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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5日訊】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是「強盜社會主義」，那
麼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就是「強盜資本主義」，二者的主宰力量
都是一黨獨裁的壟斷權力。如果說，權貴家族的暴富是罪惡的資本積
累，那麼，這種罪惡決不是資本本身的罪過，而是獨裁制度的罪惡，
是一種制度性原罪。只要目前一黨獨裁的體制不變，在資本積累過程
中就不會有乾淨的手。
在目前的權貴家族已經形成並握有壟斷權力的既成事實的大陸，轉型
的成功與否，取決於社會各方面基於長遠利益和道義責任的合作。首
先是執政精英及其權貴家族與民間的一批有理性的自由主義精英（包
括知識份子與企業家）與體制內有良知的政治精英之間的合作，以達
成從還產於民到還政於民的改革共識；而更重要的是達成共識的精英
與利益受損最大的下層民眾的合作，使他們能夠成為這種共識的受益
者和支持者。一方面進行廣泛的理性啟蒙，呼籲民眾的理智和對未來
收益的遠見，以不清算權貴們的不義之財來換取執政精英對政治改革
的承諾；另一方面從現在開始，權貴們把他們的不義之財通過投資公
益事業逐漸向社會返還，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制，確保弱勢群
體的基本利益。同時著手建立以破除權力壟斷為核心的公正的市場規
則和分配規則，使剩餘國有資產的再分配具有權利平等的社會公正
性，使致富者的財富具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和起碼的道義辯護的理由。
用索羅斯勸告俄羅斯的話說，就是怎樣把「強盜資本主義」轉變為
「合法資本主義」。必須指出，在中國的制度背景下，這不是那種類
似西方的基於人道的慈善事業，不是權貴們大發善心，而是掠奪者基
於自身長遠利益的計算而進行的交易，即向被剝奪者償還歷史欠帳，
以求得自己的財產安全和長遠的保值增值。當然，如果權貴們真有道
義上洗刷罪惡的良知和人道之心，那是應該大力提倡和給予社會鼓勵
的。
現在，可以帶來暴利的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回報逐漸萎縮，可以
被瓜分的國有資產越來越少。加入ＷＴＯ給中國經濟體制帶來的巨大
壓力，反壟斷已經勢在必行，政治特權和壟斷行業給權貴們帶來的預
期收益也隨之降低，加之官場上權力爭鬥的險惡，利用經濟犯罪置政
治對手於死地的手段之運用越來越頻繁，已經發了大財的權貴們基於
長期的利害計算，基於對財產及生命安全的恐懼，未必不擁護政治改
革。如果能夠把黑錢洗淨，如果政治改革可以不追究其資本積累的罪
惡，推進政治改革對他們來說肯定是利大於弊。而避免追究的最佳方
式，就是權貴們主動地推進政治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必有多大
的良知，只要有足夠的智慧，就能通過長遠利益的計算，得出必須推
進政治改革的結論。
否則的話，由於大陸的權貴們在瓜分和積累財富上過於濫用權力和肆
無忌憚，使最廣大的弱勢群體受到了太不公正的對待，權貴們手中的
巨額資產沒有任何可以從道義上進行辯護的理由，一旦出現局部失
控，極有可能使任何理性的、對未來負責的和解呼籲，被民眾長期積
壓的不滿所演化出的普遍非理性仇恨和急功近利的短視所淹沒。「新
左派」、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傳統毛派就會借機高舉民粹主義
的大旗，利用民眾長期積累的不滿和仇恨，進行再一次毛澤東式的革
命，全面回歸傳統舊體制。
換言之，在人們的利益意識覺醒之後，中共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的牟利
方式，正在成倍地積累社會的不滿、仇恨和高昂代價，而積累仇恨就
是種植和培育爆炸性動亂。中共的統治方式正在製造自我毀滅也毀滅
他人及整個國家的力量。
也許，中共政權還心存僥倖，以為在中國的傳統中，古代帝王統治的
一個朝代大都能延續幾百年，為什麼我黨不能？但是，古代帝王的統
治是建立在三個起碼的前提上的﹕
（一）完全封閉的對外關係，使其體制受不到任何外來體制的挑戰，
因而其政權沒有在開放的對外關係中的那種國與國之間相互競
爭的壓力──實力競爭和制度競爭。中國舊體制之所以在被迫
打開國門後迅速崩潰，主要原因不是國內的精英和民眾觀念的
迅速現代化，而是外來的競爭壓力使然。當人們在不同制度之
間的競爭中發現了自身制度的落伍和更優越的制度時，傳統制
度的瓦解也就開始了。同時，全封閉的時代，你可以關起門來
胡亂折騰，可以按照統治者的意願自說自話，但是只要進入了
全球體系，就必須遵守國際規則和全球倫理。現在的國際規則
的倫理基礎是「人權至上」，《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
言》就是這種全球倫理之體現。
（二）小農經濟基礎必然逐漸瓦解。傳統帝制是建立在分散的小農經
