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9月06日訊】（德國之聲報導）中國14位律師就計生罰款向中國當局申請信息公開，據中國媒體報導，目前無一省份願公開計生罰款支出情況。社會學者認為計生罰款利益是「一胎化政策」無法放開的隱性原因。
9月2日，中國多個省市的14名律師聯合向中國國家審計署發出申請，要求該機構明確公示「社會撫養費是否屬於國家審計範圍」，同時他們也向計生、財政等部門申請信息公開。據中國媒體《新京報》報導，早在今年7月，浙江律師吳有水就致信31個省市的計生、財政部門，申請公示計生罰款的收支、預算等信息。吳有水只收到17個省份的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徵收總額，共計165億元。其他14個省份或不予回覆，或直言不能公開。至於支出情況，沒有一個省份願意公開。目前就19家省級計生部門、12家省級財政部門未在法定期限內公開社會撫養費信息，吳有水已致函國家人口計生委和財政部，提起行政復議。
目前中國國家審計署官網發文稱：「對社會撫養費的關注度不夠，近年未組織過全面審計，也未能全面掌握這些資金的底數以及相關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計生部門也跟進回應，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副司長、新聞發言人姚宏文9月4日表示：「社會撫養費全部上繳國庫，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社會撫養費不屬於中央財政收入，也不屬於衛生計生部門收入。」
「社會撫養費」在中國更被公眾熟悉的另一名字即為「計生罰款」。根據《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規定的徵收標準，以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計征的參考基本標準，結合當事人實際收入水平和違規生育情節確定數額。新京報在報導中指中國各地計生罰款數額不一，其中也為計生腐敗預留了空間。
「哪裏違法生育的人越多，哪裏計生部門福利就越高」
吳有水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回溯「社會撫養費」的「前世今生」：「社會撫養費也就是從超計劃外生育罰款而來，只不過叫罰款從法律方面是講不過去的，因為生育權是人的基本權利，所以1995年的時候，中國政府發表了一個白皮書，稱中國在計生方面是不存在罰款的，是徵收社會撫養費；當時這不是一個法律規定，名不正言不順的，所以在2001年時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在這個法律中明確規定對超生人員要徵收社會撫養費。既然不是罰款，不是懲罰行為，對公民的徵收就象徵稅一樣，必須要有個理由。當時的理由就是彌補社會資源的不足。」
吳有水指，正是緣於看到計生罰款並非用在法律規定的理由「彌補社會資源」上，才發起要求信息公示活動：「中國的法治進程中，多年前法制並不完善，出於某種目的，為了鼓勵罰款，罰了錢就歸罰錢者用」。吳有才透露計生罰款從一開始就發生方向偏差，因此計生罰款在縣鄉一級的計生部門會以各種方式私留及分享利益。
去年，多年致力於研究人口問題的中國學者何亞福向中國政府提出《停止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建議》，指出計生部門在計生產業中牟取了暴利和收繳社會撫養費的不合理，他同時為計生利益算了一筆賬，得出的結論計生產業的「利潤」往往超過500%，甚至是「無本萬利」。他還引述2009年第8期《半月談》一篇題為《一名鄉幹部自曝地方計生「吃人怪圈」》的文章，文中一位基層計生幹部披露，在地方計生部門根本無意從人口控制角度考慮，也無意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對超生者只希望罰錢了事，於是形成了一個「吃人怪圈」，即哪裏違法生育的人口越多，哪裏計生部門的獎金福利就越高，他們吃飯、用車就越瀟灑。
「計生部門、審計署兩部門官腔官調、推脫責任」
吳有水再向德國之聲強調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計生罰款不屬國家機密，應該屬於信息公示範疇。但遺憾的是這些數據不知道何時能透明展示在公眾面前，或許永遠是筆糊塗賬：「老百姓永遠不可能知道的，包括從徵收開始到現在，沒有人想過這個錢該怎麼用。」
對於審計署和計生部門相繼做出的回應，吳有水似乎並不滿意，他認為計生部門沿襲了一貫的官腔官調，將法律規定重述一下而已。而國家審計署的回應更是推脫責任：「國家審計署在回應中說審計重大項目、重大支出，意思是社會撫養費是小錢，才幾百個億對國家審計署當然是小錢了，但審計署應該明白自己的職責，不是一個會計事務所，而是一個國家的審計的主管機構，有義務監督下面的審計機構對相應的項目去審計。國務院頒布的《社會撫養費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審計部門有共同監督責任的，他們的責任跑哪兒去了。」
（責任編輯：李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