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金堯如: 回顧百年世界大勢和新世紀中國前途 (三)

金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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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中國”中共乃始作俑者,創建“蘇維埃共和國”表明其為蘇聯的邦國或藩國嗎

現在可以想一想,二十世紀頭十年,即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國民党剛用武裝起義建了中華民國。十年后,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就指示中共要以革命軍隊推翻中華民國政府。那時中國的自由產業資本剛剛萌芽,民族資產者也剛剛誕生,工商業資本私有制稍具雛形,但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就決定或消滅它,或廢除它。中共這個“無產階級革命”不正是革國家之命,革民權之命,革自由民主之命,革全國人民之命嗎?

在中共建党這一年代起,蘇聯和“共產國際”多次作出“有關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示中共中央,并長期派駐他們的大員如鮑羅廷、加倫、米夫等人常駐中共中央發號施令。舉一重要事例:如指示中共產党以“合作”為名參加國民党,去改造國民党,奪取國民党中央的領導權。所以,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張國濤、林伯渠……等人都曾奉旨加入國民党中央委員會,出任部長級職務。

又十年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鼓勵指導下,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共產國際”在指示中說:兩個月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奪取東北,主要是“向反蘇戰爭又前進了一步。”江西瑞金的中共蘇維埃臨時政府便照搬共產國際指示,竟然提出中華蘇維埃政府“要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上述事例俱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史書上。由此可見,中共從一九二一年建党之日起,就成為共產國際和蘇聯用以破坏中國國民党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設中華民國,并反對中華民國人民走自由、民主、和平、均富的康庄大道。

而且,看中共一九三一年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以江西瑞金為首都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一重大的政治行動的后果,不正是听從外國勢力的指令,并依仗外國勢力,首先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制造“兩個中國”嗎?這不正是首先分割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嗎?這不正是背叛民族大義和愛國主義嗎?而用“蘇維埃共和國”之名不正是表明自己是蘇聯的邦國或藩國嗎?

中華民國當然不能允許國中又有外國侵略者扶植的分裂主義的政權。于是發動圍剿。直至一九三五年,中共突圍,向西北“逃跑”。(中共歷來公開自稱“長征到西北”。但四十年代中,毛在延安一次內部談話中談起“長征”到延安,他說我們公開講“長征”,實際上是“逃跑”嘛!)到了延安即改稱“陝甘宁邊區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便名實而亡。

但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從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算起剛十八年。真是所謂“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條好漢”。中共在北京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那時長江以南的福建、湖南、兩廣等大部分,西部的四川、云南、貴州、西康、西藏等地仍在中華民國政府管制之下,中華民國只不過暫時遷都于四川重慶。這就是說,中共在那時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又一次在中華民國領土之內搞成了“兩個中國”,又一次分割了中國的領土主權,直到今天已五十年之久!

今日中共反而“惡人先告狀”,嚴厲聲稱決不允許台灣當局(實指中華民國在台灣)分割中國的領土主權,台灣當局如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實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不能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就是今日台海兩岸關系的政治症結和戰爭危机之所在,也是中美台三角關系的政治症結和戰爭危机之所在。那么,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新紀元第一個百年之內,中國台海兩岸關系究竟是以和平還是戰爭來解決?這是當今兩岸人民和美國等有關國家都嚴肅關切的一個大問題。

兩岸關系的解決必將循和平的道路,為人民的自由、遵民主的真理來發展

我回顧了二十世紀最后一百年的世界和平民主的大勢這個歷史主流以及在同一時期內中國台灣兩岸的歷史走向,我有信心說今后中國台灣兩岸關系的解決必將循和平的道路,為人民的自由、遵民主的真理來發展以至最后統一為“一個中國”。

我的理由和根据有以下五條:

一、二十世紀的民意主流,亦即歷史主流是保衛和平、推廣民主、發展經濟、提高民生、維護人權。一九九一年蘇東陣營的徹底崩潰和瓦解已証明了上述主流勢不可擋,順之者倡,逆之者亡。現在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只剩下中共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家。其對新世紀的歷史主流若順之,則中國台海兩岸自然和平民主統一;若逆之,其一党獨裁政權必亡,則中國台海兩岸自然也歸于和平統一。這是一個總的看法。

二、就兩岸局勢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改革開放二十年,依靠境外投資,擴大對外貿易,爭取外援外債,在經濟上有一定發展,著意制造表面繁榮景象。但經濟危机也相應在發展、在深化。因國營企業与私營企業和市場經濟,這兩者或三者的關系确有不可調和之難處。國營企業的每況愈下,數千万工人的失業和下崗。加上七、八億農業人口購買力之微弱。隨時可能在發展中爆發經濟危机。所以,中共并不處于有能力,有信心,主動統一兩岸的強項地位。

三、中共在大陸講改革開放,但在政治上仍然堅持馬列主義,一党專政的四項基本原則不放,絕大部分的精力和時間用于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的暴虐政治上。他們鎮壓“法輪功”証明中共對人民害怕得不得了。可以說,中共正處于內外都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危難之中。其不時進行軍事演習并高呼對台不能不使用武力,實際上是對內對外都是虛聲恫嚇,為自己壯膽,度日如年而已。

四、中華民國去台灣,從一九五O年蔣介石進駐台灣起,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建立起所謂“反共复國的民主堡壘”,确實使中共不敢“投鞭斷流”去攻占台灣。從蔣經國手上起,開放党禁報禁,走上政治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亦即投入了世界歷史的主流。這是今日中華民國在台灣處于不敗之地的最大安全系數。所以現在完全可安心爭取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兩岸關系和解決兩岸統一的問題。

五、今次美國總統大選,小布殊獲選總統之后,其新政府的對華政策,從布殊選期中宣講的政策綱領到組閣后新任國務卿鮑威爾的講話,都証明他們以實事求是地适當修正了柯林頓總統所訂兩岸政策中對中共施行“綏靖主義”這一面。他們一方面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台灣獨立”。但另一方面又堅持兩岸關系必須和平解決,堅決反對中共對台使用武力,決不袖手旁觀。所以,只要今天台灣當局堅持“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這個立場來處理國內關系和兩岸關系,那么中國兩岸關系,即使再等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必然是以和平民主的途徑來解決統一問題。這是二十一世紀,即人類新紀元的民主自由歷史主流所決定的不可逆轉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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