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17日訊】1950年，左舜生在香港回憶往事，寫下了一冊薄薄的《近卅年見聞雜記》，記錄了他「五四」以來的親歷親聞。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勝利，左舜生和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六個參政員訪問延安，並不代表參政會，更不代表政府，只是他們的私人行為，他們乘坐的飛機是美國提供的，赫爾利大使認為他們此行有益於改善國共關係。包括毛澤東、朱德在內幾乎傾巢而出，親自到延安機場迎接，「態度相當親切」，還有二三百個老百姓遠遠地站著，以好奇的眼光看著這些天外來客。
左舜生在延安接觸到許多人，在他看來丁玲雖然老了，但仍十分健談，正是從丁玲那裡，他瞭解到了延安實行的供給制，「他們的黨員和公務員，都是實行徹底的配合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紙和婦女用的月經紙，都是由公家配給的。病人與產婦和嬰孩，還可能酌配雞蛋牛奶之類。他們吃的是大廚房的大鍋飯，只要憑著一種飯票子，走到任何一個機關去吃飯都不必付錢……不過他們還是有一種保健飯，營養的成分要高些，這是為少數特殊人物而設的。他們的每一個工作人員，每月仍可領得極少數的錢，文人寫稿子，也可領得若干的稿費，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個小小的市場，有各種雜貨店，還有幾家小館子，可以自由買賣，自由吃喝……」
在他眼裡，朱德是一個老實而樸素的軍人，貌似李宗仁，而穩重過之。他和彭德懷一起吃飯時，一桌都是湖南人，他問了一個問題，「假定有一天你們的環境變了，你們有什麼方法保證你們的一切做法不會變質？」彭說：「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過問政治，政治又不能約束軍人，我想每一個軍人都是會要變成軍閥的！」其實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他看了幾個人的家，周恩來的家裡最整潔，雖然是一個窯洞，可是窗明几淨，圖書擺得整整齊齊。經他們要求，還看到了王明的家，除了一床一桌，幾張矮凳以外，什麼也沒有。在他看來，王明懂俄語、有常識、能演說，在參政會上頗能表現出一種鬥爭精神，如今，「已經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什麼英雄氣概也沒有了」。與王明的住處相比，他在「少年中國學會」時代的老朋友張聞天桌上多了一部電話機，還擺了幾本書，「張少年時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了。」他見到時任《解放日報》社長的老熟人秦邦憲，問及：「你回到延安來怎麼胖了許多？」秦想了一想，這樣回答他：「我們在這裡不要用什麼腦筋！」
離開延安前一天，毛澤東要周恩來通知他和章伯鈞兩人，到棗園去吃午飯，並做一次長談。毛澤東是他年輕時就熟悉的，他們從上午一直談到下午四五點鐘，談話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談到《水滸》、《紅樓夢》，連他的《萬竹樓隨筆》都談到了，就是這一次，毛澤東不無激動地說：「蔣先生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還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爾利趕走了再說。」他說：「毛有這一股子湖南人的蠻勁，我是早知道的，所以並不覺得奇怪。」他以輕描淡寫的口氣問：「假定蔣先生約你到重慶去談談，你去不去呢？」毛澤東的回答很爽快、也很自然：「只要他有電報給我，我有什麼不去？」本來他想見見江青，說她正在生病，不能見客。
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他在總結五天延安之行時說，「我承認他們是在那裡苦幹，關於組織訓練，他們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辦法；像延安那樣一個貧瘠之區，他們居然能夠胼手胝足創造出許多為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也算難得。」回到重慶，他跟朋友說起延安的見聞，尤其強調兩點，一是，「他們軍人的質素要比文人的來得好，依於組織的力量，軍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領導，決不是假的」；二是，「他們的黨員和公務員的生活，相當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們沒有脫離群眾。」
當然，以他史家的眼光，他當然同時看到了延安的缺陷，概括為一個「陋」字：「他們處在那樣一種環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聞』，也只好『因陋就簡』，可是一個不幸的機會來得太快，就要他們統治全國，就逼著他們參與世界問題的解決，於是乎他們不能不『一邊倒』……更不能不以屠殺為統治全國的最高政策，凡此種種，其病根何一非從一個『陋』字出發？……」短短幾天，走馬觀花，但他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斷，尤其對同齡人，又同為湖南人的毛澤東。
相隔僅僅四年，延安窯洞裡的那一席談話如在眼前，而歷史已發生巨大的變化，延安窯洞的主人登上中國乃至世界政治的舞台，左舜生禁不住感嘆，這機會來得太快了，快得恐怕連當事人都沒有想到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