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1日讯】1936年6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和妻子玛丽亚一起访问苏联。他们于6月17日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隐居地维勒讷沃出发，6月23如到达莫斯科，7月21日离开莫斯科返回瑞士，在莫斯科逗留了将近一个月。
一个月是短暂的，但对罗兰来说却几乎是要命的。罗兰从小体弱多病，访问苏联时值69岁高龄，身患各种慢性疾病。来苏前，他的私人医生叮嘱他每星期至少要有两天用来休息。罗兰一路车马劳顿，到达苏联后，各种活动，私人拜访纷至沓来，医生叮嘱早丢至爪洼国，并非甘愿，实因不能。可贵的是，尽管罗兰被疲惫和疼痛不断困扰，可他仍然坚持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并将其认真地记入日记，才有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罗曼罗兰日记》。
也许是因为高尔基友谊的缘故，也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罗兰担心《日记》为苏联敌人所利用来攻击苏联，罗兰在《日记》原稿的标题页上写道：“未经我特别允许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摘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许出版任何片段。”
50年后，我们才得以一睹这本日记的庐山真面目。
今天，当“苏联”成为一个找不到实体的代名词时，我们打开《日记》，与作者重温那段非凡的旅程，心中已全无当年作者那般的激情，只剩感慨。我们坐上遐想的开往莫斯科的火车，立刻就发现了展现于对座的一张令人恐惧的面庞：那是变幻莫测的历史的真容。
然而，此时的罗曼罗兰却是另一种心情。
1派系斗争
在莫斯科火车站台上，迎接罗兰的是苏联大使达夫强和苏联对外文化主席阿罗谢夫。后者是一个正在走权力下坡路的家伙。罗兰一到莫斯科就成了他争权或争宠的政治救星。他擅自将罗兰安置在自己的住所内。夜晚，当罗兰夫妇准备下榻时，由于出现了某种“意外事故”，夫妇俩迅速“撤离”了阿罗谢夫住所，搬进了旅馆。这件事后来就成为了罗兰在高尔基家与斯大林聚餐时的笑料。罗兰夫妇极力为阿罗谢夫遮掩事实，但斯大林笑着说：“在从前时候，当主人招待客人时，他们在隔夜让一个养得胖胖的年轻姑娘躺在床上——为的是让臭虫吃个饱，使它们不去打搅客人。”可怜的阿罗谢夫！谁的所作所为能逃过斯大林的无所不在的眼睛？“臭虫”事件后，阿罗谢夫逐渐从罗兰的莫斯科访问生活中淡出了。
罗兰来之前，苏联正笼罩在“基洛夫事件”的阴影中。基洛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一青年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所暗杀。尼古拉耶夫和13名嫌疑犯被枪决。许多人受到牵连，怀疑和审查。随后，斯大林声称发现了计划暗杀全部领导人的大阴谋，从而发动了大清洗。在莫斯科，罗兰会见了众多的苏联知识份子——作家，建筑师，音乐家，工程师；除了语言障碍因素外，罗兰敏锐地感觉到谈话不是推心置腹的，他们很多想说的东西不愿或不能倾吐出来。连给他诊病的医生都是紧张兮兮的。罗兰甚至怀疑（并没有明说）高尔基都受到了监控：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掌控了高尔基的全部日常生活。
2艺术生活
在莫斯科期间，罗兰经常被邀请观看苏联电影和戏剧。在苏联对外协会观摩的影片《夏伯阳》给罗兰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也是因为“共产党人第一次使白军的英勇主义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然而，对于其它影片，罗兰不禁几次用到“拙劣”一词，认为要么是“政治宣传品”，要么是对美国歌舞剧的“拙劣模仿”。罗兰不无调笑得在《日记》中写道：“自从取消文艺形式多样化后，人民的艺术趣味败坏成这个样子。”罗兰观看了根据普希金的长诗改编的新芭蕾舞剧《巴赫奇萨赖喷泉》，在剧场出现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欢迎。但他对此剧的评价却是：“不是独创的”，“矫柔造作”。
莫斯科增添了大量新的建筑物，克里姆林宫红墙漆成了白色。“莫斯科正在变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罗兰在日记这样写道，“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他感到惊讶。
有一次四五十位苏联音乐家——代表着苏联的音乐艺术精髓——一起来拜访罗。他们塞满了高尔基的房子，争先为他演奏以前和新的音乐作品。乐曲弹得不错，但罗兰深感遗憾，因为未能听到“新的东西”。
