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02日訊】亦真亦幻的中國2•20茉莉花革命之後，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擺在中國人的面前，那就是政府的維穩與民間的維權均已走到盡頭。對於政府來說，高壓維穩只是最糟糕的一種延續其統治的方式而且難以為繼；對於民間來說，局限於保護私權利的維權活動，不僅未能如預想的那樣為維權者換來活動空間，反而一古腦被當局視為危險人物而加以拘押迫害，成為權利被嚴重剝奪的高危人群。在此情況下，再堅持認為維權能夠為中國民主化道路開闢一條道路，只能說是有意對現實視而不見。
不可能獲得最終勝利的維權活動
中國的維權活動大概發韌於2003年左右，孫志剛事件曾給予維權人士極大的鼓舞。關於中國維權活動被迫自我設限即不涉及政治公權力，只維護私權利即民眾的財產權、人身安全等，還有維權到底能夠走多遠，我早在維權活動鼎盛時期就寫過一篇《爭取私權利的維權活動與要求公權力的民主化運動》闡述二者之間的關係。大意是說，目前中國的維權活動，要點就是維護民眾的私權利，比如土地權利、住房權利以及其它生存權利。在維權活動當中，出於策略考量，維權者有意表示“維權活動不介入政治”（其他一些爭取宗教自由的活動也有類似表述），其目的在於向當局表明：我們只是爭取生存權與信仰自由的權利，並不以爭取政權為目標。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明確的表態，將維權活動置於政治安全之地。
但現實表明，大多數維權案例都無果而終，少數取得成功的個案也幾乎完全缺乏制度性回饋，當局根本未在相關的領域內做出任何調整或者改良，反而對原來的空間收縮得更緊更嚴密。由於侵犯民眾私權利的主體往往借助於公權力，越到後來，有越來越多的地方乾脆就由地方政府直接出面，這就使得維權活動不可避免地變成私權利與公權力之間以弱博強的艱苦鬥爭。不少昔日的維權律師如高智晟、陳光誠等本人就成為中國當局殘酷迫害的對象。由於維穩過程中發生的暴力事件駭人聽聞，過去很少批評中國政府的《華爾街日報》2月21日發表了一篇“China’sHooliganGovernment”（中國的流氓政府），通過譴責中國政府的流氓行徑，實際上是暗示了維權的無出路。
2月10日BBC發表了一篇讀者來稿《打地鼠式的維權》，作者“華夏”認為，中國多數官方侵犯民眾權利的事件，其解決過程並非真的像打一個地鼠那麼簡單有效。維權者舉槌有風險，下槌有風險；更多時候乾脆就是毫無效果。而沒有效果的原因主要是兩點：一是忽略了造成這些案件的制度成因，比如“人們譴責李鴻忠和李剛父子為官的無恥，卻很少質問選舉權的缺失；譴責樂清事件中地方政府的阻撓和掩蓋證據，卻很少指出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的缺失；譴責法院在無數案件中的不公或不作為，卻很少指出一個不獨立的司法體系和一個以‘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憲法本身的虛假性”。二是在人數眾多的受害者群體中未能形成真正的“反對派”群體。中國多數受害者的具體目的是具體冤案的平反，他們會無意地或“策略”地避免指出造成千千萬萬類似冤案的根源。鑒於以上兩點，作者指出：這種“打地鼠遊戲是一個遊戲者不可能最終勝利的遊戲：地鼠冒出的頻率會上升到遊戲者措手不及的程度。”
簡言之，回避政治制度缺失的維權，最終連維權者也會變成受迫害者。這種情況當然不能歸咎于維權人士的策略考量，主要應歸咎於中共的黑暗專制。從積極方面考量，維權活動在中國的命運也讓民眾看清了中國極權政治的本質。
中國不應成為被第四波民主化遺忘的角落
我曾多次撰文指出，民眾的私權利受損源于公民政治權利的缺失，以一黨壟斷公權力並壟斷社會資源為特色的政治制度本身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矛盾產生的總根源。要想和平轉型，只有逐步還權於民，最首要的是將被剝奪的政治權利還給中國人民。這些基本的政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只有擁有這些權利，人民才有質問政府決策的權利與公開反對政府決策的權利，才能和平移交政治權力。沒有自由言論與自由結社這些“保證一切權利的基本權利”，一黨專制下的選舉、分權與憲法保證毫無意義。中國要想走上民主化道路，這是一道無法回避的政治門檻。
但中國共產黨集在野黨奪權經驗與執政60餘年經驗于一身，清楚地知道爭取私權利的鬥爭最後必然通向爭取公權力之途。中國當局將民眾因權利受損的各種訴求一律視為不穩定因素予以嚴厲打壓，目的就是防止要求權利的維權活動最終走上要求權力的道路。中國的維權活動已經走到盡頭。至於觸及到政治合法性的所有因素，一直被北京當局列為禁區。這些年來中國的宣傳機器反復嘮叨的就是“決不能實施西方的三權分立，決不能要西方的新聞自由”，並將一黨專制列為中國的“核心利益”要求美國等西方國家予以尊重。這就是近年來維穩成了中國當局第一要務、維穩費用直追軍費的原因。
在當局眼中看來，最近突尼斯本•阿裡與埃及穆巴拉克被掀下統治寶座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在美國壓力之下實行了開明專制，多年前就開始實行多黨制並放鬆新聞管制，允許民間組織與外國NGO活動。在國家與個人之間，為社會留下了一定空間，正是這些空間導致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的產生。但無論中國當局如何嚴防死守，如今進入了網路時代，中共這種“老革命”畢竟遇到了“新問題”，“2•20茉莉花革命”讓中國當局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尷尬之中：面對無名氏通過網路發起的集會如何處理？如果當成真實集會對待，最後卻連集會的真正組織者是誰都無法知曉，出動維穩的豪華陣仗只是撲了一場空；但如果置之不理，又害怕步本•阿裡與穆巴拉克之後塵。
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維權活動走到盡頭，勢將迫使許多人放棄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幻想；正如我在《一部偉大的現實魔幻主義作品：2•20茉莉花革命》中所說：“這場革命在見證了中國當局的極度脆弱之時，還見證了中國民心思變。不少大陸人士抱著寧可信其有的態度在這一天趕到現場“圍觀”，從他們的自述來看，他們隨時準備根據現場情況，將自己從圍觀者變成參與者。”
──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