否定。幸运的是，民国政府对此并没有刻意主使，大量的民间功夫师和中医师、宗教功夫师，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反制这个思潮。因此，宗教界、医界、武术界和民间流传的传统文化形式仍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流行。一些有西学知识的文化人，通过对中国功夫的实践，又发现了内功修炼活动中的袪病强身效应。“气功疗养院”、“意气功” 等新名词，在民国二十年左右这段时间里应运而生。 自那个时期开始，“气功”一词从此将人们对“仙学”的认识转到强化人体生命活动这个概念上来。
1949年开始执政的中国大陆当局，不断收紧各类民间活动，如取缔了不少在中国大地既存良久的气功修炼门派和宗教门派。对没有取缔的也实施了严厉的管制。与此同时，当局也刻意禁止了因历史的源由染上了宗教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精粹，如内功修持术和尚武技艺，限制她们在中国范围的公开传播。自1950年代中期始，内功修持术由政府部门以“气功”定名，尚武技艺以“武术”定名。政府刻意划定了传播和教授范围，如武术被限制在统编套路的表演和比赛范围；官方允许出版、教授的气功功法，仅限“气功疗法” 一家（由时任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院长的刘贵珍编创）。在1956年至1966年的日子里，“气功疗法”在为数极少的几个高级疗养院内，为党、政、军、警要员和为数不多的官派“劳动模范”服务。这是中华文化包括内求修炼文化在中国史上遭到的第二次否定。这次否定，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第一次要大得多。不过在此期间，民间以师传徒、半公开、小范围传播气功与武术的活动尚没有被明令禁止。
1966年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第三次被否定的时期；这次否定，是全面而彻底的。在这场大劫难中，凡属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所有形式如中医、戏曲、国画、书法、气功、武术等等，一律被宣判为“封建迷信形式”或“旧文化形式”而全面封杀。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领域顿时成了一团死水。那些有幸躲过从1949到1966年一系列政治运动（镇反、土改、公私合营、肃反、三反、五反、反右）的身怀绝技的功夫前辈，此刻无一能够幸免于难。日复日、月复月无休止的挂牌批斗、游街示众、隔离审查、强制劳动等等惩罚，使他们受尽无名冤屈，其中一部分人带着绝技离去。没有亲自经历过这场浩劫的当代中国年轻人和港、澳、台的同胞们，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当时的情景的。
正值传统文化意识在国人心中越来越淡薄的“文革”中期的1972年，北京出现了一种旨在解决癌症病人痛苦的新型内功功法，谓称“行功”，是当时北京画院的国画师郭林女士（1909-1984）在祖传的内功功法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新概念功法，首批学员当然是被中、西医判了“死刑”的癌患者。郭林气功的特点是：不提倡静坐而强调在“动”中炼功；炼功时不意守丹田，只用呼吸法配合慢匀、简单的肢体动作来专一心念，达到畅通气脉、活血散瘀之目的。郭林气功具有了易教、易学、安全、见效快的优势。那时正为文革高峰期，郭林因此被公园巡逻民兵不至一次地赶出公园。但她并没气馁，以不断更换教功地点的办法为病人解除痛苦。最后还是遭到了公安（警方）的传讯。跟她学功的癌患者遭公安逮捕、关押，抄家并没收了郭林撰写的全部气功资料１。
1971年9月，时为中共中央三车头之一的林彪损于宫廷内讧。毛、周二人因健康原因，逐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1974年始，邓着手纠正自1966年以来某些“极左”做法，如有限度地开放了一些文革中被禁的领域，其中包括大学理、工、医、外语专业在全国范围的有限招生，恢复全国性的武术比赛。后者带动了民间武术活动的兴起。今天很多人熟悉的24 式太极拳，便是在那段时间流行起来的。在这种形势下，郭林新气功作为当时唯一公开化的健身气功，也在北京各大公园悄悄盛行起来。中国大陆“公园气功”这道风景线，便是由郭林气功首开其端的。郭林在中国气功史上创建了第一个大众化、现代化，普及型、改良型气功模式。
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文革结束。1979年，中央政府决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文革中被禁止的领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全面解禁。
