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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成: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自述

——《八八憶網》一書的前言

于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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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10月04日訊】歲月不饒人。想到今年我已是八十八高齡,心中不禁驚嘆:「一事無成兩鬢斑。歎光陰一去不回還!」(京戲伍子胥過昭關的唱詞)。我國古時對一個人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說法,前兩者不好說,後者或者還沾點邊兒。我從1956年十月起創建並主持群眾出版社三十年之久,編輯出版了溥儀《我的前半生》、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等書,自己也寫了不少論文和雜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的論文結集為《我國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設》、民主.法治社會主義》兩書出版;文藝性的雜文結集為《新綠收屋筆談》、《鳴春集》兩書出版。八十年代後半期的論文已編成《權與法》,雜文集為〈談風集〉,但因六四事件,兩書遭禁,未能問世。1994-2004年旅美的11年期間,由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出版了《人權與憲政》一書。這本《八八憶往》基本上是2005年返國定居以後的論文,也收入了選自《權與法》書稿中的論文。

言為心聲。這本書各篇文字所貫穿的思想精神,恐怕以自由主義來概括,較為適當。民主主義、憲政主義、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個人主義、公平正義、博愛等被稱為普世價值,也都包括其中。正因為我一直秉持並宣揚這些自由主義精神,我多次挨整,兩次繫獄。1947年就被定為反黨分子,受留黨查看處分。六四事件中,以參加動亂,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被開除中共黨籍。但我一生追求真理,堅持真理。朝聞道夕死可以,九死其猶未悔。即被稱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者也。

一個人思想的形成,無不同所處時代環境、家庭、學校有關係。對於知識份子,更同他是讀甚麼書大有關係,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生在五四運動後第六年,我父親是五四運動中學生領袖之一。我從小養成了喜愛讀書的習慣。父親書房中的藏書,我經常翻閱,如新青年雜誌合訂本,獨秀文存,胡適文存。胡適的《藏輝史札記》、《四十自述》等。不管是否讀得懂,大都翻閱了。我哥哥是「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先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後被吸收加入中共。他的藏書都是三十年代的文藝作品。其中我最愛讀的是魯迅和巴金的小說和雜文。

我一九三二年考入北師附小,當時的課本都貫穿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精神。鴉片戰爭後,列強侵略我國的史實,如沙俄侵吞我國黑龍江北、烏蘇里江東的大片國土;江東六十四屯,在我讀的歷史、地理課本中,都有講述。同學中互相借閱的《愛的教育》等書,均給我以極大的影響。「七七」事變後,大批青年學生離開北京,去當時所謂的大後方,重慶、昆明等地。我哥哥董易也在1939年去了那裏。我因在魯迅雜文中讀到的國民黨殺害左聯柔石、胡也頻等五烈士等事實,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十分不滿。因此,我堅持留在北京,並與一些同學組織了一個「螢火社」,刻蠟板,出版油印刊物「螢火」。我去解放區後,該社發展、擴大為海燕社,成為有一百數十人參加的黨的外圍組織。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日美開戰,燕京大學也被日本兵查封接收。我父親被軟禁半年多後,獲准回城內老宅中。此時有中共晉察冀分局城工部領導人劉仁(我父親在師大教書時的學生)派人來我家,敦請我父親到邊區。同時要我在京做地下工作,並吸收入黨。1943年7月,我也離京進入晉察冀邊區,分配到抗大二分校任教員。我到抗大二分校報到後的第三天,就有日軍大舉進攻圍剿。這場戰役至年底才結束。這場反掃蕩戰役的經過,我父親在《游擊草》中有詳細的記述。其中一首詩中說:「大兒南詔無消息,繼子轉戰慈河邊。」這裡說的繼子就是我。

