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馬有志舊金山報導）2011年的6月4日是「六四」22週年紀念日，在舊金山中國城國父紀念館舉行的紀念活動中，當年六四學生周鋒鎖向觀眾展示了開花子彈的實例照片；那是從死於天安門事件的于地先生身上取出的子彈。周鋒鎖還向觀眾公佈了一些由于地的夫人許力平提供的證據，包括有醫生簽名的醫院病例、死亡證明等材料（死於天安門事件的于地先生的夫人許力平的描述見附錄。
周鋒鎖說，大家看這顆子彈，它的頭部不是流線形的，而是不規則的，是呈開花形的。「中共的行為是獸行，他們還是人嗎？」
周鋒鎖說，六四是中國人民在沒有組織下、自發的對民主自由渴望的表示。學生們要求的只是希望中共實踐它對於人民的承諾，包括新聞自由和公佈官員的私人財產。可是中共對於這樣和平、理性的要求，採取了鄧小平所謂「殺20萬、保20年」的沒有中國憲法依據的法西斯手段。
周鋒鎖說，今天，卡扎非想用當年中共鄧小平的屠殺手段為自己辯護，遭到了聯合國的否定和制裁；20年前在中國所發生的屠殺，也逃不過兌現的一天！
在紀念活動中，多位各界人士發言。舊金山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林牧晨表示，對六四，「平反不如造反」是對六四思考上了一個台階。回顧100年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中共從蘇共的一個支部開始，到在抗日戰爭中與日本勾結，最後到中華民國在抗戰後力盡；中共做得一切都是對革命的反動，中共代表的是真正的反革命。
林牧晨說，中國現在的矛盾，是中共特權集團與人民的矛盾；中共的本性，一貫如此，從井岡山開始就這樣。人民要解決這個非法政權的辦法，只有採取正當的革命手段，就像美國容許人民有槍保護自己一樣，只有正當防衛，才有人民的權利。「等了22年，不能再無休止的等下去了！」
附：死於天安門事件的于地先生的夫人許力平的描述：
我叫許力平。我先生于地是在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中被政府軍隊槍殺的。
1989年，中國爆發推動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百萬北京市民支持學生要求中共放棄獨裁統治，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為此，中共調動三十萬野戰軍使用坦克等重型武器屠殺示威抗議的民眾和學生。
1989年6月3日晚間6時，先生告訴父母下午在西單看到的慘景，激動並含著淚說，「我從沒見過老人和孩子跑回家拿著棍子出來自衛？！如果今後是這樣的政黨，我會考慮退黨。」，吃過晚飯，我丈夫讓我為他準備了一個濕毛巾，放在朔料袋裡，以防軍隊下午使用的瓦斯催淚…，也為防被萬一，他把自己姓名和聯繫電話寫在一張很小的紙條上裝進兜裡，走了……再沒有回來。
1989年6月3日晚8時戒嚴令後我跑出去找先生，先去了歷史博物館北側小樹林第三棵樹尋找（現在那片小樹已經沒了）那裏曾是我和先生來天安門廣場停放自行車車的地放。沒找到，只好放棄趕回照顧鎖在家裏還年幼的兒子。
6月4日凌晨三點左右，我接到一兒童打來的的電話（約8-9歲）他說「我找許力平……于地受傷了，叫你快來。」我問：傷哪兒了？不是橡皮子彈嗎？男孩說「好像是肚子，他說可能不行了……我們在協和醫院……」
甚麼叫不行了？怎麼不行了？為甚麼不行了？……？？
我和他弟弟一同趕往北京協和醫院。位於王府井大街西的老協和醫院，當時門口和院子裡數百頭戴鋼盔的武裝士兵緊緊看守著大門不許進入「是大夫通知我們來的……」當晚，五樓手術室已從原來的35個床位擴展到75張；太平間已經容納不下屍體，開始向外轉。
我在尋找先生時，看到樓道和醫院空地成了臨時病房，大量的傷殘者躺著或坐在墊子上呻吟或罵著甚麼，驚恐和失望印在每個人臉上。五六個白衣實習生，推跑著一輛簡易手術車擦身而過，躺在上面的正是我先生。由於失血過多，臉色灰暗的幾乎認不出來，為了便於搶救他的上衣已經被剪掉扔了，左手一直攥著那個出門時我給他裝東西用的深綠色尼龍兜…誰也不給，直到看見我才鬆開手（大夫說）裡面依舊有那個用塑料袋包著的濕毛巾和照相機，但整體或從內到外已經是血染的了。
受傷後的自始至終，先生他沒掉過淚，開始冷靜的告訴大夫子彈進、出的位置，當時麻醉師驚訝的發現：他已經沒有血壓（大腦應處於深度昏迷狀態）居然還能清醒的告訴大夫子彈穿透位置！因此，先生槍傷的重度和0血壓依舊清醒打破協和醫院百年史的二項醫學記錄（外科史最重一例槍傷和麻醉史的記錄）。
先生手術歷時7個半小時，內臟幾乎全部翻出來進行修補（我在手術室側窗看著陪著他眼淚不住的流）。手術中，數十次傳來要血庫備血送血「于地、血型A型、200cc」「于地、血型A型、400cc」……手術中，幾次大夫們走過來安慰坐在地上的我「你要有準備…要做最壞的準備！」我總是站起來固執的央求著大夫「你們一定要救救他，家裏需要他，他是家裏的柱子！孩子太小，公公和妹妹是殘疾，婆婆重病……柱子塌了我們怎麼辦？」
先生在痛苦中頑強的經歷了四次全麻手術之後，終因多功能衰竭，於6月30日晨9:00辭世，卒年31歲。這是先生去世後，醫生從他右臂取出的子彈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