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1936年6月，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應高爾基邀請，和妻子瑪麗亞一起訪問蘇聯。他們於6月17日從瑞士日內瓦附近的隱居地維勒訥沃出發，6月23如到達莫斯科，7月21日離開莫斯科返回瑞士，在莫斯科逗留了將近一個月。
一個月是短暫的，但對羅蘭來說卻幾乎是要命的。羅蘭從小體弱多病，訪問蘇聯時值69歲高齡，身患各種慢性疾病。來蘇前，他的私人醫生叮囑他每星期至少要有兩天用來休息。羅蘭一路車馬勞頓，到達蘇聯後，各種活動，私人拜訪紛至沓來，醫生叮囑早丟至爪窪國，並非甘願，實因不能。可貴的是，儘管羅蘭被疲憊和疼痛不斷困擾，可他仍然堅持敏銳的觀察和思考，並將其認真地記入日記，才有今日我們所能見到的《羅曼羅蘭日記》。
也許是因為高爾基友誼的緣故，也可能是出於政治的考慮——羅蘭擔心《日記》為蘇聯敵人所利用來攻擊蘇聯，羅蘭在《日記》原稿的標題頁上寫道：「未經我特別允許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滿期之前，不能發表這個本子——無論是全文，還是摘錄。我本人不發表這個本子，也不許出版任何片段。」
50年後，我們才得以一睹這本日記的廬山真面目。
今天，當「蘇聯」成為一個找不到實體的代名詞時，我們打開《日記》，與作者重溫那段非凡的旅程，心中已全無當年作者那般的激情，只剩感慨。我們坐上遐想的開往莫斯科的火車，立刻就發現了展現於對座的一張令人恐懼的面龐：那是變幻莫測的歷史的真容。
然而，此時的羅曼羅蘭卻是另一種心情。
1派系鬥爭
在莫斯科火車站台上，迎接羅蘭的是蘇聯大使達夫強和蘇聯對外文化主席阿羅謝夫。後者是一個正在走權力下坡路的傢伙。羅蘭一到莫斯科就成了他爭權或爭寵的政治救星。他擅自將羅蘭安置在自己的住所內。夜晚，當羅蘭夫婦準備下榻時，由於出現了某種「意外事故」，夫婦倆迅速「撤離」了阿羅謝夫住所，搬進了旅館。這件事後來就成為了羅蘭在高爾基家與斯大林聚餐時的笑料。羅蘭夫婦極力為阿羅謝夫遮掩事實，但斯大林笑著說：「在從前時候，當主人招待客人時，他們在隔夜讓一個養得胖胖的年輕姑娘躺在床上——為的是讓臭蟲吃個飽，使它們不去打攪客人。」可憐的阿羅謝夫！誰的所作所為能逃過斯大林的無所不在的眼睛？「臭蟲」事件後，阿羅謝夫逐漸從羅蘭的莫斯科訪問生活中淡出了。
羅蘭來之前，蘇聯正籠罩在「基洛夫事件」的陰影中。基洛夫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12月1日在列寧格勒共產黨總部被一青年黨員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所暗殺。尼古拉耶夫和13名嫌疑犯被槍決。許多人受到牽連，懷疑和審查。隨後，斯大林聲稱發現了計劃暗殺全部領導人的大陰謀，從而發動了大清洗。在莫斯科，羅蘭會見了眾多的蘇聯知識份子——作家，建築師，音樂家，工程師；除了語言障礙因素外，羅蘭敏銳地感覺到談話不是推心置腹的，他們很多想說的東西不願或不能傾吐出來。連給他診病的醫生都是緊張兮兮的。羅蘭甚至懷疑（並沒有明說）高爾基都受到了監控：高爾基的秘書克留奇科夫掌控了高爾基的全部日常生活。
2藝術生活
在莫斯科期間，羅蘭經常被邀請觀看蘇聯電影和戲劇。在蘇聯對外協會觀摩的影片《夏伯陽》給羅蘭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也是因為「共產黨人第一次使白軍的英勇主義獲得了應有的地位」。然而，對於其它影片，羅蘭不禁幾次用到「拙劣」一詞，認為要麼是「政治宣傳品」，要麼是對美國歌舞劇的「拙劣模仿」。羅蘭不無調笑得在《日記》中寫道：「自從取消文藝形式多樣化後，人民的藝術趣味敗壞成這個樣子。」羅蘭觀看了根據普希金的長詩改編的新芭蕾舞劇《巴赫奇薩賴噴泉》，在劇場出現受到了「不可思議」的歡迎。但他對此劇的評價卻是：「不是獨創的」，「矯柔造作」。
莫斯科增添了大量新的建築物，克里姆林宮紅牆漆成了白色。「莫斯科正在變成為平庸的歐洲城市之一，」羅蘭在日記這樣寫道，「我沒有感覺到它有甚麼特別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無味使他感到驚訝。
