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5日讯】一九九九年七月底八月初，中共开始给法轮功抹黑宣传，我去北京上访，因此被绑架到洗脑班。我自己和家人精神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单位安排了一些媒体采访我，我对他们讲了自己炼功受益的体会，但事后出来的新闻与我说的完全不同，我成了被当局所谓”教育转化”的典型，媒体利用我做道具来欺骗民众，欺骗其他法轮功学员。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假新闻都是用类似手段制造出来的。
我在此再次声明，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心智不清醒，所说所写的“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等口头或书面的材料，是被逼迫所写，并不是内心真实的意愿，是无效的。那些媒体的报导完全是造假的。任何人利用以上“材料”去欺骗别人都是达不到目地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
我按照信访局工作人员的要求提供了个人的资讯。填写完上访表格后，那个接待的人说，其实接访员早就走了，我们是公安，等着在这抓法轮功，来一个抓一个，凑够一车就劳教。当天晚上，几个烟台公安来信访局，两个人把我夹坐在汽车后排座上，带到了烟台驻京办事处，我这个守法公民就这样无理被绑架，随后被劫持回烟台。
当时的中共芝罘区党委书记魏秀田（此人后来因受贿被判刑十五年），指使我原工作单位芝罘区检察院，私设牢房，把我囚禁在单位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由女同事24小时轮流值守，严密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被当成犯人对待，被自己的同事包夹，监控，连上厕所都不让关门。
检察院这个本应查处非法拘禁的单位带头犯法。中共把自己制订的法律践踏得一钱不值。
单位里的头头趁机或明或暗的向我家人提出钱财要求，那些看管人员每天在餐馆吃饭的钱要由我家出。单位头头还趁机敲诈，要我家人给他装修房子。
在这段被监禁期间，我被剥夺了一切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每天除了短暂的吃饭上厕所，剩下的时间全部被强迫浸泡在充斥着谎言和欺骗的电视、报纸和书籍里，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轮番和我谈话，不许睡觉。女同事奉上司的命令夜里不让我上床（桌子拼的床）睡觉，一看我上床就去拉扯我，叫醒我。
反贪局一个叫臧国章的人（此人几年后暴病身亡），带着几个人，夜里轮番找我谈话，不许睡觉。话语间，以我的前途、工作、家庭甚至进一步监禁迫害威胁恐吓我，逼我写保证，逼我放弃信仰。这样几天下来后，只觉的头脑昏昏沉沉，无法正常思考问题。这一切手段都是中共从上而下安排好的。
当时媒体上批判法轮功的文章铺天盖地，一时之间，阴风煞煞，仿佛文革再现。
亲友们不敢谴责中共，只能暗暗为我落泪。用当时单位头头的话说法轮功学员的“政治前途已经死亡”。这个词意味着在中共掌控一切社会资源的社会里，你会倍受歧视和打击，成为失去一切权利的最低等公民，甚至贱民。
欺骗是中共的另一个惯用伎俩。它们对一些法轮功学员说写个假保证让我们交个差就完了，你心里怎么想是另一回事，你回家怎么炼谁管得着。然后他们再拿这样骗来的保证去骗更多的学员，说某某站长、某某战长都转化了，就剩你了。给你制造出一种错觉，好像这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在被这十三亿人打击。
因为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和高压洗脑，也因为多年受中共党文化教育，以为不过是走个过场，我一时糊涂，就违心的写了一份“保证”，后来又用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写了所谓的“悔过书”和“揭批书”，以为可以用这样与邪恶周旋。
人无正气，邪恶会更加嚣张，得寸进尺。写了“保证”，我仍然被监禁着。检察长张学恩对我说，因为我的事影响他的前程，要我去见见媒体，给单位挽回点声誉。我以为我可以借机帮助那些记者了解法轮功学员，澄清外面那些的谣言，就答应了。
随后，〈烟台日报〉〈烟台晚报〉〈现代科学生活报〉〈烟台电视台〉〈大众日报〉〈烟台广播电台〉等几家媒体都来采访我。我如实的对他们说，我是因为相信修真善忍做好人才修炼的。大法是好的，只是政府不让炼了。我还反复对他们说，希望他们能如实报导我的话。但是那些报导他们一份也没拿给我看。
张学恩还对我家人说，要想让我早点出来，要我家人做一个锦旗送给他，当众对他表示感谢才行。单位还找来《现代科学生活报》等媒体记者照了送锦旗的几张照片，骗公众说什么“挽救了”法轮功学员，家人主动送锦旗表示感谢。
随后《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记者来做所谓的采访，其中《人民日报》的那个记者像审犯人一样对我，他说：我现在问你问题，你只准回答是或不是。”然后用社论中那些恶意侮辱师父的话，比如你师父是不是骗了你等等，一句句重复，叫我回答是，我每句都回答说：不是。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他又重复社论中那些下流的骂人话，喝令我去回答是。我发现这个人根本就不想听任何真相，我当即回绝他说：“如果你是来采访的，就要听我说，如果你念社论，再逼别人说‘是’，这算什么采访？这说明你根本就不想知道事实。你自已回家去编一篇就是了，为什么要出去骗人说是某某人说的呢？这还有职业道德吗？符合一个官方媒体的作派吗？”那人对我拍桌大怒离去。后来张学恩斥责我说，本来他想让那记者在《人民日报》上给自己写篇文章，现在因为这事搞砸了。从那以后我就拒绝再见任何记者了。
一个同事来我关的办公室牢房看我说，你上报纸了啊，他手里拿的那张报纸是《现代科学生活报》，上面登了一篇连载文章，说我如何“被政府感化了云云”。还说我如何抨击了法轮功之类，其实我在接受采访时一直是告诉他们，师父教的真善忍是对的，我是受益者，不是受害者。这些文章所谓对我的采访和描述通篇都是胡编乱造，我怎么也不会说那些仇恨大法的话，完全是没有的事。其他报纸，如《烟台日报》的报导也是造假的。烟台电视台和电台的播出我没有看到，但我料想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当时非常生气，我找到张学恩，要求他转告那些媒体澄清不负责的报导，他却对我说：这是政治的需要。给你澄清是不可能的。我这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
我在办公室里被囚禁了二十天左右，在九九年八月被放回家。回家后才知道，那些关于我的假新闻已经被当地政府和媒体传播出去。我因此而提出辞职。
后来，由于我一再给那些媒体写信要求澄清，在九九年十月我再次被关押十几天。二零零年五月，我不得不再次到北京上访。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遭受中共的迫害，先后五次被监禁，而每一次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
事情过去许多年了，心里一直很沉重，在很长的时间里背负着沉重的愧疚。写出此文来，是为了帮助自己更加认清中共的本质，坚定修炼大法的信念，同时也是提醒当初那些参与的人，人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后果，都被记载着，如果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过迁善，才能有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共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所有的中国民众都是受害者，中共一贯就是群众斗群众。也希望还在谜中的世人，能够看清中共邪恶的本质，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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