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洗腦

出凡:共產黨邪教洗腦誅心手法面面觀(中)

——撒旦筆吏的十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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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8月25日訊】虛構事實 無中生有

無中生有本來是道家的一種說法,用來解釋自然之形成。可是在撒旦筆吏們的手中卻另有所用,而且應用的滴水不漏、無影無形。我們把時間推移到上個世紀的80年代。當時共產黨邪教政權在對中國人進行了幾乎近三十年殺伐後,導致經濟崩潰民生凋敝,政權幾近崩潰。不得不打開了封閉的窗口。中國人透過這個狹窄的窗口,接觸到了外在世界的一些真實情況,被共產黨邪惡黨性冰凍的人性開始逐漸復甦。共產黨在民眾頭腦中植入的共產主義、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等理念也開始動搖,迷茫一時成為社會青年的基本心態。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人生的路為甚麼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並且在當時掀起了影響廣泛、參與人數眾多的關於人生之路的討論。但是在真實的生活中,這封所謂的讀者來信的主角「潘曉」並不存在,「他」只是當時的《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馬麗珍苦思冥想靈感迸發後,利用北京經濟學院78級大學生潘禕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廠的女工黃曉菊倆人偽造出來的。所謂「潘曉」的來信《人生的路為甚麼越走越窄》也是編輯捉筆偽造的產物。這份偽造的「潘曉」來信在開頭說,「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歷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歷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

接下來,潘曉歷數了自己在家庭、單位、朋友、戀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結論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與現實生活太遠,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結尾說:「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在共產黨撒旦魔教筆吏的筆下,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青年人初入社會的困惑、迷茫,其內心的掙扎越然紙上。在偽造了「潘曉」其人和「潘曉」的來信後,《中國青年》又偽造了讀了「潘曉」來信後的讀者來信,並在《中國青年》雜誌展開數個月的討論,最終利用討論總結出了具有時代特徵的為共產主義奉獻的撒旦邪教教條和理念上來。

1999年,共產黨邪教對法輪功展開舖天蓋地的迫害,在迫害過程中,撒旦的筆吏們就奉其人間教主的邪惡指令,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無中生有的新聞:利用中國大陸民眾對共產黨邪教在中國幾十年造「神」運動的反感,污蔑甚麼法輪功的創始人講過自己是釋迦牟尼、耶穌轉世;利用中國大陸民眾對共產黨邪教官員制度性、群體性貪腐的反感,編造法輪功的創始人擁有豪宅等等,欺騙人民,煽動仇恨。

偽造現場 製造事實

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邪教政權,由於中蘇交惡和輸出革命受到西方自由世界的圍堵,中國共產黨邪教教主們便萌生了搜刮農民的農產品資源,出口換取外匯發展核子武器維護其政權的強烈願望,共產黨邪教的筆吏們便主動和地方官員協作,製造一個又一個農業增產的「事實」,用文字、圖片、記錄電影等手段實現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大躍進。

最早製造出的「事實」起於1958年年中,6月8日,《人民日報》登載了「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的報導。這時在中國被稱作科學泰斗的錢學森也緊緊跟隨,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署名文章,論證了糧食畝產四萬斤的可行性。其部份內容擇錄如下:「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份,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也就是稻麥產量可以達到四萬斤。

《人民日報》等媒體的筆吏們的蠱惑、政府組織的現場觀摩、外加科學家的論證,各地的糧食產量大幅提升。兩個月後的1958年8月13日,新華社報導了湖北省麻城縣溪建園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的事跡,該社早稻畝產達到了36900斤。除了廣播、報紙、雜誌的報導外,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還拍攝了《沸騰的廣西》、《豐收曲》的記錄片在全國各地放映。

同年9月25日左右,小麥畝產最高數是青海柴達木盆地賽甚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的8586斤,稻穀畝產最高數為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130435斤。事情做到這一步,似乎應該可以了吧,也能讓邪教教主們滿意了吧。筆吏並不滿足,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農作物增產從麥子、水稻擴展到其他農作物種類:需要用梯子才能採摘的棉花、用曹沖稱像的方法才能確定重量的南瓜、切掉穗頭做電線桿的高粱,畝產200萬斤的土豆等等。