1978年，上海核能所的顾涵森，用HD-2型红外探测器，在气功师林厚省发气时的劳宫穴前方1-2釐米处，探测到带有可调制的远红外信号。1979年3月11日的《四川日报》，报导了四川省大足县12岁的男孩唐雨有耳朵认字的能力。此后，安徽、北京、河北的报纸也相继报导了报社所处省市的12岁、8岁、15岁的儿童，用耳朵认字和用耳朵分辩颜色的新闻。这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引起了一掀然大波。
对特异功能的认知与否，被御用文人提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某些党化学者为此打出 “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幡号。为了澄清事实，《自然杂志》编辑部于1980年2月在上海主持了一场人体特异功能探讨会，有13 位特异功能儿童和1名成人在这次会上进行了特异认字测试，会议得出“特异功能现象确实存在”的结论。中国范围的气功外气和人体特异功能方面的实验，包括儿童特异功能开发的实验，此后便开始了。顺便一提，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和他的老上级时任中国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张震寰，对这些活动的鼎力支持和谆谆引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79年7月14-19日，中央有关部门在著名风景胜地，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召开了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全国气功汇报会”，目的是为了抢救濒危失传的中国传统功夫。汇报会云集了当时来自全国的高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慕华、方毅，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潭震林，还有卫生部、体育运动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会议肯定了气功的效应。在此会议后，全国各地包括省、市一级，括起了一股武术、气功、民族体育的观摩、交流、汇报、表演之风。传统功夫家眼见为实的硬气功表演，实实在在地折服了现场的观众。表演内容随着电视转播，激起了大众对中国功夫的热望。华夏大地自发的民间气功活动，从此便无遮拦地迅速发酵。
自1979年12月成立了北京气功研究会以后，各省、市、县此后都竞相建立起自己的气功研究会、气功协会、武术协会等半官方机构。据中国官方于1990年代的一次统计，全中国注册登记的气功组织2400多家（中国总计约2000个县）。在笔者的印象中，至1992年法轮功在国内公开之时，坊间言传学员达千万的气功组织却为数不多。“郭林新气功”、庞鹤鸣的“智能气功”（1979年春在北京首公开），张宏堡的“中华养生益智功”（1988年代中叶公开），田瑞生的“香功”（80年代后期公开）或许可排于此列。
群体性气功实践的最直接的得益者是全民大众。其中的一个最明显效应，是治愈了很多中、西医都犯难中的疑难杂症。因此，有的地区出现了医疗费用下降的现象。在社会效应方面，气功活动的普及，使有的地区家庭式赌博现象减少，有的婆媳之间紧张关系（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庭人际关系之一）有了缓和，有的地区烧香拜佛的人减少了，也有的地区出现了治安状况有所改善，等等。这场历时20年的大众气功运动中止于1999年秋。1999年至今，中华内求修炼文化遭到了中国史上的第四次否定。这次否定虽然没有文革那时那样的公开、公然，但已历时了10年。今天的中国大陆，气功只可以在当局制定的“小型、就地、分散”的政策范围内传教，而且在功法种类也有限制，如法轮功就不能传授。
从郭林气功始，中国大地流传的气功功法绝大多数是改良型功法。所谓“改良型”，即把“法不传六耳”传统式功法，改成人人可锻练的普及型功法，其风格和特点也与古典功法有不小的区别。功法的创编人通常都有选择地吸收了不至一种门派的内容，通过自身实践和自身体验，重新整编、组合而成的一种新概念修炼术。由于这类修持方法较适合当代人的生活模式，又可命之予“现代型”、“大众化”修炼术。创编人通常经过小规模的教学试验后，再在实践中适当修整后大规模地传授。除以上提及的功派外，属于改良型、现代型的新概念气功的知名门派在中国还有鹤翔桩、一指禅、禅密功、自发五禽戏、动意功、沈昌气功、严新气功、三三九乘元功等等，这些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功法。
