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崇

杰佛瑞-瓦瑟斯托姆（Jeffrey N. Wasserstrom）这本《中国的美妙新世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今日的中国？

黄万里是留美博士，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水利专家。在1957年，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批评苏联专家的治河规划，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了北京的市政建设，也批评了三门峡方案出来后，有些专家原来知道水流必带泥沙，明知工程必将失误，却不敢直抒己见，反而曲意迎合，还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因此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黄万里的父亲是著名的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一场反右运动下来，黄炎培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被打成右派。一直到1978年，黄万里已年近七十，才被摘去右派的帽子，一直到1998年，黄万里已是八九高龄，才获准给研究生上课。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病逝，临终遗言，念念不忘的还是如何治理长江水患。

在《记忆的伦理学》一书里，作者主要分析了对苦难，尤其是对人为的苦难，对恶人或邪恶势力一手造成的苦难的记忆。对犹太人，那首先就是对希特勒大屠杀的记忆。对中国人，那首先就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所犯滔天罪行的记忆。纳粹的罪恶已经成为历史，成为过去，但中共的罪恶却还没有结束，它仍然在可怕的继续。因此，深入地理解记忆与遗忘以及宽恕，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格外意义重大。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对这本书的精邃透辟之处逐一介绍。仅仅是根据本书主题的重要以及作者切入问题的独特方式，我就可以说它是一部好书，尤其是对今天的中国人。

今年7月7日，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因病去世。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推出由陈一咨先生主编的纪念文集《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文集》85页，收入了四十几篇文章，作者有杨小凯的妻子和女儿，有小凯少年时代的邻居和朋友，有小凯海外求学时的老师和同学，有小凯的同事、同行和学生，还有许多小凯远远近近的友人。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相当完整地了解到小凯坎坷辉煌的人生经历，深邃丰富的学术成就和思想遗产，以及他刚毅朴实的人格与人品。这本书收入的文章质量都很高，难免有遗珠之憾，但绝无滥芋充数之作。在近些年来出版的名人纪念文集中，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本。

斯大林说：“杀死一个人是谋杀，杀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沙皇一家，这笔账被世人牢牢记住，直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还亲自主持一项仪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泽东留下一个末代皇帝溥仪做活口做人证，就在毛撒手西归，毛昔日的罪恶再也不是秘密之时，这段故事还激起意大利导演的灵感，拍了一部电影《末代皇帝》，赢得奥斯卡奖。观众津津乐道溥仪被思想改造，从皇帝变成公民。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对政敌不像俄国共产党那么凶狠。至于说中共杀害了好几百万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员，由于这些人无名无姓，远远没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样富於戏剧性，不会有人把他们的遭遇写成书拍成电影，就是有人写了拍了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所以不会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上海民运人士倪锦彬和蔡桂华因参加八九民运，“六四”后被捕入狱，分别判处两年劳动教养，后来又都在上海参加了组党活动，再次受到迫害，九八年逃到美国。去年，倪锦彬的妻子秦凌根据倪锦彬和蔡桂华二人的口述，写了一部纪实小说《秋后算账——六四上海集中营纪实》，最近在纽约出版。《秋后算账》一书共179页，分上下两集，上集叙述中共的收容所黑幕，揭露牢中狱卒对平民百姓的残酷迫害；下集记录了在苏北“动乱分子集中营”中，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惨景。全书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别有一种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