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狄马

朱元璋是个有名的反贪皇帝。他自己因为从小饱受贪官的敲诈，被迫当了和尚，因而参加起义后就发誓：一旦当了皇帝，先要杀尽天下贪官。后来做了皇帝果然不食言，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运动。

在多如牛毛的运动中是谁制造了那些骇人听闻的冤狱和流血？不要给我说是“罪恶的时代”，“极左路线”。时代是谁？路线又是由谁制定，通过什么人执行的？他们在哪次会议上有污人清白、揭人隐私的讲演？在哪场批斗中有大打出手、致人死地的壮举？这些导致成千上万人饿死、瘐毙或被抓、被杀的惨剧当初是由什么人签署，事后又有多少人得到了惩处？当我们在各种回忆文章中自觉地为他们隐去姓名，用×××代替时，我们何尝意识到我们自己就是集体谎言和集体遗忘的同谋？

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树立“三面红旗”饿死农民三千万，并不是因为领导人饥寒交迫，相反，多种资料显示毛泽东的食谱里有鸡鸭鱼肉，只是少了红烧肉。

我认为，当一个政权利用暴力确定不移地、系统地侵害著每个成员的生命安全时，他们中的任何一员都有权利起而抗争。即使这种抗争带来了某些不可避免的破坏性后果，这后果也首先应该由它的批量生产商——独裁者和专制政府本身负责，而不应该由反抗者负责。

没有新观念的宋江无论从体制出走多远，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招安。

他错在把这样一种庸俗的功利观当成“天道”，然后以“天道”的名义号召并命令所有的弟兄去执行。最后落得个死的死，伤的伤，自杀的自杀，出家的出家，一百单八将十损其八的下场，连他本人也是在楚州军区司令的任上干了不到半年就被毒死在了办公椅上。

靠暴力和谎言上台的必然还靠暴力和谎言坐台；靠坑蒙拐骗夺得政权的，必然还靠坑蒙拐骗维护政权。不存在手段卑下的高尚目的，也不存在过程黑暗的光明结局。荆棘上结不出葡萄，蒺藜里流不出奶与蜜。好树都有可能结坏果子，坏树岂能结出好果？这就是梁山以及类似梁山的集团给我们的启示。

因为专制制度不会教人用多元的、宽容的方式思考问题，更不会尊重人的个性和参差多态的生活方式。它擅长的就是用强制的手段让人做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人。在这种文化之下，官和民、兵和匪在本质上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