戰役結束後,二分校奉命回到陝甘寧邊區,駐地是清澗。1944年春天,我被調往延安,進入外國語學校學習英語。此時學校並未進行整風,但我讀到了整風文件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對他講的知識份子連殺豬豬會叫都不懂,連臭狗屎都不如,十分反感。我認為社會上人們都有分工,知識份子不一定都會殺豬。對文藝必須服從政治的說法,我也有所懷疑。因為我看過魯迅的「文藝家與政治的歧途」一文,後來讀到毛澤東在文章中稱魯迅為新文化的偉大旗手」,「魯迅與我的思想是相通的。」但後來在文革中,毛和一些文藝家的談話,當羅稷南問,如果魯迅還活首,現在會怎麼樣?毛答:如果他還繼續寫雜文,就會被關到監獄裡去。

後又傳出在延被批判的野百合花作者王十味,在蔣軍進攻,延安撤退時已被當時中共警衛部隊殺掉。我又想起在延安被整的作家肖軍,在日本投降後回到哈爾濱,辦了文化報,同官方辦的另一報紙打筆仗,肖軍公開揭露蘇聯紅軍進入東北後,強姦婦女,掠走大批機器,被批判為反蘇。後來我在天津買到一本肖軍批判,是1957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劉芝明編譯的。劉芝明在反右時,在吳祖光被打成右派下放東北後,曾找新鳳霞談話,逼她與吳祖光離婚。新鳳霞不從,劉又下令禁止新鳳霞演出,並罰她做打掃廁所等勞役。1953年胡風被定為反革命集團,他的罰狀是上萬言書,並在四人通信中議論黨的領導。

毛澤東在胡風反革命集團罪行的批語中,還寫了「論輿論一律」一文。後又自比秦始皇,自誇說他焚書坑儒比秦始皇更厲害。他在反右派鬥爭時規定了區分香花與毒草的標準,也即畫右派的標準。林彪在文革的前夕所說的「四個念念不忘」,以及鄧小平1979年三月在全國理論務虛閉幕會上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後來他又將這「四項基本原則」寫入八二憲法的序言。凡此種種,都說明了我青年時期在延對中共的一些感覺是正確的。

五十年代初期,我和其他人一樣都經歷了不斷進行的各種政治運動。1949年1月我從華北聯大外國語學院俄文系畢業,被分配到天津外事處,後又轉到天津市公安局。1950年展開鎮壓反革命運動,我被調到監獄進行清案工作,當時北京、天津都在一日內集體處決一、二百犯人。在處決犯人的當天,我們都到現場,在監獄門前,開來了幾十輛大卡車,車上站滿持槍的軍警。在車前幾十步的地方,設一小桌,當犯人被提出,在經過這一小桌前宣佈被判死刑,立即執行,並由軍警押到車上。我親眼看到天津偽市長溫士珍(即溫家寶的伯父),偽駐日大使許世英被從監獄提出。二人可能事前已得到消息,都穿了家中送來的全新的布鞋,但溫士珍在被軍警押上車前,一隻腳上的鞋子掉了,他轉過頭看鞋,但軍警硬把他架上車去。我看後心中十分不忍。即使對反革命罪犯,何以這樣予非人道待遇?後在高等學校中開展的思想改造運動,以及抗美援朝中的反美運動中,胡適留在國內的大兒子胡思杜被迫交待他父親的罪行,後來胡思杜被迫自殺。燕京大學代校長陸志韋的兒女都在會上揭發其父親是美帝的走狗。他的一個兒子曾經與我同班的陸卓元後在文革中還伸手打他的父親。

我想到1947年,我在華北聯大被整為反黨分子時,宣佈我的罪狀竟有與父親的關係超過黨的關係一條。他們舉著「大義滅親」、「對反革命的憐憫,就是對人民的凶殘」,對人道主義和孝親的道德肆意破壞。我聽說毛澤東有兩次講話都說到,我國有幾億人口,死了一半也沒甚麼了不起。氫彈打來沒甚麼了不起。我聽了以後,很震驚。他居然對人的生命不加珍惜。過去的封建主義者就是視民如草介。孟子說過,君視民為草介,則民視君為寇頭。毛澤東曾經指示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要人民去吃苦,犧牲,但是他自己卻在深宮中享受帝王的生活。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人時,他卻在各地大建樓台館所。

