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11日訊】中共十八大召開的第二天11月9日，恰好是柏林牆倒塌的日子。當時東德共產黨政治局常委、德共最後時刻的第二號人物曾接受新紀元副總編輯周蕾採訪，談到了他一個偶然的口誤，導致成千上萬東德人衝向柏林牆，一發不可收拾，柏林牆倒塌，隨即東歐共產黨政權一個個相繼崩潰。而他，曾經堅定的共產黨員被開除出黨，之後又被新政權判刑3年。他由痛苦走向反思，最終擺脫了共產黨的精神枷鎖。
寓意中共政權在十八大後迅速走向解體
回顧東德共產黨的倒台，當時沒有人相信共產黨會在近期倒台，1989年東德政權感到危機，共產黨也曾希望通過改革挽救政權，而冥冥之中有定數，突然間歷史發生巨變。
11月8日，中共在北京召開十八大，中國社會和柏林牆倒塌前的東德有驚人的相似。這位前東德共產黨政治局常委、柏林牆倒坍前東德政權第二號人物沙博夫斯基脫離了東德共產黨，雖然以後的日子平淡，但他贏得的是良心的解脫和周圍人的敬意。順應歷史潮流，最後安度晚年。
也有民眾評論說，中共十八大開幕後第二天就是當年柏林牆倒塌的日子，今天中共政權的狀況與東德共產黨失去政權的最後日子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也許是中共政權在十八之後會迅速走向解體的寓意。
東德最後一次中央委員會 沒人相信近期崩潰
1989年是東德最為動盪的一年。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已經在東德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8個年頭。儘管當時的東德已經是債台高築，不斷有人逃亡，但直到89年的6月，昂納克對東德「鐵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
新紀元副總編輯周蕾報導，6月22日至23日，東德共產黨召開昂納克上台後的第五十四 次中央委員會全會。當時，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將會是昂納克所主持的最後一次中央委員會。
東德共產黨2號人物沙博夫斯基回憶，在這次會議上，昂納克突然打斷正在進行的針對政治局工作報告的討論，對萊比錫市申請2004年主辦夏季奧運會表示祝賀，然後拿出一份有關西柏林美軍RIAS電台前一天寫的一篇評論的報告，大聲念評論的最後一段：
「昂納克顯然是認為，東德至少還能存活到2004年。」念到這裡，昂納克和他的同僚們禁不住捧腹大笑：西方怎麼可能有這麼可笑的想法？
當時無論西德政府、美國還是蘇聯，都沒有想到世界巨變在即。而懷疑東德能繼續存在下去的人就更少了。東德靠著西德，比其它蘇聯小兄弟情況都好很多。
東德政權危機 共產黨希望通過改革挽救自己的權力
僅僅2個月，1989年8月，匈牙利的政府改革打破了籠罩歐洲44年之久的「鐵幕」（Iron Curtain：冷戰時期將歐洲分為西方和蘇聯兩個不同政治影響區域的界線）。東德許多城市也相繼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要求民主改革。為了平息遊行，10月18日昂納克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克倫茨接替。
接受新紀元採訪的沙博夫斯基表示：「我們政治局裡的一些人試圖通過撤銷昂納克的職務在黨內進行一場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希望通過改革能夠挽救東德共產黨，挽救這個黨的影響。因為，當時的東德政權已經是一個千瘡百孔、遭人憎恨的政權」，沙博夫斯基坦誠自己當時所做的一切決定是為了挽救自己的權力。
「這是東德人背離東德的一個原因。但是，這還不是最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老百姓對自由的需求度越來越高。」沙博夫斯基在談到89年東德大規模的逃亡潮時這樣說。
每天有十幾萬人逃離東德 民眾運動起到決定性作用
1989年夏天，自從5月2日匈牙利開放匈奧邊境之後，大批東德人以去匈牙利旅遊為名，取道奧地利逃往聯邦德國。東德的逃亡潮不僅造成了勞動力流失，使得企業受到了影響，更重要的是讓東德政府在國際上名聲掃地。
「人們看到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東德邊境的保安措施這麼嚴密，每天卻能有十幾萬人逃離這個國家，這到底得是一個什麼政權？」沙博夫斯基說，當時最難堪的莫過於天天看到這樣的鏡頭傳遍世界。電台、電視台對逃亡潮和東德民眾逐漸興起的抗爭持續報導，對民眾運動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89年10月起，萊比錫的民眾開始走上街頭，每個星期一舉行定期示威抗議。抗議遊行消息通過媒體傳播開。人們把萊比錫的遊行當作行為榜樣，紛紛傚法。
隨著東德民眾逃亡人數的增加和參與示威抗議的城市增多，東德政府高層的自信逐日下降。「老百姓就是用這種方式消弱了我們的權力。」
8月份昂納克在東德急劇動盪的時刻病倒。9月份，黨內以克倫茨、沙博夫斯基為首的一批高官策劃逼宮。「我們政治局裏的一些人試圖通過撤銷昂納克的職務在黨內進行一場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希望通過改革能夠挽救東德共產黨，挽救這個黨的影響。因為，當時的東德政權已經是一個千瘡百孔，非常遭人憎恨的政權」，沙博夫斯基坦誠自己當時所做的一切決定是為了挽救自己的權力。
當時懷疑東德倒台的人不多 東德不害怕美、英、法等國 但最恐懼民眾