有一次四五十位蘇聯音樂家——代表著蘇聯的音樂藝術精髓——一起來拜訪羅。他們塞滿了高爾基的房子，爭先為他演奏以前和新的音樂作品。樂曲彈得不錯，但羅蘭深感遺憾，因為未能聽到「新的東西」。
3特權階層：上層知識份子
作為文化總管的高爾基至少有兩套房子，一套在莫斯科，一套在莫斯科郊區。房子不屬於高爾基，但高爾基在裡面過得很富足。羅蘭觀察到跟高爾基來往的上層知識份子一般都擁有別墅，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擁有小汽車。
「特權階級沒有錢，但他們有權，有權就可以弄到房子和食品」，羅蘭在日記後的《附記》中流露出他對此的擔憂，因為這與人民的生活存在著驚人的差距，是一種嚴重脫離人民的危險傾向。
4人民
在莫斯科，羅蘭被藝術家，代表團和權力上層人物包圍著，難以深入瞭解到蘇聯老百姓的生活，雖然他厭惡各種虛偽排場，更願意親近普通人。那些包圍著羅蘭的人物，猶如一層層厚實的絕緣體，使羅蘭無法與人民直接通電。
他只能從6月30日那樣的群眾慶祝遊行中去觀察蘇聯人民，只能從蘇聯各地紛紛寄給他的信中去瞭解他們。作家的睿智能否幫助他看透事物的表層？
6月30日的群眾慶祝遊行給羅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他對群眾表現出來的狂熱的「領袖崇拜」表示不理解，但他又認為人民在集體遊行中所表現出來的情緒是真誠的。蘇聯人民真誠地信任自己的事業和自己的政府」，慶祝遊行顯示了「人民的強大和幸福」。而寄給他的人民的信件，羅蘭不相信是「由上面的某種指示指使的」。「所有的人都處在集體狂熱的影響下，狂熱地確信他們在世界上為之效力的事業的正確和宏偉」。蘇聯正處於「成功時刻」——人民最充分地經受自己命運的考驗的時刻。「每一個新時代都是由這種時刻開始的」。
不過這種「成功時刻」對於某些人來說是相當不妙的。在羅蘭收到的大量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由一個富農的兒子寫來的。小伙子在信中提到，由於自己的出身，所有大學和工廠的大門都對他關上了。羅蘭的妻子瑪麗亞（她是蘇聯人，因與羅蘭通信而結為連裡）——個可敬的女性——對這種殘忍的做法感到氣憤。「感到為難和窘迫」的高爾基試圖證明把社會出身可以的人們接納進集體隊伍中所具有的危險性。他問：如果需要作出選擇，犧牲甚麼更好一些？少數還是多數？瑪麗亞針鋒相對：假定是少數！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甚麼權力對想德國人口中滅絕猶太人的希特勒感到憤怒？這個普通女子告訴高爾基：評價每個人都應該根據他本人是甚麼，而不是根據他父母甚麼人。羅蘭在日記中寫道：「高爾基的眼睛中流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試圖敷衍過去，提到了正在制訂中的，許諾更大自由的新憲法。但這只是自我安慰的藉口。」
5斯大林
羅蘭有兩次見機會到了斯大林。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宮，斯大林專門接見了他，並回答了他的提問。另一次是在高爾基莫斯科郊區別墅中與斯大林共進晚餐。+
6月28日克里姆林宮的會見從下午4點10分開始，於5點50分結束，對話內容羅蘭詳載於日記中。
「他的目光依然率直而剛毅，他的笑容依然令人不解。」這是斯大林給羅蘭的留下的第一印象。
首先由羅蘭提問，花了大約20分鐘的時間，斯大林沒有打斷他，只是用紅藍鉛筆記下要點。
一段客套話後，羅蘭馬上提到了「基洛夫事件」：粉碎陰謀是正確的，但必須「公開地提出對他們的不容置疑的，證明被判決者有罪的公訴」；
羅蘭對作家維克托塞爾日流放事件中蘇聯的含糊態度表示了自己的疑惑；
羅蘭提到蘇聯剛頒布的懲處自12歲起的兒童的法律因為法律條文不很清楚，「兒童面臨死刑的威脅」；
羅蘭要求斯大林真誠地闡述一下蘇聯對和平和戰爭的態度，「因為公眾對蘇聯與法國帝國主義民主政府建立政治密切關係和軍事同盟感到困惑」。
「也許，我們錯了。」斯大林說，但他試圖為自己和國家的行為辯白。
