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我们将怎样用那样一种铲车的冷血与无情，来喻示某种权力的体制，又如何用那倒卧于一滩热血之中的生命，来喻示某种权利的现状，并以此来作为这个时代有关权利与法治的最直观印象？一个伟大的时代隆隆前行着，而我们将怎样从那些宏大的叙事方式中，去找到某种愧疚与歉意，或者为更多权利“积贫积弱”的人们，找到一种准确的描述？

当2009“团成一团，圆润离开”，所有的人都像得到某种暗示，开始动情地回顾。于是所有冠之以“十大”的热词、流行语、网络事件等等，便滥觞于公共媒体之上了。这不只是一个现实的热闹。人们总是这样，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陷入某种不可自拔的境地。这所有的“十大”，或许都在各说各话，各陈其是，而不及其余。然而这有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我们要从这里，读懂中国；从这里，读懂民意。

今年上半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38亿，新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以笃定的语气说：“2009年，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当此时，我们似乎正迎来一个“新权力时代”。

先是“别有用心的人”，接着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接着是事件骤起，接着是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果敢应对，再接下来，便是“xx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了。有多少事件，都无外乎是这样一种脉络。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这是清末小说家刘鹗在其《老残游记》第十六回里说的。我们今天也正俨然进入一个不要“清官”的时代。一个证据是，民众传统观念中的“清官情结”受到舆论口诛笔伐。批评者大体都认为，要用法制思维取代“清官情结”。因为看起来，法律制度是比清官的个人品行更靠谱的东西。这自然不错，但我们也该留意到一个情形：法制那么好，为什么残留人心的清官情结总挥之不去，反而时时死灰复燃？

对于洛阳的一些高考生来说，“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远没有去重庆上高中重要。　　《中国青年报》以“洛阳：高考移民成公开产业”为题报导，《洛阳晚报》上不时出现一些小广告，为外地的私立中学招揽生源，口号是：“到重庆上高中，考大学更轻松”，“选新疆高中，考名牌大学”等。国家规定，在某地参加高考的必要条件是当地户籍和学籍须满3年，但记者暗访发现，打广告的这些学校，个个“灵活”得很，它们有办法迁移户口，甚至能买到户口，“这边户口和学籍都不动，那边办新的”。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一位工作人员说：“(每年都)有一部分孩子，人家在外地高考——你知道，‘高考移民’，哪个学校没有？”

“明天，你会不会也在5米的高空看风景？”这是一位网民在杭州富家子飙车撞死人案后写下的句子。5米，是生命在最后关头所能弹起的最高高度；20米，则是一个肉身在碰触到一堆狂奔的钢铁后，所能飞出的最远距离。这是一次用生命丈量的悲怆，不能再更高，也不能再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