每畝地有660平方米,畝產2105斤,1平方米水稻產量已經是3斤多,似乎還有可信度;當水稻畝產達到36900斤時,1平方米的水稻產量已經是60斤左右,在1平方米地方放上60斤左右的稻穀應該是很厚厚的了;當水稻產量被邪教的官員和筆吏相互推波助瀾的互動中達到130435斤時,每平方米的水稻已近200斤,已經是整整一麻袋了。就是這樣婦孺譏笑的謊言,在筆吏們的手下變得有聲有色:學習語錄、土地深耕、禾苗密植,栩栩如生。

在這個虛假的邪教語話之場的氛圍下,共產黨邪教教主們強迫農民增加農產品上交,換取外匯發展原子武器的目的到達了,而在中國大地上卻製造了餓死4000萬人,父子相食、易子而餐的人間悲劇。

2001年1月23日,為了讓更多的人被迷惑,參加到仇恨法輪功的行列中,也為共產黨邪教加大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找到支點,中國共產黨撒旦邪教政府在撒旦筆吏的配合下,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天安門廣場自焚案」,以此來栽贓法輪功,在世界範圍內煽動仇恨。

六個多月後,2001年8月14日,國際教育發展組織(IED)在聯合國倡導和保護人權附屬委員會第53屆會議第六項議程中,強烈譴責中共當局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聲明說:「我們的調查表明,真正殘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江澤民]政府。該政權拿出2001年1月23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所謂自焚事件作為指控法輪功是『X教』的證據。但是,我們得到了一份該事件的錄像片,並從中得出結論,該事件是由該政府一手導演的。」在國際社會一向強詞奪理的中國代表團,面對確鑿證據集體失語、未作任何回應。

壞事變好 讚美邪靈

西方新聞界有一俗語:「壞消息就是好消息」,用以形容新聞媒介偏好報導災難,反過來說明災難對社會和民眾的影響深、社會關注度高,所以成為媒介報導的對象。其實,除了壞消息具有新聞報導價值外,壞消息就是壞消息,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共產黨邪教的筆吏們,卻能創造性的把壞事變好,為撒旦邪教掩過飾非。

上個世紀60年代中,王傑被共產黨媒介譽為是「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式的英雄人物」、「不怕苦不怕死」的超級黨員。他在日記中的一些言論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曾作為名言被許多青年抄在筆記本上。

真實的王傑1942年出生於山東金鄉,1961年8月參軍,死前是濟南軍區一個坦克師工兵班班長。1965年7月14日4月,在駐地江蘇邳縣附近為張樓鄉武裝部的民兵地雷爆破訓練班進行地雷實爆演習教學時,違規使用一個炸藥包示範,引發爆炸。結果王傑被炸死,10多個民兵受重傷。王傑死後,坦克師總部把其死亡正式定性為「一起由於違反操作規程而造成的責任死亡事故」。王傑死後,一位濟南軍區青年部的部長獲知王傑留有20多本日記,遂在向上級匯報。後來這位部長在高層的授意下將王傑塑造成一個王傑用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撲向炸藥包,捨身救人的共產主義的好戰士。

不管責任為何,王傑死了,10多人受重傷,是一個人間悲劇。但是在共產黨邪教教主和筆吏的眼中,如若天降甘露:人世間的王傑死了,作為共產黨邪教需要的超級黨徒的王傑誕生了。筆吏們又可以利用這個原型肆意的為中國人洗腦誅心了。(詳見林輝:「英雄」王傑是如何被炮製出來的?)

地震、洪水、火災、疾病,會造成人員死傷、財產損失,天下之政府民眾皆視之為壞事,躲之唯恐不及。但在中國共產黨的眼中,自然災害不僅是單純的一個災害,自然災害的出現還有以下幾點好處:一,轉移對其他社會問題和社會熱點的關注;二,塑造共產黨教主們的親民形象;三;塑造超級共產黨員的形象;四,遮蔽共產黨撒旦教官員瀆職、斂財等造成的人禍。

如2009年08月25日《財經》實習記者蘭方在題為「760億元善款官用尷尬」的報導披露一組調查數據顯示汶川大地震760億元民間捐贈款物中,除去折價為100餘億元的物資,資金為653.52億元。其中八成以上進入了政府的財政專戶,按政府預算來執行。於是來自社會民間的善心捐款成了共產黨的財政收入,成為邪教官員謀利的資源。災害發生之日,就是共產黨邪教首腦粉墨登場之時。熟悉大陸媒介報導的中國人都熟悉這樣一個事實:災難一起,共產黨邪教的各級教主紛紛出場視察、慰問,作秀不斷。繼而筆吏們操控的媒介隨即跟進,於是乎一場場使老百姓財人具損、家破人亡的災難,在筆吏們德精心策劃下,變成了一個個歌頌邪教的視覺盛宴。