關於基洛夫事件，斯大林說：「我們決定不給這些兇手在訴訟過程中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機會，他們可能把出庭當作講壇……」
「我們很不願判罪，處決。這是骯髒的事情。最好處身於政治之外，使自己的雙手保持純潔。」
「國家要求我們變得冷酷無情。」
關於懲處未成年罪犯的發法律，斯大林將其歸結為「周圍的資本主義地區的敵人的不知疲倦」。
「他們到處滲透，把自己的奸細派入家庭和教堂藏身，把仇恨傳播給婦女和兒童，」
「到處出現了15人左右的地下少年匪幫，他們聯合起來用刀子做武器。」
關於戰爭和政治聯盟，斯大林笑著說：「共產主義國家可以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結盟。」
羅蘭對這次談話比較滿意，因為「斯大林並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與人」，「完全而絕對的樸實，坦率，誠實」。
然而，對於羅蘭來說，斯大林「始終是一個迷」，難以捉摸。
斯大林殘酷無情，然而在人面前卻很隨和，樸實，有時還會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這兩種性格都是真實的，擁有這兩種性格的人讓羅蘭疑惑不解。這種疑惑在羅蘭觀察內務人民委員，曾經是秘密警察頭子的亞戈達時也同樣存在，對熱情洋溢的蘇共才子布哈林也是如此，後者談到對敵人的鎮壓時，認為應該「不擇手段」。這種疑惑羅蘭的心頭縈繞不去，一直伴隨他離開莫斯科。
6書檢制度、驅逐、監獄和集中營
亞戈達宣稱已取消書信檢查制度，甚至白黨的信件也可能自由來往。但事實上，羅蘭和朋友的信件暗中受到蘇聯的檢查，因為信件收到時已被拆開，信封上「粗暴而無恥地」蓋著「從信箱取出時已破損，信封貼得不牢」！對此種做法，羅蘭在日記中俏皮地說道：「富歇（法國警務大臣）的警察也許會做得更周密一些：在把信紙放回信封內時，應該別把它們搞混了……」
集中營是預定給刑事犯用的，在莫斯科附近的集中營就關押著20萬人。其實羅蘭很明白在集中營中關押的並不全是像亞戈達所說的那樣都是刑事犯，也有無辜者。按照亞戈達的設想，將他們集中起來可以在大型工程中加以利用。「這是警察理想主義的又一種表現，」羅蘭憤然寫道，「這種理想主義注重的不是人們的肉體痛苦，而只是事情的社會和道德的內涵。」
7文化總管：高爾基
羅蘭是應高爾基的邀請而來蘇聯訪問的，在此之前，他們一直保持著友好而誠摯的通信。
高爾基別墅是羅蘭蘇聯訪問的主要落腳點。
表面上高爾基過著富裕的生活：幾套房子，衣食無憂，受人尊重。但羅蘭卻感覺到了他的老朋友內心中不為人見的痛苦掙扎。高爾基的生活受到了權力上層的支配，違背自己的性格和良知成為政治工具。高爾基很善良，「但是他的意志過於懦弱」，羅蘭深刻地指出了朋友的悲劇根源。
高爾基總是被光環和人群包圍著，羅蘭動情地寫道：
「我覺得，如果我和他單獨在一起（並且消除了語言障礙），他會抱著我，長久地默默大哭。」
繁華和喧囂背後常常是難以體會的孤獨。
1935年7月21日羅曼羅蘭結束訪問，動身離開莫斯科。在車站歡送他的是儀仗隊的士兵和收持鮮花的人群。高爾基穿過人群走到車廂前，當羅蘭的手握住高爾基的手時，列車開動了。
羅蘭回到瑞士的居地後對日記進行了整理，對訪問進行了總結，這就是《日記》後的《附記》部份。在《附記》中，羅蘭對蘇聯正在形成的特權階級表示出擔憂，但更大的部份是為蘇聯的辯護。這種辯護不是為蘇聯遮短蔽錯，而上出於真誠信仰的期望。如果羅蘭沒有知識份子的良知，他完全可以在日記中對蘇聯進行美化後再出版。他沒有。他認為一種新制度在其成長和發展過程中難免會犯錯誤，他相信經歷了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洗禮的蘇聯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克服自身的錯誤，建立嶄新的迥異於西方傳統資本主義腐朽道德的新人道主義道德。
1944年12月30日，在巴黎剛剛解放不久的日子，羅曼羅蘭在韋茲萊家中安然逝世。
羅蘭死得適逢其時，不然又如何？
如果讓羅蘭活著看到蛻變成沙文社會帝國主義的蘇聯，老人會作何感想？
信仰是痛苦的。
轉自關天茶社(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