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中國人為何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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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1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蘇臻編譯))如果說經濟增長可以提高人民的福祉,而生活滿意度也會跟著提高的話,那麼中國今年爆發的十多萬起群體抗議事件就無從解釋了。《華爾街日報》10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數據上超過了9%,然而卻也是民眾不滿情緒高漲的一年。

清華大學和《小康》雜誌最近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40% 的中國人不滿意他們的生活,由《新視線》雜誌和人民大學進行的另一項調查則發現,70%的農民因土地被強徵而有不滿情緒。此外,根據胡潤百富﹝Hurun Report﹞和中國銀行的調查,大約60%的富人正移民海外或正考慮這樣做。

這場危機是真實的,中國人很早以前就不相信中國共產黨地方級官員,但是他們一般仍然相信國家高層領導人,一直到最近,情況才有所變化。

1989年六四屠殺後,中國沉默民眾與統治者簽訂的社會契約是:只要中共政權逐年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容忍它的權力壟斷。這就是中共今年為何能安然度過18萬起群體抗議事件,而尚未倒台的原因。但是最近情況有所變化。

變化來自於兩個趨勢。第一,社會底層百姓逐漸認識到,他們的苦難是高層制定的政策造成的,責任在高層,而不能僅歸咎於那些無能或腐敗的地方官員。第二,富人和知識份子的權利被中共收買20年後,他們正逐漸覺醒。

第一個趨勢的典型例子是來自中國各省的100多名獨立候選人,冒著失去自由的危險,投入各縣鄉市基層人代的選舉。雖然中共各級政府傳統上只是中共決策的橡皮圖章,但理論上人代擁有監督官員的權力。因此受到嚴重挑戰的官員就威脅和不斷騷擾獨立候選人,甚至非法取消他們的參選資格。

中共幾十年暴力專政造成大多數中國人可能無法像獨立候選人那樣勇敢,除非有來自上層的動員,這就是為什麼第二個趨勢如此重要的原因。為鞏固政權,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共吸收知識份子,除了給予他們物質利益,還灌輸歪理,稱若實施民主,他們的特權將被沒受過教育的多數民眾摧毀。中共對知識份子的策略一直很成功,直到最近才有所變化。

互聯網和現實世界日益增多的維權事件,讓不少知識份子開始覺醒,一些來自北京的知識份子最近冒著被毆打的危險,前往山東探望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同樣的,針對藝術家艾未未近日遭非法判決240萬美元罰款,「當艾未未債主」的捐款活動立即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而中共最近對空氣污染的隱瞞,也催生了另一個活動。

由於中國的大學在21世紀初擴大招生,造成很多家庭為了支付子女學費而大量借錢,但是這些沒有政治關係的畢業生很難在職場上獲得晉升,最後落得成為「蟻族」,多人蝸居在窄小的空間艱難度日。然而與此同時,中共高幹和商界精英的孩子卻開著法拉利跑車在街上賽車,而不擔心被抓。

由於缺乏問責制,中國民眾對中央政府能力的信心也在不斷的下降。今年7月發生溫州動車追尾事故之後,不少媒體揭露了高速鐵路計劃的種種問題。然而儘管面對公眾批評,中國鐵道部仍然拿到大額預算,將繼續投資在那些可能無法回收的鐵路建設上。

在犧牲私人企業和家庭的情況下,中國的國有企業日益興盛強大。為解決高通貨膨脹,中央銀行緊縮信貸,私人企業因貸款困難,紛紛破產,但國有企業仍繼續從國有銀行取得大量貸款。房地產開發商為避免倒閉,只得降價求售。然而在降價潮中,受損最大的不是房地產開發商,而是地方政府。因地方政府通過營業稅、土地增值稅和所得稅等稅收,可拿到賣房收入的60%。

這導致很嚴重的連鎖反應,依靠出售土地取得資金的地方政府,目前正爭先恐後提高稅收,今年前三季度,稅收增加的速度幾乎是GDP增速的3倍。高額稅負進一步加大了中國百姓的不滿,終於在11月27日爆發了浙江湖州織裡抗稅事件。

在稅負名目繁多、稅負奇高的中國,至今才爆發一起影響力較大的抗稅事件,可見中國百姓忍氣吞聲的程度,所以這麼多年來,中國第一次開始出現資金外流,也就不足為奇了。資金外流現象也反映了很多中國民眾認為國內的投資機會稀少,以及對未來經濟持悲觀看法,也有一些人因擔心政治動亂而將資金轉存海外銀行。

針對這一切不滿情緒,中共當局的應對之道是加強保安和監控。今年的維穩預算首次超過國防預算,異議人士的被失蹤已司空見慣,而這些侵犯人權的事件經互聯網曝光後,更引發了民眾的憤怒和反抗。

警鐘應該響起了,中共20年來堅持的經濟發展政策已將中國帶入困境,這不一定會釀成大禍,只要中共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滿足中國百姓對民主法治的渴望,否則中國百姓的不滿情緒將日益高漲。

(責任編輯 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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