3特权阶层：上层知识份子
作为文化总管的高尔基至少有两套房子，一套在莫斯科，一套在莫斯科郊区。房子不属于高尔基，但高尔基在里面过得很富足。罗兰观察到跟高尔基来往的上层知识份子一般都拥有别墅，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拥有小汽车。
“特权阶级没有钱，但他们有权，有权就可以弄到房子和食品”，罗兰在日记后的《附记》中流露出他对此的担忧，因为这与人民的生活存在着惊人的差距，是一种严重脱离人民的危险倾向。
4人民
在莫斯科，罗兰被艺术家，代表团和权力上层人物包围着，难以深入了解到苏联老百姓的生活，虽然他厌恶各种虚伪排场，更愿意亲近普通人。那些包围着罗兰的人物，犹如一层层厚实的绝缘体，使罗兰无法与人民直接通电。
他只能从6月30日那样的群众庆祝游行中去观察苏联人民，只能从苏联各地纷纷寄给他的信中去了解他们。作家的睿智能否帮助他看透事物的表层？
6月30日的群众庆祝游行给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对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的“领袖崇拜”表示不理解，但他又认为人民在集体游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真诚的。苏联人民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庆祝游行显示了“人民的强大和幸福”。而寄给他的人民的信件，罗兰不相信是“由上面的某种指示指使的”。“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下，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苏联正处于“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考验的时刻。“每一个新时代都是由这种时刻开始的”。
不过这种“成功时刻”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相当不妙的。在罗兰收到的大量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由一个富农的儿子写来的。小伙子在信中提到，由于自己的出身，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对他关上了。罗兰的妻子玛丽亚（她是苏联人，因与罗兰通信而结为连里）——个可敬的女性——对这种残忍的做法感到气愤。“感到为难和窘迫”的高尔基试图证明把社会出身可以的人们接纳进集体队伍中所具有的危险性。他问：如果需要作出选择，牺牲什么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丽亚针锋相对：假定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力对想德国人口中灭绝犹太人的希特勒感到愤怒？这个普通女子告诉高尔基：评价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他本人是什么，而不是根据他父母什么人。罗兰在日记中写道：“高尔基的眼睛中流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试图敷衍过去，提到了正在制订中的，许诺更大自由的新宪法。但这只是自我安慰的借口。”
5斯大林
罗兰有两次见机会到了斯大林。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回答了他的提问。另一次是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区别墅中与斯大林共进晚餐。+
6月28日克里姆林宫的会见从下午4点10分开始，于5点50分结束，对话内容罗兰详载于日记中。
“他的目光依然率直而刚毅，他的笑容依然令人不解。”这是斯大林给罗兰的留下的第一印象。
首先由罗兰提问，花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斯大林没有打断他，只是用红蓝铅笔记下要点。
一段客套话后，罗兰马上提到了“基洛夫事件”：粉碎阴谋是正确的，但必须“公开地提出对他们的不容置疑的，证明被判决者有罪的公诉”；
罗兰对作家维克托塞尔日流放事件中苏联的含糊态度表示了自己的疑惑；
罗兰提到苏联刚颁布的惩处自12岁起的儿童的法律因为法律条文不很清楚，“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
罗兰要求斯大林真诚地阐述一下苏联对和平和战争的态度，“因为公众对苏联与法国帝国主义民主政府建立政治密切关系和军事同盟感到困惑”。
“也许，我们错了。”斯大林说，但他试图为自己和国家的行为辩白。
关于基洛夫事件，斯大林说：“我们决定不给这些凶手在诉讼过程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他们可能把出庭当作讲坛......”
