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今天你们出此下策把我们姐妹俩绑架(因为他们没向蒋出示任何证件,只是嘴上讲是上海信访办的)到此,外面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们住的宾馆是亲属早就联系好的,一出事他们就会往上海打电话,再讲你们冲进宾馆时,我和张律师通话还没结速,因此张律师也会知道出事了。你们何苦呢?快放我俩走。
在农村,广大农民都在渴望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乡镇企业的发展举步为艰。面对这种艰难的局面,乡里的干部着急。突然,中央下达了学习“三个代表”的文件。他们通过学习,茅塞顿开。在它的精神的鼓舞下,经过乡和它的下属各村村干部的努力,对农民的强制高收费顺利完成。
“二胎不扎,墙倒屋塌”!就在我来开封的前几天,写着这类口号的宣传车,还在我门前的大街上窜来窜去。
“对抗是知识分子最感舒服的姿势”这是对知识分子最好的定位。出自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之口。他的著作《仿像和模拟》、《公元2000年已经到来》在中国有出版。他这个观点,打消了一直困惑我以何种角度来解读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历来知识者命运苦难的难题。这是警诫知识者的金语良言。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法典镌刻在一块高2.5米的黑色玄武岩上,中部为282条法令全文,而在上部则是坐着的司法之神向站着的汉谟拉比国王亲授法律的雕像。这幅举世闻名的雕像传递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神为了维护人间正义与公平,才将法律传授给人。无独有偶,西方的《圣经》有着类似的记载。《旧约全书...
今天,当“苏联”成为一个找不到实体的代名词时,我们打开《日记》,与作者重温那段非凡的旅程,心中已全无当年作者那般的激情,只剩感慨。我们坐上遐想的开往莫斯科的火车,立刻就发现了展现于对座的一张令人恐惧的面庞:那是变幻莫测的历史的真容。
血的史实告诉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大兴文字狱,剥夺公民权利,造成千夫诺诺,万马齐喑,噤若寒蝉,其必然结果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呜,真理被践踏,人才遭迫害,文化被破坏,社会大倒退。
其实“基层民主”这个说法本身暗含了对民主的一种科层化解释。民主意味着政治共同体的自治,民主的过程就是一个在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反科层化的过程。换言之,民主与基层这两个概念分明就是死对头。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的选举改革,目的都是要摆脱村委会和居委会作为政府“基层”或派出机构的角色束缚,而成为多中心治理框架中的一个个自主性支点。一旦离开这样的目标,单纯的选举能够发挥...
在中国,公民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就是权大于法。2001年3月,北京市国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制造的《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权大于法的案例。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相信集权主义者会给你说话的地方,那就是相信身边的豺狼会对你温柔,相信这个制度会给你保障,那是相信狐狸会对你媚笑。晓波兄也好,东海弟也好,还是无数个在国内“爱发牢骚”的人,你别看现在狗腿子没动你抓你,那是他们引而不发,谁敢说一张张的弓箭没弓拉满、箭上弦对着你们?只要政局不稳,发生一丝毫动荡,我们这些“爱发牢骚”的人就是徇葬品。
中国共产党是外强中干的。表面上看它拥有人数最多的党众,有数以百万的军队和军警维护着它的统治地位和权威,可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政党。然而,它又是最懦弱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旦没有了这些武装力量等国家机器的保护,它可能连一天也难以存活。共产党对此非常有自知之明,所以它始终不敢离开武装力量保护的堡垒,并且不敢让人们对它的行为和主张进行任何讨论和非议。
随着冬季寒冷气候的到来,中国正在展开一场大逮捕。逮捕上访者,逮捕拆迁户;逮捕律师,逮捕教师;逮捕基督教信徒,逮捕法轮功学员;逮捕网上发表政治意见者,不管你是大学生或者商人或者公务员,也不管你发表的看法是主张宪政改革或者要求政治腐败或者替农民喊穷叫苦。二零零三年,这个白色恐怖的十一月。
在近代中国100年的新闻史上,或许只有“萍水相逢”四个字可以承载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与梦想。“萍水相逢”所提到的邵飘萍、林白水,是中国最杰出的独立报人,他们亲自创办独立自由报纸,亲任时评主笔和社长,当无冕之王,冒无头之险,不顾自身安危,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奔走呼号,向专制敲响警钟,写出振聋发聩的文章,以死立言,最终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独树一帜的楷模人物。
问题就在这儿:一个新闻来源单一、信息资源有限的人判断自己什么都知道的依据是什么?那依据是否可靠?他/她如何可能意识到自己不知道?