事實上，在當時懷疑東德能繼續存在下去的人的確不多。無論是西德政府、美國還是蘇聯，都沒有想到世界巨變在即。由於美蘇兩國都擁有核武器，華沙條約國和北約成員國之間都格外小心翼翼。聯邦德國是北約成員國，而東德是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國家。任何促進德國統一的舉動都有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東德政府也看到了西方國家內部的利益分歧。法國和英國都對兩德統一持非常懷疑的態度，也暗自擔心一旦統一之後，擁有8千萬人口的德國的勢力會成為歐洲最強國。
沙博夫斯基回憶說：「法國總統密特朗後期訪問東德的時候，他拍著當時的國務委員會祕書長克倫茨的肩膀說：『東德得繼續存在下去。』這些也讓我們以為，儘管老百姓人心思變，但是我們還是能夠把東德繼續維持下去。」由於戈爾巴喬夫開始時也不同意兩德統一，東德政府感到更加放心。
東德當時屬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狀況最好一個。莫斯科曾經專門開了一家「東德商品百貨公司」，專賣東德產品。「蘇聯人買東德貨感覺，很像東柏林人能到西柏林買東西的心情。」
沙博夫斯基承認，東德其實是沾了西德的光。東西德一直有相當密切的經貿關係。貨物交往使得東德不僅獲得了原料和半成品，同時也得到了消費品。「當時的聯邦德國為我們提供了高達8億馬克的無息貸款額度。這些都是捷克或波蘭等東歐國家所不具備的條件。」在西德的支撐下，昂納克等共產黨領袖們始終沉浸在與東歐小兄弟們相比要高出一頭的優越感當中。
「昂納剋期間實際上是債台高築，東德的外債從他接任總書記時的2,000西德馬克上升到500億。當時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除了花錢以外，一事無成。」沙博夫斯基毫不掩飾地對昂納克的「業績」嗤之以鼻。
東德政府的高額外債引起了蘇聯的不安。勃列日涅夫批評昂納克沒有原則，欠西方的外債過高。莫斯科擔心東德陷入依賴西方國家的被動境地。然而，東德老百姓不知道也感受不到政府虧空而帶來的危險。他們感受到最多的是東西德之間的巨大差距。「當時的問題是，東德人不是去和波蘭或捷克相比，他們是和西德相比。每個家庭都能夠接收到西德的電視，東德人能看到電視節目，看到那些廣告。除此之外，很多人在西德都有親戚朋友。
「對東德人來說，衡量生活品質的標準不是波蘭或者蘇聯。東德人還不太看得上這些國家，因為當時這些國家把並不是很富有的東德看作是很不錯的產品輸出國。東德人嚮往的是西德。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媒體效應，東德老百姓能看到東德物質的缺乏。
「這是東德人背離東德的一個原因。但是，這還不是最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老百姓對自由的需求度越來越高。」沙博夫斯基在談到89年東德大規模的逃亡潮時這樣說。
「六‧四」後到訪北京 被指「學習」鎮壓
而此前，1989年6月4日，中國剛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大屠殺」事件。鎮壓後不久，當時兼任柏林市委第一書記的沙博夫斯基接受北京市的邀請前往中國訪問。
「昂納克同意這次出訪」，沙博夫斯基受托去瞭解中國政府的態度。當時的情景他還記憶猶新：「江澤民，是那個從上海來的那個人，對吧？他馬上就同意見面。他對我說，天安門事件是學生挑釁，政府無意讓局勢惡化。他通過暗示傳達給我們的資訊是，他試圖和天安門事件拉開距離。他說政府是被形勢所迫，但他似乎無意特別強調政府的立場。」
沙博夫斯基回憶說：「江澤民談這件事的時候有些尷尬。意思說，鎮壓不是中國政府的原則性立場。當然他解釋說，這都是由學生挑釁造成的。請我轉告昂納克。」
顯然，江澤民不願意背上這個「血債」。不過10多年後，他卻主導了對有著上千萬追隨者的法輪功的鎮壓。「人性是脆弱的，在那樣的極權制度下，站在高位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時間長了，會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呢。」沙博夫斯基歎道：「昂納克不也是如此。」
克倫茨10月1日也被昂納克派往中國參加中國的「十‧一」典禮。他回來後，西方報刊報導說他去中國瞭解如何武裝鎮壓反抗力量。這個報導讓當時密謀推翻昂納克，希望以改革派面目出現的東德高官們如坐針氈。
「陰差陽錯」柏林牆打開 東德人大逃亡
改組後的東德共產黨領導層首先想到的自救辦法，是出台一個新的出境管理規定，藉此挽救已經跌到谷底的東德政府的國際聲譽。
11月9日，改組的東德政府首次就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召開新聞發佈會。這一天，沙博夫斯基和當時的總書記克倫茨在會上談好，由他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簡化東德公民出境辦法之後，就匆匆離開會場。到了新聞發佈會上，他開始宣讀中央決議：「……允許個人出境，不必說明任何理由……將在最短的時間內批准出境……可以通過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的所有邊境檢查站出境。」
這時一個意大利記者提問說：「甚麼時候開始執行？」沙博夫斯基想了一下說：「據我所知，立即執行。」就在這裡命運之手輕輕撥動了一下決定著歷史前進方向的轉盤，沙博夫斯基陰差陽錯地出了一個並不應該由他負責的失誤。
記者們把沙博夫斯基說的「立即執行」理解為立即開放邊防檢查站的信號，紛紛打電話搶發這個消息。