“我们很不愿判罪，处决。这是肮脏的事情。最好处身于政治之外，使自己的双手保持纯洁。”
“国家要求我们变得冷酷无情。”
关于惩处未成年罪犯的发法律，斯大林将其归结为“周围的资本主义地区的敌人的不知疲倦”。
“他们到处渗透，把自己的奸细派入家庭和教堂藏身，把仇恨传播给妇女和儿童，”
“到处出现了15人左右的地下少年匪帮，他们联合起来用刀子做武器。”
关于战争和政治联盟，斯大林笑着说：“共产主义国家可以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结盟。”
罗兰对这次谈话比较满意，因为“斯大林并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与人”，“完全而绝对的朴实，坦率，诚实”。
然而，对于罗兰来说，斯大林“始终是一个迷”，难以捉摸。
斯大林残酷无情，然而在人面前却很随和，朴实，有时还会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这两种性格都是真实的，拥有这两种性格的人让罗兰疑惑不解。这种疑惑在罗兰观察内务人民委员，曾经是秘密警察头子的亚戈达时也同样存在，对热情洋溢的苏共才子布哈林也是如此，后者谈到对敌人的镇压时，认为应该“不择手段”。这种疑惑罗兰的心头萦绕不去，一直伴随他离开莫斯科。
6书检制度、驱逐、监狱和集中营
亚戈达宣称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甚至白党的信件也可能自由来往。但事实上，罗兰和朋友的信件暗中受到苏联的检查，因为信件收到时已被拆开，信封上“粗暴而无耻地”盖着“从信箱取出时已破损，信封贴得不牢”！对此种做法，罗兰在日记中俏皮地说道：“富歇（法国警务大臣）的警察也许会做得更周密一些：在把信纸放回信封内时，应该别把它们搞混了......”
集中营是预定给刑事犯用的，在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就关押着20万人。其实罗兰很明白在集中营中关押的并不全是像亚戈达所说的那样都是刑事犯，也有无辜者。按照亚戈达的设想，将他们集中起来可以在大型工程中加以利用。“这是警察理想主义的又一种表现，”罗兰愤然写道，“这种理想主义注重的不是人们的肉体痛苦，而只是事情的社会和道德的内涵。”
7文化总管：高尔基
罗兰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而来苏联访问的，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而诚挚的通信。
高尔基别墅是罗兰苏联访问的主要落脚点。
表面上高尔基过着富裕的生活：几套房子，衣食无忧，受人尊重。但罗兰却感觉到了他的老朋友内心中不为人见的痛苦挣扎。高尔基的生活受到了权力上层的支配，违背自己的性格和良知成为政治工具。高尔基很善良，“但是他的意志过于懦弱”，罗兰深刻地指出了朋友的悲剧根源。
高尔基总是被光环和人群包围着，罗兰动情地写道：
“我觉得，如果我和他单独在一起（并且消除了语言障碍），他会抱着我，长久地默默大哭。”
繁华和喧嚣背后常常是难以体会的孤独。
1935年7月21日罗曼罗兰结束访问，动身离开莫斯科。在车站欢送他的是仪仗队的士兵和收持鲜花的人群。高尔基穿过人群走到车厢前，当罗兰的手握住高尔基的手时，列车开动了。
罗兰回到瑞士的居地后对日记进行了整理，对访问进行了总结，这就是《日记》后的《附记》部分。在《附记》中，罗兰对苏联正在形成的特权阶级表示出担忧，但更大的部分是为苏联的辩护。这种辩护不是为苏联遮短蔽错，而上出于真诚信仰的期望。如果罗兰没有知识份子的良知，他完全可以在日记中对苏联进行美化后再出版。他没有。他认为一种新制度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他相信经历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洗礼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克服自身的错误，建立崭新的迥异于西方传统资本主义腐朽道德的新人道主义道德。
1944年12月30日，在巴黎刚刚解放不久的日子，罗曼罗兰在韦兹莱家中安然逝世。
罗兰死得适逢其时，不然又如何？
如果让罗兰活着看到蜕变成沙文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老人会作何感想？
信仰是痛苦的。
转自关天茶社(http://www.dajiyuan.com)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