绝大部分功法在传播之初都是免费教授的。此类气功功法的模式，几乎都是郭林气功的增进版或改进版。例如以动式功法为主，不提倡吐纳呼吸，不强调“意守丹田”这个被古人视作金科玉律的方法，却始终强调发挥炼功者意识的主动性。这类功法的优点和郭林气功一样——易学、易教、见效快、不出偏。教学、辅导的组织网路，大多采用了郭林创导的伞形（金字塔型）结构。大多数气功团体都有自己仅限于教学需要的全国性网状组织（气功辅导站），各级辅导站在行政上受命于所在地的民政、体育、卫生等官方部门。改良型、大众化气功，至1990年代初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大半个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有的功法还传向了国外。法轮功就是在这样一个史所未闻的文化大背景中涌现出来的一朵修持之莲。
（二）法轮功功法的气功学效应
一个内修法门必须要有功法和功理二大部分组成。法轮大法的功法名为“大圆满法”，由五套功法组成。
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共八节动作。除了第二节“如来灌顶”属于“贯气法”的内容外，其他七节练“暗劲”，是 “易筋”的内容。这个“劲”是通过一部分骨髂肌（横纹肌）收缩的动作来带引全身骨髂肌的同步收缩。由于骨髂肌属随意肌，可以由意识指挥着活动。因此，全身骨髂肌在意识主导下的同步收缩锻练，提高了全身骨髂肌收缩的协调性和协同能力。良好的肌肉协同能力产生的效应，是属武术内家拳生命线——“整劲”（整体劲）的形成要素。对没有兴趣练拳术的人来说，全身骨髂肌协同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提升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能力。
由于“佛展千手法”中的动作是日常生活中不常出现的。从运动生理的角度说，不常使用的骨髂肌的积极运动，意味着常用的骨髂肌群能得到积极的休息。因为这种“休息”是由另外肌群的主动工作而获得的，所以称为“积极休息”。这就是为什么在练习“佛展千手法”时会觉得肌肉有酸、累之感，但练习后整体的感受是轻松的原因。按法轮功功法要求，在做“佛展千手法”中的七个动作时，全身骨髂肌每次收缩的时间只要求2-3秒钟，这对练习者的体力要求不高，这就使这一功法有了普及的潜力。
“佛展千手法”的每一个动作转换时，都要做合十手，这个手势起到收摄心神和沟通双上肢能量的作用。有人曾患中医所称的“鹅掌疯”，经做双手合十的坐功一段日子后，手掌皮肤剥落的现象不知不觉消失。这一现象说明，双手合十动作起码还有促进双上肢气血的流通，使手掌的皮肤功能正常化的作用。
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共计四个桩式。四个桩式中有一个桩式的双手高于头部，有二个桩式的双手与头部基本平行。这种炼功姿势有引气入脑的效应，但在传统养生功法中却很少提倡。因为双手高过头的站桩姿势，有升高血压之嫌。此非言过其实。因为练气功时的肢体动作，都为了是帮助炼功者集中意念、引动内气而设计的。练气功有个原则叫做“意到气到，气到血行”。如果人的意念随着双手的高举至头部，体内之气也必然会上升至头。“气为血之帅”，“气行血亦行”。体内之气由下向上升至头，必然导致血液上升头部，这势必需要心脏血管和周身血管的协同收缩以克服地心引力来完成。血管收缩的直接结果就是血管壁内压力的升高。这对健康人来说是正常现象，而对有高血压史的人来说，引气上升的动作就有造成血压升高之嫌。这在传统功夫中称为“出偏”。皆由此因，在传统养生气功中不太提倡双手高过胸的站桩姿势。
为什么在练习法轮桩法时，有高血压史的人却不会产生血压升高的反应？本人认为，除了站桩时要有合符气功锻练的正确体态外，如法轮功所言“肩膀放松”、“双腿成滑溜状态”等，“佛展千手法”中的动作在此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全身骨髂肌有规律地收缩–放松–收缩时，肌肉的需氧量增多。肌肉需氧量依靠红血球携带氧分子供应。由于每个红血球携带氧分子的数量是基本不变的，肌肉需氧量的增加，就只能以血液流速加快来完成，说通俗一点，就是红血球不能多带氧分子，但每个红血球可以 “跑”得快一点来提高总携氧量。因为红血球是在血液中运动的，血液流速加快，血液对血管内壁的扩张压力就减小。
再者，人体四肢、躯干、内脏的大、小血管受到了骨髂肌运动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调整血管收缩——舒张——收缩的作用。“双腿成滑溜状态”有引起尾骨尖端（尾闾）的内扣、引动会阴穴处的括约肌收缩的联合动作，可促使第2至第4椎的生理前弯暂时消失，利于督脉之气畅行。这对全身的气血循环、血压下降也有一定的作用。另外，法轮功在做高举手站桩时，没有闭眼向上观双手的要领，这又少了一个让血往上升的因素。以上诸原因，使有高血压史或处在高血压临界点的人，在练习大圆满法时用不着担心出现血压升高症状的理由。相反，练习法轮桩法时，由于意识导引着内气上行，从而有有醒脑开智的作用。
