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总之，南非是靠欺负黑人实现的经济高增长。但这种状况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难以为继了。一方面是维护这种状态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黑人家园的建设都是非常花钱的，效果也不好。二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这种事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这种用“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化经济中增加“竞争力”的体制，本身也会带来严重问题，这就使该国的消费市场极其狭窄，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非常高。

我这里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所谓"由于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因此土地不能交给农民，只有控制在政府手里"，我觉得这个说法尤其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如果说土地无关紧要，那么它在不在农民手里还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正是因为它是农民的命根子——假定是这样，当然是不是我们是可以讨论的——如果土地真是命根子，那农民不是更有必要把土地控制在手里吗？不是更有必要制约当官的为所欲为吗？现在你说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那它保障了什么？哪一次征地说因为它是农民的最终保障他就不征了呢？根本不可能。

所谓的集体，是老百姓要组织的，如果老百姓是被组织的，那就不叫集体。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斯威辛算不算集体？要这么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最大的集体！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导致灾难。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这句名言历来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守夜人国家”等主张的经典表述。

所谓第三条道路对中国人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讲得道路，其实既不是第一条，也不是第二条，也不是第三条，就是人家条条道路都需要有的那么一个基础，或者说不管是什么左的道路右的道路，第一条、第二条乃至第三条道路，都是要建立在大地上的，我们恐怕缺乏的就是这个大地。

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克利斯蒂娅弗里兰所著《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是一部关于俄罗斯私有化历程的精彩著作。

这些天来国内国际舆论都在关注一系列巨富涉案的新闻：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上有名的上海房地产巨头周正毅、钱永伟以及许培新等人大搞权钱勾结，疯狂聚敛，陆续落入法网。这些人的手段真是惊人：以周正毅为例，他可以“根据沪城建(2001)第0068号文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零，”不掏一个大子儿就让官家把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皮“批”给自己，然后以这白捡的地皮为“抵押”运动关系贷款数十（或说上百）亿，再倚权仗势赶走原住居民不许讨价还价——“上海首富”于是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