孔子有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说的是如果学生自己不为某个问题大伤脑筋、苦恼困惑的话,他是不会轻易去启发教诲这个学生的。也就是说,自身要先有解决问题的欲望这个内因,外因才能因势利导,起到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虽然没有“上访”这一概念,但是,公民的上访权却可以从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推导出来。
本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政见的文章,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获罪以来,百思不解,寝食难安。面对铁窗高墙,想到我本为争取自由而为文,却又因为文而失去自由。每念及此,心扉痛彻,泪飞如雨,欲辩忘言。
只要认真分析,就能看到现在宣传杨利伟,实际上是在宣传、称颂江泽民。
这个子命题的意思是:一切事物(不论是天然的客观事实,还是人主观创立的事实),只要是事实,其基础都先于经验。
但是,在中国,人民的意志“高度统一”。在各级领导的选举中,在法律法规的通过中,得票率一般超过95%。由此看出,武力解决不应该是中国政治家处理国内政治关系的必由之路。只能作这样的假设:所有的中国政治家并不认为人大的投票就真正代表民意。也就是说,某一政治家在人大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如果他不能掌握军权,那么,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哪怕他还是中共中央总书...
我明知他们在踢皮球,但是真理在我这边,我并不害怕同郫县公安局直接对话。当天下午,我找到郫县公安局户政科,要求就延长我附加刑刑期一事做出合理的解释。郫县公安局不承认延长了我的刑期。他们说,法院的判决只是一个形式。虽然法院判处的刑期已满,但是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我仍然属于被监控的对象,因此网上的相关资料没有撤销。我再次问他们是什么样的规定,他们不肯说明,说这是...
被他们按住蹲在角落里,双臂像遭刀劈一样,疼得我浑身打抖。汗水打湿了眼镜片,眼前一片模糊。漏洞出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公安局在邮电局都有便衣随时检查可疑邮件。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从来不要轻视你的对手。我心里闪过念头,怎么通知亚男和崔青海,赶快躲起来,保管好手稿,不要被查收。这是“犯罪”证据,不能落入他们手里。从他们在邮局蹲守,可以判断,其他人行踪他们并没有掌握...
余华先生的这些言论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位姓余的作家——余杰不久前在美国接受万人杰新闻奖的演讲,余杰在题为《我们有肩住黑暗闸门的使命》的演讲中列举一系列事实措辞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政府践踏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行径。面对西方,为什么两位作家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如此不同?究竟谁在撒谎?对比余杰与余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位余姓作家都把鲁迅视为某种思想与写作的资...
中国“解放”西藏,镇压西藏人民、政府及宗教,并迫使达赖喇嘛流亡,已经将近五十年了。半个世纪以来,数十万的藏人流亡到世界各地,他们没有被消灭,更没有放弃希望。大多数汉人认为藏人是个“不文明、无知、肮脏、迷信”的民族,理应被中国共产党解放。事实上,西藏人很骄傲地立足于世界,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极权统治试图或无意中制造的正是“我们”的诞生。“我们”注定是要把这个曾经伟大的民族的个体全部消灭光,这已不仅是一次大清洗,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这个种族!
它的第一代核心以为:用国家的名义,叫几亿劳动力按照共产党制定的计划干活,就能大跃进,就能压倒苏联,就能超英赶美,就能天下第一;因此之故,它宣布: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加计划经济,这个东西能够救中国,中国经济应该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种体制,搞了二十多年,非常听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想大干快上,它向农民伸手,要人要钱要粮;想甩掉包袱下马,它冻结工资,叫城里人上山...
有人说,郑恩宠坐牢,其实是中共高层派系斗争的结果,是江泽民的‘上海帮’要给胡锦涛、温家宝一点颜色看看。这当然也可以说是了解‘国家秘密’的一种说法。但是,却并不容易理解。难道郑恩宠律师是接受了胡、温的委托而帮助上海居民打官司?既然不是,抓了郑恩宠,又能损害胡、温什么毫毛?如果不能损害,那是抓给谁看?
杜导斌“复出”了,依然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高声呐喊,为遭受迫害的刘荻,为因言获罪的罗永忠,为中国的人民,为伟大的祖国,并发起和组织了一次次网络运动,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重视和关注。
我是十月三十日中午从朋友那里得到他被捕的消息的。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过于吃惊。似乎我早已预料到似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否被捕的事情,而是我们所处身其中的环境,不发生这样的事情才是怪事。两天后,我看到了赵达功先生的《我愿陪杜导斌坐牢》,又一次被他们这种英勇的气概所感染,这些天来,一直在想,该写点什么呢?怀念、气愤、呼吁、抗议,这些都有朋友们写了,可是我觉得...
看来,美丽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残酷的现实,一个杜导斌被捕了,十几位民主斗士正在被审判,更多的杨建利、刘荻被关在高墙之内,但从杜导斌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人们知道了更多的人踏上了争取中国宪政民主化的道路。鲁迅先生在世时也是处于黑暗之中,他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大意如此吧)。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路,而且方向明确,路上的人也越来越多,让我们走下去,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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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来,他们风雨无阻,昼夜不停。清晨的薄雾里,有人静静打坐;深夜的寒风中,有人默默坚守;夏日烈阳下,他们向路人递上真相传单;严冬飞雪中,仍然有他们伫立于展板旁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