「結果沒想到晚上7點時，邊警還甚麼都不知道。記者招待會之後沒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湧到了柏林牆的邊上，要求通過邊防檢查站。上千人在牆邊上喊：『把邊境打開。沙博夫斯基說邊境開了。』邊警不知所措，覺得也不可能是上千人都在撒謊。而且，那幾天情況很亂，經常有一些命令下來後，底下的人不知道，或者是負責的部門也不知道。
「在群眾的壓力下，一些邊警自己作出了決定，就打開了邊境。」柏林牆就這樣在東柏林居民平和而快樂的氣氛下，徹底打開了。
而沙博夫斯基被稱為「打開邊境的人」。柏林牆的倒塌使得東西德走向統一。
如今感謝共產黨把我開除出黨
1990年1月，這位出身於工人家庭、曾經堅定的共產黨員被開除出黨。沙博夫斯基說：「當時我很痛苦。被開除出黨時的心理感受就好像是被判死刑一樣。僅過了幾年之後，我倒是覺得真該給這個黨寫一封感謝信，感謝它把我開除出黨。如果我不是被開除，我內心可能還會對這個黨多多少少存有依戀之情。」
如今沙博夫斯基提起這段歷史時的語調格外輕鬆，他把脫離東德共產黨的過程稱為心靈的解放，「現在我的觀念完全改變了。不是出於直覺判斷，不是因為甚麼偶然事件，也不是因為這個黨開除了我，我對它產生了甚麼報復心理，而是因為我被開除後，我又重新去研究馬克思的理論，和我們所謂的科學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我瞭解了其他的哲學家，瞭解了其他思想體系。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解放，把我的思想從一種簡單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解放了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被開除出黨這件事對我幫助很大，讓我從這個極端狹隘的世界觀中徹底解放了出來。」
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書，記錄了東德共產黨倒台的過程。1994年，這個一生中寫了無數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把他對共產黨的反思寫進了新書《告別烏托邦》。馬克思主義對於他來說已經無非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
這段反思的經歷成為了他人生經歷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90年代初沙博夫斯基接受了曾被東德政府關押過的異議作家浮士特的邀請，參加了一系列「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對話。「沙博夫斯基不迴避別人向他提出的尖銳問題。能感覺得出來，他在努力與對方溝通。」
正是這種在共產黨的官員身上並非常見的特點引起了浮士特的注意。直到今天他們兩人有時還會接到學校，甚至是警署的邀請，同台反思曾經作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經歷。
「我向受害者道了歉：沒有直接參與槍殺，仍有罪責」
起初，他並不認為他應該為此負責。「我沒有直接參與過相關的決定。有關邊境安全系統的最後一個決定是1974年做的。那時我還沒到政治局。」
但是在法庭審判時他見到被殺的年輕人的父母，改變了他的想法。「我告訴我的律師，我覺得鑽法律的空子開脫我自己的罪責是很不合理。不管怎麼說，我是東德共產黨領導人，是政治局成員。不管這個決定是甚麼時候做的，我得對此負責。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
「我說，東德邊境安全系統殺死的不是犯罪份子，而是些只想離開這個國家的無辜的人。任何一個自由國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離開自己的國家，只要他們不是被通緝的罪犯。而如果一個體制需要在邊境用這種方式打死、打傷逃亡者，那麼它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對它說再見了。所以，我向受害者道了歉，但是不知道他們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們如果不接受，我也能理解。」
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獄，很多市民觀察了他在受審期間的表現，看到了他反思過寫下的言論之後，向柏林市長提出要求提前釋放沙博夫斯基的特赦申請。2000年 10月2日，在經過10個月的監禁後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獲得了自由。
如今沒了汽車、沒了自己的司機 但贏得的則是良心的解脫和周圍的敬意
回首過去，沙博夫斯基說：「每個誠實的人都能夠明白，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在政治上已經徹底失敗了，東德共產黨的手上還沾著在邊境被打死的年輕逃亡者的血。這個黨的領導者應該徹底地反省自己。」
東德的那段歷史對他來說已是一道已跨過的陰影，正如他已經跨越了自己一樣。
如今沙博夫斯基沒有了汽車、沒有了自己的司機，並且與太太搬到了西柏林一個不大的公寓裡，過著平凡的日子，但贏得的則是良心的解脫和周圍人的敬意。
推薦新紀元周刊精彩詳細原文 http://www.epochweek.com/b5/008/2636.htm 柏林牆倒塌之前的最後日子
訪原東德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