第三套功法 “贯通二极法”。“二极”即为“天极”和“地极”，古人认为是天、地的尽头（最远处）。从练气的层次上说，通过“上冲”的动作，可以引导炼功者的意和气在体内沿着趾→脚→腿→股→躯干→肩→臂→手→指的方向这个纵轴通道，向上升并冲出头顶，再冲至“天极”；通过“下灌”的动作，再引导炼功者的意和气在体内沿着相反方向下降并透达“地极”。这是一种发挥人的意识能动性，将人体之气和天地（宇宙自然界）之气混和的锻练方法，是一种提高人体生命力的高效率方法。久久锻练，会在意识中形成体内左右二个纵向的“气道”。通过意和气在这二个通道中的运动，提高锻练者的意识贯穿自身肉体和物理物质的能力。站在气功学的观点上说，提高人与天地（宇宙）之气交换的能力。
由于这个“气”的通道是有严格的方向性的。因此，第三套功法还可锻练人的意识的定向能力。常人的意念活动往往是杂乱的，更无方向性可言。常人之念头一动，意念一个接一个，海阔天空任施聘。但这种意念活动调动“气”的能力不大，无致于较彻底地改善和提高人的生命品质。若用光作比喻：常人的意念好比手电筒打出的光，射不远。而在气功态中的意念力可比附于镭射光束，有很强的方向性，有较强的穿透力。这里所谓的“气”，是指自然界（宇宙）之“气”以及人体之“气”。在中国功夫中，锻练人的意识的定向能力的方法，当属高级功法。
第四套功法是“法轮周天法”。按中医经络论的描述，人体十二正经的全部以及奇经八脉中的七条脉，都是沿着四肢和躯干纵向分布的。在法轮周天法中，双手的运行路线是与人体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的分布范围相一致的，所以练此功法可以提高上述经络之气的通量。中医把人看成以神为主宰、以五脏为中心、以经络维系的生命体。十二正经之气得到强化，对五脏六腑起到了一个间接强化的作用。从西医理论我们得知，人体的内脏部分是人体内除了中央神经系统以外的最重要的组织器官，由此可见，内脏功能的强化可以从根本上强化人的体质。法轮功解释此步功是“大周天”锻练法，笔者认为这个方法更类似于传统道家和武术气功中的“罡气缠身”功法。
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是动静合一的坐功。功法中双上肢的动作和姿态，促使炼功者能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中炼功。这个状态就是李洪志先生所强调的保持“主意识”清醒的炼功态（“主意识”或“主元神”，在此可模拟于佛教的“我执识”或“第七识”，道家的“识神”，瑜伽的“末那识”，心理学的“浅表意识”）。有炼功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动态气功锻练中，要保持锻练者的主意识的清醒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打坐时，有的人有时会发生“昏睡”，其实质是主意识被沉伏了。古人称这种炼功状况为“顽空枯坐”，犯了炼功之大忌。
法轮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A、打坐中的上肢姿势都是非得在炼功者的浅表意识较为清醒时才能做到位的姿势。B、要求学员不管新老，尽量以双盘腿势打坐。因为在双盘腿势中，炼功者踝、膝、胯关节不寻常的弯曲，对感觉神经的刺激之大，以致脑细胞极不容易进入抑制态，从而使炼功人难以进入昏睡状态。另外，五套功法中的预备势中“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气” 的口令词，在引导炼功者用意识引导自己身体放松、心地安详上有较明显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见，法轮功的全部功法，包括了中国传统气功中的易筋经、贯气法、养生桩法、中脉贯通法、周天导引法的内容。这些内容再加上静式坐功的内容，便形成了一套动静兼备、内外兼练的新型气功功法。她带有明显的当代气功功法之特点，当属改良型、普及型、现代型功法范畴。虽然法轮功在理念上吸收了佛学思想，但其功法有着浓郁的时代色彩。就从这一点上看，法轮功是时代的产物。法轮功功法简要、精练，易学、易练，适应面广，有很大普及潜力。
上述的效应，只是最初级的人体效应。例如，第一套功法中有“身神合一，动静随机……”之口诀。实践者若能炼功时做到“动静随机”，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身神合一”，那么，他/她学第一步功的效应，就不是笔者上述文字可以包括的了。功法只是一种方法，都只能起到“渡河之舟”的作用。学功法的目的，是为了接受修炼理念打好基础。接受修炼理念的目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按修炼思想的要求去做。
