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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2日訊】 第三個，六四的價值到底在什麽地方？我認爲六四仍然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其民衆的參與程度是有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它的偉大程度我有一比：它是東方的法國大革命。不能認爲這個運動它一開始是學生發動的，就認爲這個運動有任何被玷污的地方，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力量，它是非常純潔的。不能因爲這個運動被這些陰謀家野心家所利用，就損害了這場運動的價值。這場運動可以看成是中國民衆第一次採取的一個集體行動，不在官方發動的採取的一個集體行動，它跟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而且宣佈了中國統治的不合法，終結了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它用街頭呼喊的形式，比投票要強烈的多。它用呼喊、用標語那個選票是非常巨大的，人人都能看得見，連衛星都能看得見那個選票，宣佈了中共統治的不合法性。
這場運動的價值，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雖然我是這場運動的利益受損者，而且差一點是以生命作爲代價。
那麽我爲什麽把它比作法國大革命式的運動？這有一個理由。法國大革命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場終結了君主制度的革命，宣佈了君主制度的滅亡。六四宣佈了共産主義僭主制度的滅亡。什麽叫僭主制度呢？你不應該坐的位子，你坐了，就是僭越。僭越了某個位子。最早提出僭主制度這個概念的而是2000多年前亞裏士多德。僭主制度在什麽時候最容易出現呢？在一個國家的君主制度向民主制度過度的條件下或者是從民主制度向君主制度過度的時候最容易出現。僭主制度的僭主是什麽樣的一種人呢？他是有君主統治之實到沒有君主統治之名這樣一種人，我們把他叫做僭主。實際上他行使的是一個君主的權力，但是他沒有君主的名義。毛澤東就是這種人，史達林是這種人，希特勒也是這種人。拿破倫是從僭主又變成了皇帝。我的意思就是說，在人類的歷史上終結了君主制度以後，出現了一大批既是醜陋的、殘酷的、血腥的僭主們。這種僭主們我們可以封爲和共産主義僭主。共産主義僭主比法西斯僭主還要可惡，法西斯僭主屠殺的是別的民族，共産主義僭主專門屠殺本民族這是他最可惡、最反動和最殘酷的地方。
大家知道，所有被法西斯統治過的地方現在都是世界上的強國，向義大利、德國、日本三個軸心國家。但被共産主義統治的國家怎麽樣呢？俄國、東歐、中國就大不一樣了，直到今天還恢復不了元氣。所以我認爲自從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共産主義制度象多米勒骨牌一樣，我在秦城監獄寫了一首詩，指的就是多米勒骨牌的效應。我說：現在是偶像的黃昏。所有的偶像都已經打碎，今天夜裏，所有的清潔工──全世界的清潔工都應該加班，要打掃偶像的碎片。這是蘇聯政變以後，我說“今夜是偶像的黃昏”。就是說自從六四以後，導致了一種共産主義制度的多米勒骨牌垮臺效應。而法國大革命以後就導致了君主制度垮臺的多米勒骨牌效應——法國大革命成功以後君主一個一個的倒臺，你看它的意義有多麽巨大。而君主的統治比僭主的統治要文明的多，所以結束僭主制度比君主制度更加困難。這兩者之間也有區別。法國大革命是首先砍掉了自己君主的腦袋，然後去砍別的君主的腦袋。中國的六四是別國君主腦袋先砍掉了，最後砍本國君主的腦袋。它是這麽一種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的價值和意義無論怎麽估計也不會過高。
（6月3日和5日，應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柏克利加大中國論壇和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邀請，吳稼祥先後在柏克利加大和胡佛研究所發表了“蟬、螳螂、黃雀的故事──談六四真相與天安門文件”和“十六大與中國政治前景”的演講，本文是根據吳稼祥6月3日于柏克利加州大學演講的錄音摘要整理，未經本人審閱──編者）
──原載《中國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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