我的哥哥董易曾屬名於果在「中國青年」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人,要把人當成人!」因此在反右中被劃為中右,兩次下放到山東、山西。1956年,蘇共舉行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因為級別不夠,我未能聽到黨內的傳達,但我從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報紙上看到了報告的全文。給我思想上以極大的震撼。過去一切歌頌他的偉大、光榮等詞彙,原來都是謊言。後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問題文集一、二集,刊載了各國共產黨領袖的表態、發言,南斯拉夫的鐵托在普拉的演說,給我以極大的啟示。他說,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在於個人崇拜所由產生的制度。

早在1949年以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都宣稱社會主義是遙遠將來的事。但到了53年,就宣佈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了對我國農業、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黨內的幹部大多思想不通,我也認為劉少奇在天津的講話是正確的。他說資本主義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有利的。中國的問題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少了。後來,人們清楚地看到,農業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後,農民集體生產,記工分,吃大鍋飯,結果生產積極性不高,農業生產下降。

1960年傳出河南信陽等地發生餓死人的事件,中央派了兩個工作組分別去信陽和甘肅。我和公安部的一批幹部都分配到甘肅的工作組。我和當時任辦公廳副主任的姚艮一起到清水回族自治縣,除了親眼看到大批人餓死,還看到地方幹部與農民的嚴重分化。許多幹部事實上成為新惡霸和土皇帝。他們佔有當地一切資源和權力,貪污、濫權,欺凌農民,有的生產隊要全村的農民都去搞水利,有的隊長幾乎將全村的婦女都霸佔了。對於這種情況,後來在文革前的整風清社運動中,王光美的桃園調查也有記載。後來我讀到了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德熱拉斯的《新階級》一書,才清楚認識到毛澤東一向主張的「興無滅資」確實出現了一個新階級——官僚資產階級。

1971年我在秦城監獄關了三年後,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送往公安部的五七干校監督勞動。當時我曾寫了一個字條,交給另一「黑幫」分子,我引述了稷康在「太師箴」中的詞句:「行本懲暴,今已脅閒」;「昔為天下,今為一人」。1975年獲准回到北京探親過春節。我偶然在廠甸的舊書攤上買到一本愛因斯坦文集的第三冊,作者在一篇論文中說,社會主義還需要解決公有財產的管理者是否實行民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我還聽到有一本哈耶克著的《社會主義是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但一直找不到,直到我在1995年從美國到台灣開會時,才在一個書店中買到。

我還買到福山(美籍日裔學者)的《歷史的終結》一書。他說, 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資本主義是人類發展的最終的形式, 今後再也變不出甚麼花樣來了。正像丘吉爾所說, 民主是最不壞的一種政治制度。自由經濟也不是沒有缺點,但正像民主是糾錯的一種機制一樣,自由經濟也是可以自我調節的。我因此認為斯大林關於人類歷史上存在五種生產方式, 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完全是沒有根據的。1992年8.19事件,蘇共垮臺更證明了 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完全破產的事實。人民一直被告知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毛澤東一直講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方向。看來,走甚麼人的路的問題,也有重新考慮的必要了。

個人主義在我國一直被誤解為利己主義,其實個人主義是主張個性解放,個人獨立的人格。英國19世紀法學家梅因曾說過,從身份到契約,這是人類很大的一個進步。過去在我國,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我國主要的統治思想儒學所規定的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就是說,你不是你自己,你是皇帝的臣民,父親的兒子,丈夫的妻子,完全附屬於他人。毛澤東也說,知識份子總是要依附於一定的階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孫中山也是重視群體,忽視個體的作用,他常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無法抵抗列強的侵略。這是不對的。人民至上還是國家至上,確實是一個應該搞清楚的問題。