必须在此指出：人是一个多层次、非线性、开放的巨系统。若要改善与提高一个如此复杂的生命体的素质，简单的功法是难以胜任的。法轮功功法就存此缺点。但对于只想对通过炼功袪病保健人来说，法轮功功法已经够用了。再说，法轮功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在功法上，而是在她提倡的修持观（修炼思想）上。
（三）法轮功理念浅析
限于篇幅，在此仅列四点，她们是： “真、善、忍”的处世宗旨； “心性多高，功有多高”的修炼概念；修炼 “主意识”的实践准则；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行为规范。
1、“真、善、忍”的处世宗旨
古今修炼大家无一不重视道德的修养，在古代称为“修德”，用现代语言可称为“修养道德”。这个“德”到底应该如何“修”，儒、释、道三家都有表述。简言之，道家要返朴归真，崇“真”为旨；佛家慈悲为怀，以行善为宗；儒家尊仁礼、尚忠义，故以忍让为要。 由此可见，“真、善、忍”理念不仅自古即有，而且是中华传统美德的至简总结。然而，将这三个字明确地提出来作为气功锻练者的处世宗旨的，在当代新气功运动中尚属李洪志先生为先。不论是何种民族、何种肤色、何种国籍、何种信仰，不论生活于何时代，无论老幼妇孺，也不论其受过何种教育、达到何等程度，无论其人是生活在法制社会还是在“人治”社会，只要能认得或听得懂这三个字，就能够理解这三字的基本含义。“真、善、忍”思想引导的行为是维持社会安宁、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所必不可少的。
法轮功虽然主张个人修炼，但若每个修炼人都能按这三个字的要求去做并尽量做好，光就修炼人群对社会的正面效应就难以估量(在1990年代的中国，少说也有1个亿的人投入了气功锻练)。一个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是不会阻止臣民去信仰与“真”、“善”、“忍”有关的哲理的。人若能时时处处按“真善忍”的法则处世，人的生命活动就能与宇宙（自然界）的运作规律相吻合，这就合符了“人天相应”之意。通常来说，凡人要达此境，难于上青天。如今，只要在如此简单的状态中即可“上青天”，又何乐而不为？
2、“心性多高，功有多高”的修炼概念
每个修炼人梦寐以求的是“功夫”。何谓“功夫”？“功夫”如何修来？ “功夫”就是心性改变了以后的事。这个改变是向上的改变，就是“提高”——心性的提高，或者说是觉悟的提高。这个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意识状态，使其意识的状态从浑俗、偏执的常人态，升华到清明、圆满的超常态。由于人的意识是有着丰富信息量的一种能量（物质的一种形式），这一物质与人体之内气（内能量，也是物质的一种形式）有着同一性。清明、圆满的意识状态，可以让人的内气清明、圆满。
气功学对人体疾病的定义认为，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一是内气不足；二是内气的流通欠佳。病之轻、重、缓、急，即是人体内气不足、气血畅通不良的程度的外在表现。这个定义很清楚地阐明了人体内气的“量”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关系。内气“量”的充足，应该属于传统功夫中“圆满”的范畴。然而，有量必定有“质”。这个“质”，个人以为就是指内气的品质。这个品质的高或低，属于传统功夫中所谓的意识之“清明”或“不清明”。由于“质”与“量”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按照哲学定义，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某人的内气状态只达圆满而失之清明，还不能说他/她的内功修炼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因为其内气的“质”还没达一定的精度。这个理论亦可用于解释佛教所谓的“业”（“业力”或“业障”）之说。
佛教认为，人生病是人的“业力”所致。人的“业”或“业力”来自二大途径——先天与后天。其中，后天得来的“业”或“业力”，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染”上又积累的起来的！按质量互变定律，浑俗和偏执的意识的量达到一定阈值，人体之气必然会发生质的改变；当人体内气的质达到一定阈值，人体内的有形体（最小的有形生命体是细胞）从微观到宏观的就会发生改变。人的健康水准（向上或向下的）都是这种改变后的外在表现。所以说，心性修炼是转化“业力”的根本法要。其机理是：心性的提高使意识的质与量得到升华。
