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05日訊】當張學良按照與中共的約定發動了事變之後，中共卻迫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壓力改變了對張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諾，把張晾了起來。如此才造成張一氣之下不辭而別，隻身陪蔣介石回南京以領罪，進而慘遭蔣介石軟禁半個多世紀的可悲結果。
據《西安事變新探》一書記載：關於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最權威的說法，來自於閻明復，張友坤的證詞實際上亦來自於閻的說法。而閻明復的這一說法，又來自於另外兩人。一為前東北軍將領，後來成為中共將領的呂正操。據閻回憶，他受命參加了張學良的葬禮之後去看望同樣年事已高的呂正操，是呂說了一句：「張漢公是共產黨員。」一為前東北籍大學生，後主持過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
據他回憶，宋黎說過，當年宋曾特別就此問題請教過西安事變前和西安事變期間曾經代表中共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說「葉給予了肯定的答覆。」宋說他已把葉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裝進保險箱，準備死後再拿出來上交。
文章指：「但閻的回憶文章也明顯地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他說他在1995年夏天去過蘇共檔案館，偶然發現了1936年12月初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一份電報，電文內容就是關於中共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中的先進份子裡去擴大自己的隊伍，而不應當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黨。」
「他強調：『以後的事態表明，儘管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反對張學良入黨，中共仍決定發展他入黨。』在這裡，閻所『發現』的電文內容，與莫斯科1986年就已經公開的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電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共產國際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電中共中央頗讓人懷疑，會不會閻『發現』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電？」
「而其後所謂『以後的事態表明』如何如何，邏輯上更不能成立。因為，共產國際8月15日政治指示電已經明確否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希望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提議，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決定發展他入黨』的措施，也應當是在8月政治指示電到達之後，而不致於拖到12月初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反對之後。何況，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生不過幾天時間，葉劍英等有資格將此一決定告知張學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實現此一『發展』？當然，閻文對於中共中央是否真的發展了張學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說法是：『現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決定，有沒有通知張學良本人？葉帥同宋黎的談話記錄將會揭開這個謎。』」
以往按照大陸史觀對西安事變這一歷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觀點，「會發生根本的動搖和改變」。因為，張學良既然是中共黨員，那麼理所當然西安事變是中共在幕後主導。中共既然推動並主導了事變，自然也就應當與張同進退。
然而，當張學良按照與中共的約定發動了事變之後，中共卻迫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壓力改變了對張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諾，把張晾了起來。如此才造成張一氣之下不辭而別，隻身陪蔣介石回南京以領罪，進而慘遭蔣介石軟禁半個多世紀的可悲結果。問題是，能夠確定地說，張學良是中共黨員嗎？
寄希望於當事人之一的葉帥的回憶，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現在還沒有人看到過宋黎的這一記錄；第二，我們也很難確保宋黎的轉述不會與葉帥敘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證據而言，任何回憶，更不要說經過了幾十年的回憶，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印證才比較可靠，而目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張學良入黨問題的文獻資料，都還不能支持上述說法。
1936年6月30日劉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只提到張學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也只提到我們「將來擬許其入黨」；8 月15日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也只是說明：對「你們關於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我們感到特別不安」，強調「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等。
文章還指：「中共中央於7月2日告訴共產國際，他們尚未正式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但『將來擬許其入黨』；而事實上，他們已經基本上達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張學良入黨；只是因為張的身份太過特殊．為穩妥起見，才對共產國際把話說得比較委婉，以試探後者的反應。」
而在整個西安事變策劃和實行的過程中，張學良依舊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並不受中共的指揮。這正是為甚麼當事變結束，張學良被囚之後，儘管身陷囹圄，命運未卜，他第一位考慮的仍舊是東北軍的前途問題，生恐東北軍繼續與中共「紅軍」保持統戰關係，會造成難以預測的嚴重後果。故他明確建議蔣介石把東北軍儘快調離陝甘地區，脫離中共與中共的軍隊。
（責任編輯：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