濟基礎之上的。而一旦進入世界競爭體系，國家之間的國力競
爭主要在現代的工業、高科技、金融業、服務業和信息產業之
上。不管願意與否，要應對外來的挑戰和競爭壓力，就必須放
棄傳統的小農經濟而選擇工業化、金融化、高科技化。事實
上，中國100年的現代化就是工業化的過程。中共執政後引以
為自豪的經濟成就，也是初步地建立了完整的民族工業體系。
所以，在小農經濟逐漸消失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帝制也將失
去長期存在的基礎。
（三）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失效。自從中國第一次打開國門後，傳統的
意識形態的觀念整合能力便急遽流失。「5．4」運動使這種量
的急遽流失變成了質的意識形態更替。在外來觀念紛沓而至的
混亂中，中國人最終選擇了馬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思
想。那時的中國人，還並不真正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憲
政、人權、議會、三權分立等觀念及其制度安排的真義。毛澤
東及其中共用一套民主的華麗辭藻和人間天堂的烏托邦說服了
民眾，再次採用暴力強制、閉關鎖國的全封閉模式和大公無私
的新人說教，來維持著獨裁體制。但是，毛澤東時代的災難也
再一次促使中國打開國門，再一次面對落伍的現實和國際競爭
的壓力，再一次在國與國的制度競爭中進行選擇。而這次選擇
的背景，是毛澤東時代的大災難。虛偽的民主裝璜、虛幻的人
間天堂和共產主義新人理想統統破產。加之，20世紀末共產主
義試驗的全球性失敗，中國人對西方現代觀念的接受和理解已
經達到難以被欺騙的程度，中共只能靠暴力所製造的恐懼使人
們做到表面上的認同，而在內心深處卻嚮往自由、民主、平
等。特別是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使中共的意識形態越來越缺
少吸引力了。
國門不可能再關閉，小農經濟不可能再成為統治的社會基礎，大一統
的意識形態不可能再有道義上的說服力和凝聚力。
當中共統治的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和合法性喪失之後，當人性由無私奉
獻的工具還原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之後，市場經濟、私有
產權和憲政民主等制度的優越性就越來越具有吸引力。自由競爭──
不僅是市場經濟，也是政黨之間、學術創新之間、倫理規則之間、思
想觀點之間、宗教信仰之間的競爭──所爭的是﹕如何以更完善的法
治秩序更好地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創造更高
的效益，從而更充分地挖掘人的創造力和滿足人們的需要。對人的自
利本性的正視、理解和尊重，一方面把利益的競爭變成了刺激人的創
新能力的競爭、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的競爭、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
競爭。正是在這種良性的競爭中，社會總體生產能力會隨之提高。另
一方面，把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主人與公僕、股東與雇員之
間的關係，把政客之間、政府之間的競爭變成爭取民意、降低管理成
本的和平競爭。政客越來越尊重民意。政府越來越便宜高效。政治制
度越來越具有人性。於是，道義合法性和利益計算之間、社會公正與
效率之間，達成了良性的平衡狀態。對局部失衡也不必被迫地以大動
干戈的強權暴力或革命來恢復，只需要自覺的、持續不斷的漸進改良
就足以完成。
當對人的各種權利的保障越來越趨於完善，人的創造力的發揮空間越
來越自由，人們的生活和福利越來越提高之時，國家的綜合實力也就
越來越強大。世界現代史已經雄辯地證明，西方國家之所以成為全球
競爭中的優勝者，主要不是由於自然資源上的優勢，而是依靠制度上
的優勢。制度優勢可以彌補資源不足，使其所具有的綜合實力，遠遠
超過其人口規模和自然資源的先天競爭力。反過來，制度劣勢只能造
成資源的極大浪費，把本來具有的資源上的先天優勢人為地消耗成後
天劣勢。
如果權貴家族能夠正視歷史趨勢和身邊現實，從現在開始洗刷其權力
和資本相勾結的罪惡，拿出通過骯髒的手段積累起來的鉅額資產的一
部份回饋社會，並積極推動以建立「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政治改革，
那麼，像菲律賓的馬可仕家族和印尼的蘇哈托家族那樣的被清算的命
運，還不至於落到大陸中國的權貴家族頭上。因為。從目前已經完成
社會轉型的國家所積累的經驗上看，凡是被清算的獨裁者及其權貴，
都是被迫下台的，而主動推進制度轉型的執政者，還沒有受到新制度
追究的先例。（2001年4月於北京家中）
原載《民主論壇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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