“双盘腿”对于成人来说，是炼功中一个比较艰苦的练习，因为它有悖于日常生活中的体势。双盘腿能否做得好，通常认为是与人的身体素质有关。但法轮功人认为，双盘腿做得好与否，也是与“业力”有关。也就是说，某人的“业力”的多少，从双盘腿的练习中也可看出来。笔者十分认同这一观点。怎么说？这是因为，人的“身”的素质，是与“心”的素质相一致的。“业力”之说， 是“身”的素质低下的另一种表达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心性的提高是提高功力的唯一的条件。在功力提高的过程中，人的身体便从低一级的健康水准上升到高一级的健康水准。若按佛教的说法，这是一个“消业”过程。具有现代科学理念的人，可能会怀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但我们从炼功实践中发现一个现象：双盘腿做得顺不顺不好，与人的体质并不成正比关系。有些外表看上去健康程度并不是很好或体质一般的人，经一段时间练习可能做得较好。有的人体质看似很健实强壮，可练起双盘腿来异常艰钜，多少日子下来进步不大。有这种情况，就要从内省入手，去心性上找原因。
从西医理论说，肢体极度锻练的效应机制是纯粹的生理现象，认为这是各人的四肢局部软组织的柔软程度不同所致。笔者之见，双盘腿锻练(其他姿势也一样)是生物反聩性质的锻练方法，即通过形体的锻练来锻练人的意志力（意志力是意识活动的一部分），从而改变锻练者的意识状态，最终让事主得到在其他锻练形式中不太可能得到的精神—生理一体化效应。这个提高又反向地引导人体内气质量的提高；内气的质变引起人体之“形”的机能发生质变。在这里，人的意识的改变是做到双盘腿的根本原因。肉体锻练只起到 “过河之桥”的作用。做好了双盘腿，其实是身心素质都有提高的宏观表现。因为人的“身”和“心”是统一的整体。
有修功经验人都明白一个理——所有的气功实践方法，都是为了改变和提高心性而设。“佛有法门四万八，道有傍门三千六，门门通正门”，“高僧不忌道”等，都在说明这个理。李洪志先生曾多次公开批评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上的“假气功师”。这使我想到儒家“不胜人十倍，不足以为师”之言。这些假大师的大病所在，不仅仅是缺乏十倍于徒弟的气功实践能力，更因缺乏必要的修炼实践而不明白道德修养与功能锻练、道德修养与功力培育的关系，当然也就无从认识与重视道德的修养。 “心性多高，功有多高” 的修炼概念，帮初学者捅破了蒙在高功夫外面的一层窗糊纸。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的整体心性修养，是所有现代型气功门派中最显着与突出的。这是个人的观点，是否精当，当由事实说活。但从法轮功人十年来的表现中，可见一斑。
在佛教理论中，意识被称为“心”；意识的本底（意识的本来面目，意识的发源之处）被称为“心性”。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对“心”与“心性”的锻练关系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意识的清明程度是心性提高的要素；较高的心性又反过来促进意识清明度的提高。如果这个定义从逻辑到实践都是无懈可击的话，那么，“心性多高，功有多高”的理念，就是指导气功修炼的真理之一。
3、修炼 “主意识”的实践准则
李洪志先生所述的“主意识”，是人在清醒状态下发挥作用的那一部分意识。按佛教所言，人（确切地说是成年人）的意识已经受到我们所处这个社会环境的“污染”而处于“偏执”（不圆满、不完善）的状态。这一意识类型在佛教称为“我执识”（“识”为“意识”，“执”为“偏执”）。 “我执”意为：意识中执着地顾及于自己。因意识执着地顾及于自己，“我”在意识（心）中的比重太大，以致过多地为自己着想，造就自私行为。所以说，“自私”是人的意识处于偏执状态的行为。偏执的意识状态，偏离了宇宙的属性——平等与公正。由于人是宇宙中的一分子，人的生命活动便与宇宙的活动芨芨相关。当人的意识状态与宇宙的状态不相一致时，此人体内能量的性质也必然与宇宙的属性不相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修炼之人若想有一定的功就，就必须先立志“克除我执”的道理所在。即使对于仅想把自己的身心维持在现代医学健康概念水准上的非修炼士来说，懂得了“克除我执”的道理，对自己的生命活动也将有益无弊。
