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30日訊】在我國傳統的治國理論中，「政通人和」是政治的理想理念。如何達到國家的「政通人和」，古人曾有言，為政以通下情為急。意思是，為官從政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及時掌握和瞭解下面的情況，瞭解民意。「通下情」「察民隱」，即是以民為本，體察民情，按照百姓需求進行政務決策的為政者才能做到的。
中國文化是神傳文化，追溯到「人文初祖」黃帝到帝堯、舜、禹都曾深入民間考察民情或自然環境，關心百姓疾苦，使人們過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帝舜曾設置二十二名「納言」的官，這些官員到各地聽取民間意見，並把舜的意圖傳達給百姓。他們被稱為「喉舌之官」。「納言」的官在當時起到上通下達的作用，使帝舜的賢德恩澤四方。帝堯在位的時候，洪水成災，鯀受命治理水患。鯀用堵截的辦法治水，耗費九年時間也沒把洪水治伏。後來堯任命鯀的兒子禹繼任治水之事，禹接受治水任務後，親臨各地進行現場勘查「求通下情」、廣泛徵求民眾意見。經過考察後，禹決定改變治水方法，變堵截為疏導。歷時十三年之久，禹終於有效治伏了洪水。先帝們的賢德昭示後人，唯有心裏裝著百姓疾苦，體察百姓的苦樂好惡，是非利害，施惠民之政，行益民之治，才能得到民眾的擁護。
我國古代政治中有體恤民情的政令，首推西周的「采風」制度。所謂采風，就是周王朝通過天子巡守、專人調查和逐級上報等多種方式來瞭解民風民情民意。「采風」的目的就是為了觀俗、觀政。「俗」是百姓的生活習俗，「觀俗」的目的是根據不同的習俗施行相應的政令，以使民生安居樂業。「觀政」就是通過詢訪考查能夠瞭解民眾對國家政治制度的批評意見，發現國家管理中的過失，以便及時進行調整。西周在我國歷史上的輝煌顯赫後世，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康之治，歷數賢德的君王聖明的德風，成就了周代的興盛，社會安定、人民和睦。
漢武帝時期，他繼承西周的采風制度，重視民間詢訪。司馬遷擔任漢武帝的侍從郎，多次陪同漢武帝出巡，還多次到西南偏遠地區考察。漢武帝通過采風對民間疾苦有深刻瞭解，從而採取了輕搖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說來我國古代有作為的帝王都比較重視親自到民間進行詢訪考察，漢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以及清代的康熙、乾隆，都曾離開京城到各地進行巡視。巡視兼有督察官員的作用，更重要的目的是可以瞭解下情、敦促仁政。這樣的帝王英明神武，在歷史上流芳千古。
作為地方官員，「求通下情」同樣是深得民心的仁德之舉。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正德年間任南、贛、汀、漳諸州巡撫時，曾經把官員出行的「肅靜」、「迴避」牌去掉，另舉兩牌，一個牌上寫「求通民情」，一個牌上寫「願聞己過」。他的這一舉措，在百姓中引起不同凡響，這不僅是在官員儀仗中去掉「肅靜」、「迴避」的表面形式，更重要的是官員要在頭腦中取消讓百姓「肅靜」、「迴避」的為官之道，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走出官衙，深入民間，詢訪百姓，真正瞭解民間的真實情況，體察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況。這樣的官員在歷史上怎麼能不青史留名呢。
為政者如若能體察民情，瞭解民意，想民眾所想，急民眾所急，切實解決百姓的問題，為百姓謀利，「政通人和」是自然達到的社會狀態。
求「通下情」，對於百姓的話，不但要能夠去聽，還要真正能聽得進去，才能達成「周知民隱」、「體察民情」的目的。而為政者能否聽得百姓的話，關鍵在於其是否有一顆仁政愛民、盡忠職守的父母心。
來看今天中共的執政，為了「維穩」維護統治集團的集團利益，攫取政治資本，凌駕於人民、法律之上，實施一系列「不通下情」、獨裁專制的政令，百姓有怨無處訴、有冤無處申，社會危機四伏，中共阻截百姓上訪、迫害維權人士，壓制人民、製造社會不公，中國民間維權抗暴運動此起彼伏……，中國進入特殊的歷史時期。
中國歷史展現了神傳文化的恢弘，朝代更迭中，演繹天理、君道、官德與做人的理念，呈現給世人鑒別善惡、好壞、是非、正邪的歷史長卷。以史為鑒，政事通達，人心才能和順，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穩定，這是歷史的明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