胡適曾說過,在歐美等國流行一種說法:」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我的國家,不管對還是錯,總是我的國家。這種不問是非曲直,盲目的愛國主義, 是很壞的東西。希特勒就曾利用這種狹隘的愛國主義,大肆屠殺猶太人,並把德國人驅入戰場,變成炮灰。有人說,國家主義是專制主義的最後避難所。我國在粉碎四人幫,鄧小平主政以後,又開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又恢復了對文藝作品的批判。如《苦戀》(太陽和人)小說中主人翁的女兒問他,你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愛你嗎?這是把祖國和國家混為一談,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國家至上還是人民至上,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愛因斯坦說過,人民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卻是人民建立的。胡適也說過:一個文明的國家不是一群奴隸所能夠建成的。宣傳中強調,愛國就是愛黨,在文革中大唱特唱紅歌,如「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有些人把文革中受到的迫害說成是」娘打孩子」歪曲黨和政府同公民之間的政治關係,從而為黨和政府的統治者的罪行和錯誤做辯護。

1985年,我接受香港鏡報主筆林文的採訪,後來該刊發表我的」第三梯隊的提法質疑「一文,當時中共提出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我提出質疑,由當權的領導人指定接班人的作法,還是」你辦事我放心「的那一套封建繼承的方法。後來公安部黨組向中央寫了」關于于浩成發表錯誤言論的報告,其中包括了此文以及我發表過的其他自由主義的言論。中共批示我必須調離原崗位,免了我群眾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的職務。此前,鄧力群曾找我到中南海談話,他說,你的一些觀點不一定是錯的,但我們不能比中央更聰明,要求我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但我根本做不到。近年來,在階級分化日益嚴重,民眾對統治階層不滿,統治者往往大肆宣傳愛國主義,以轉移民眾的不滿。多年以來,每年紀念「五四遠動」所發表的社論都是強調愛國,而不是民主。對於我國的傳統文化,毛澤東一向批儒尊法,常罵孔子是糟糠,自比秦始皇。但後來的中共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成為毛澤東的反對者。江澤民曾主張搞德治。近年來更大肆提倡尊孔,在各地,在外國以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為名,大辦孔子學院。有一次竟將孔子的大型塑像立在歷史博物館的北門外,與天安門城樓上的毛的畫像遙遙相對,一時引為笑談。

幾十年來,我的經歷都說明,中共依靠鎮壓和欺騙這兩手來維持其統治,毛澤東在將習仲勳列為反黨集團時曾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不論革命反革命,都首先要做輿論的工作。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直白的講,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都要靠這兩桿子。偽造歷史,矇蔽群眾,更是中共主要的手段之一。蘇聯更是如此。托洛斯基早年寫過一本書,叫做《偽造歷史的斯大林學派》,最近在普金的主持下,將蘇共歷史寫了一本新的教科書,其中不少材料是人們迄今所不知道的。

胡喬木所著《中共建國三十年》以及前兩年中共黨史第一、二 卷都是偽造歷史。粉飾現實之作。最近紀念抗美援朝六十週年,官方仍然堅持過去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提法。事實上是金日成打了第一槍,破壞了三八線的協定,攻佔了漢城,直逼釜山。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的軍隊才在仁川登錄。所謂美國要越過鴨綠江,侵略中國,完全是無稽之談。中國誌願軍犧牲了幾十萬之眾,而且失去了「解放」台灣的機會。近年來,由於互聯網的發達,大量被隱蔽的真實歷史被公開了。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現實,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以民主憲政取代一黨專政,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是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夢。在我國古代,知識人被稱為「士」,孔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字這裡可以包括普世價值所有的思想意識在內。

我國知識份子素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古代的且不說,以近現代來說,史學家大師陳寅恪一向倡導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當郭沫若到廣州中山大學敦請他回京,並擔任歷史學所的所長,他對郭說,請轉告毛澤東主席,如果容許我在所內不講馬克思主義,即刻前往。哲學家和教育家梁簌溟,當毛澤東在政協會上當眾對他辱罵,他凌然不屈(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後來他曾給我寫有「千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勉勵我堅定意志,抵禦強暴。我在1988年曾寫有一首自壽詩,其中有一聯云:「顱頂猶懸達氏劍,腹中每動屈子憂」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我被關押在武警部隊,作詩一首,其中有一聯句為:「人不自由毋寧死,國無法治最堪憂」。再回顧我過去走過的道路,我也更加有道路自信,我深信我國必將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家庭,嚴冬即將過去,春天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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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04 9: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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