李洪志先生所言的“副意识”（副元神），为了有利于理解，我们可以用道家的“真意”、“真性”，佛家的“第八识”，瑜伽的“阿拉耶识”或精神分析学中的“潜”意识来附比。由于人的深层（潜）意识与人的日常生活活动的联系并不显着，而且人又难以同时修炼自己的浅表和深层二个意识，可以想像，主导人的常态活动的主意识一旦因练气功而被沉伏，至少此人的修炼活动将无助于提高此人的日常活动（工作、学习、生活）的能力。因为人的日常活动，主要是依赖“主意识”的活动完成的。如果说，主意识被沉伏的修炼法，对于有信徒供养的专业宗教人士来说是合适的话，那么，对于想把修炼活动作为业余功课的人来说也不会合适。尤其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都市修炼人，多是为了通过修炼来提高日常工作和学习的能力，与此同时行克除我执、圆满意识之功，并非人人都为“了凡入圣”、“成佛作祖”而修。而修炼主意识的炼功准则，至少为“去我执”典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同时，亦从根本上帮助现代人解决了修炼上的一个普遍难题——如何摆平内功修炼和常态生活的关系上。
4、“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行为规范
人受到非分的殴打或辱骂，在生活中算得上是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之事。然而，法轮大法弟子却被师傅要求“一反常态”，即在身心遭到外来侵犯和侮辱时，不仅不对抗，甚至连瞋怒或瞽目于施暴者的行为都没有（这当然是出于自愿的）。站在公益立场上说，这个行为规范是最有利于化解人际矛盾的办法。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这完全处决于一个人的心性修炼程度。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行为，在功夫界一直是衡量一个修炼人是否有真功夫、高功夫的标志之一。对这一行为规范的解释，李洪志先生还有一个来自气功实践的实质性依据——“白黑物质互换”或称“德业互换”之理（笔者为自叙方便，擅取之名）。这一理论，笔者认为是法轮功创编人在修炼实践中发现并总结出来的非常宝贵的学说。这个理论不但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行为的思想依据，而且还不意解答了“吃亏就是便宜”这一中国特有的理念的实质。有了 “德业互换”理论，“吃亏就是便宜”这个从逻辑上一时难以让人明了的哲理说，就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显示出其生命科学的涵意。
气功学认为，人是一个身心统一的整体，人的意识活动能够对人的生命运动发生巨大的影响。中医认为，人的情绪与人体内脏的状态密切相关，故有“五脏配五志”（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理论。西医认为，人的负面情绪会引起体内苛尔蒙（激素）的变化。例如，人在动了“怒”的情绪（发怒）时，肾上腺素升高，引起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心律加速，呼吸急促等交感神经兴奋、副交感神经抑制的生理反应。这是一种极不利于人体机能正常化的生理负效应。从功夫界前辈们身上我们得到一些教训：这些变化若发生在炼功人身上，对其身体的伤害度远甚于不炼功的人！其中机理简言之即，炼功人的内气相对较足，一旦动了情绪，上述的生理反应比普通人更甚多倍，对人体机体的负效应可想而知。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不动情绪。可以有多种方法。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行为规范，个人认为，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具体方法，因而不要经任何特别训练就可以避免上述负效发生的至简、高效要法——只要能够做到，上述的机体负效应便无从产生。李洪志先生用这个行为规范保护了大法学员的身心。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是检验“真、善、忍”思想的试金石，也是检验学法人心性是否真正提高了、“主意识”修炼是否日常化的可见依据。对于一个立志通过内求实践提高心性、完美身心的人来说，时时利用日常活动中的因素来提高心性，无疑是一条修炼的快捷之路。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行为规范，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修炼“真善忍”、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心性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途径。六祖慧能若在天有灵，知悉人间尚存此法，恐怕亦会为之感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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