製造熱點 負負對沖

對沖本來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共產黨邪教卻創造性的把它應用到了宣傳領域。每當中國大陸出現了容易引發社會民眾高度關注、引發群情的熱點事件,共產黨撒旦邪教的筆吏們就會馬上在其控制的喉舌媒介上,刊發一組與中國出現的熱點事件性質相近或相同的外國(一般是美國)發生的負面事件來來製造出新的熱點,來沖淡中國人對國內熱點性事件的關注。

除了有目的選擇一些外國(一般是美國)媒體報導的負面性事件,來對沖國內民眾對中國大陸發生的一些熱點性事件的關注外,有時中國共產黨邪教還會搬出能夠有目的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幾個法寶:達賴喇嘛、東突、民進黨、釣魚島等等,來對沖國內熱點事件,而且屢用不爽、績效非凡。

2011年10月13 日下午5 時30 分許,廣東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年僅兩歲的女童小悅悅在巷子裡,被一輛麵包車兩次碾壓,幾分鐘後又被一小型貨櫃車碾過。七分鐘內在女童身邊經過的十八路人,竟然對此不聞不問。最後,一位撿垃圾的阿姨把小悅悅抱到路邊並找到她的媽媽,孩子送到醫院後年幼的小悅悅因為被多次碾壓不治而亡。一時間輿論嘩然,感中共國治下大陸的人心不古、歎整體社會道德淪喪。

時隔五天,2011年10月18日「騰訊評論」就刊發專題「當『見死不救』發生在美國」,翻出了2008年5月30日,美國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78歲的老漢托里斯被一輛本田車撞倒在路上,被另一輛本田車碾壓,老人倒地期間,9輛汽車從老托里斯的身邊駛過,但卻沒有人下車查看老人的情況,路邊的行人目睹了事故也態度冷漠的事件。

2011年11月20日《解放日報》又發表署名吳興人的評論「少一點埋怨,多一點行動」,重點講述『見死不救』發生在美國的事件的過程,並舉兩例說明國人並非道德淪喪。不管是「騰訊評論」的專題,還是《解放日報》的評論,雖然看起來有一個比對兩國見死不救事件,從而提升社會公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主要想告訴關注此事的中國普通的人是:見死不救不僅存在於中國,在美國也照樣存在這樣一個事實。

2011年12月1日,中國大陸曝出了陝西略陽縣4名村鎮幹部輪姦年僅12歲幼女的案件,筆吏們不僅把輪姦幼女「書寫」為「嫖宿幼女」迷惑民眾,不惜把無辜受害的幼女變為妓女之身。為了轉移民眾的關注,12月6日初又不失時機的在各大媒體推出「美國雛妓的悲慘生活」的專題,八圖八文對沖共產黨邪教官吏輪姦幼女醜聞的負面影響。

緊接著2011年12月13日,中共國《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網站又刊出一個「美軍再曝醜聞,陣亡將士遺體被當垃圾填埋處理」的新聞專題,把本來與此新聞毫無關聯的、發生在不同時間,且被美國媒體報導出來的一些涉及美軍的醜聞,有目的組合起來放在此消息之下,以期產生組合效應。其中包括「美國囚徒活體試驗曝虛偽嘴臉」、「美航母艦長出鏡不雅視頻」、「駐韓美軍強姦韓國少女」、「美軍射殺伊拉克囚犯拍視頻」、「駐阿美國射殺平民笑與死體合影」等五個專題,來對沖中國大陸民眾對中共國撒旦邪教官員輪姦幼女的關注。

這裡並不是說美國的社會就完美無缺,美國的社會也確實存在醜陋、陰暗的方面。其實這些陰暗和醜陋的面正好是美國的媒介報導後,我們才獲知的。作為一個正常社會的大眾傳播媒介,既報導美國社會好的方面供我們借鑒,也報導這些陰暗和醜陋的面使我們警秫,本來無可厚非。關鍵是共產黨邪教控制下的中國社會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而是一個撒旦邪教控制下政教合一的社會,中國大陸的媒介也不是正常社會的公共信息平台,而是共產黨邪教的喉舌,所以共產黨邪教的筆吏們在報導和處理這一類新聞時,報導的目的、時間的選擇、報導的手段都是邪惡的。因為他們不是希望中國民眾瞭解美國和西方社會的真實圖景,而是為了製造熱點,對沖共產黨邪教對中國善良民眾所施予的種種邪惡。(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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