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5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秦雨霏編譯報導）為了瞭解今天的中國，外界需要看一看中共政權在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作出的不同尋常的選擇。中共處心積慮地將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分離，政治上高壓，經濟上自由，令國人喪失對精神的追求，淪為金錢的奴隸。美國西東大學外交和國際關係學副教授汪錚4月29日在《時代》雜誌撰文說，在過去25年裡，中國已經從毛主義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娛樂中心，道德下滑，信仰缺乏，金錢至上，中國面臨一個社會危機。
六四是改變中國方向的重大事件
《時代》文章說，二十五年足夠漫長，能夠反映出六四事件真正的影響和後果。不幸的是，對於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抗議，一個改變中國方向的重大事件，人們無法在中國媒體上找到任何討論或反思。中國人民有著非常強烈的歷史良知，但是他們的歷史記憶總是選擇性的。在過去幾年，作者曾經在中國幾所大學授課，出乎他的意料，精英大學的中國學生對於六四事件知之甚少，即使他們大多數人知道很多有關70年前的中日戰爭。但是，他們不該受到指責，因為他們沒法獲得瞭解這個事件細節的資源。
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轉變。許多這些改變，不管正面還是負面，可以被追溯到中共政權在1989年所作的選擇。在學生運動之後，合法性受到挑戰的中共作出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他們放棄了他們平衡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式，這是從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就開始的做法。對於經濟改革，他們走向極端的「自由」和激進；對於政治改革，他們走向極端「保守」和殭化。這是「1989的選擇」。基本上，政府將這兩個重要的問題分割，以便它可以專注於優先事項，而不試圖維持一個平衡。
中國淪落為娛樂中心
《時代》文章說，作為它的頭號重點，共產黨竭盡一切方式來維持穩定和社會秩序。在社會層面上，它試圖分割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政府進行嚴密的社會控制並嚐試以不可想像的方法來壓制可能的反對勢力的活動。政府的維穩預算高於國防預算。跟25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國的言論自由更少。雖然社交媒體創造了新的表達意見的渠道，但是今天的中國媒體控制比上世紀80年代更嚴厲。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政府實際上給公民提供許多非政治活動方面的自由。在25年裡，中國已經從毛主義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娛樂中心。然而在最近幾年，我們已經看到道德下滑，從腐敗和醜聞到缺乏信仰和金錢至上。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在面臨一個社會危機。
同時，北京勇敢地擁抱一個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這個國家成為世界工廠並且極大受益於全球化。在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罷黜市場改革的倡導者、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之後，北京進行了比趙紫陽更大膽的經濟改革。在過去25年，中國經歷了顯著的經濟發展，比如從世界第九大經濟躍升為第二大經濟體。
為發展付出道德和環境的昂貴代價
《時代》文章說，今天的許多問題比如腐敗，污染和貧富差距，都可以追溯到政府在1989年的選擇。經濟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史無前例的財富和權力。但是，就像最近一個故事所說的那樣，一個年輕中國男子賣腎以購買一台iPad。類似的，中國為了發展付出環境，道德和社會層面的昂貴代價。在25年快速增長之後，中共新政府指出，對於經濟增長的新來源，它處於一個困難的情況。在中國勞工薪資顯著增加之後，中國在失去作為世界工廠的競爭力。房地產市場的快速增長為中國GDP增長作出顯著貢獻，但是，顯然這條道路是不可持續的。它已經製造了一個很大的房市泡沫並成為社會動盪的一個來源。
而且，政府一直試圖分割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所以在它的國內政治上，共產黨在擁抱民族主義，並使用民族主義和愛國教育以加強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並且提高社會凝聚力。在外交關係方面，中國在過去25年擁抱全球化。政府追隨開放政策，加入世貿組織。但是在最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分割製造了許多問題。比如，民族主義的興起越來越影響了中國外交決策。受到愛國教育和民族主義敘事的影響，中國年輕人變得更加民族主義，他們強烈批評政府軟弱處理南海和釣魚島問題。政府已經發現自身處於這樣一個兩難困境，而隨著國內民族主義高漲，它沒有多少靈活性來處理外部紛爭。
特權官僚和家族權力的巨大擴張
《時代》文章說，在1989年，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包括要求政府進行政治改革，遏制腐敗和太子黨特權，公開政府官員收入，停止媒體審查。在25年之後，很不幸的是，所有這些訴求，除了一個其他都沒有實現。實際上，以上提及的領域情況比25年前更糟糕。比如，自從六四事件之後，我們見證了特權官僚和家族權力的巨大擴張。最近的新聞報導披露，幾個經濟發展關鍵的重大行業比如電力，石油天然氣和電信，都被幾個家族操控，比如前總理李鵬和前安全沙皇周永康。
有一個已經達成的訴求是教育撥款增加以及知識份子薪資提高。中國的快速增長為中共政權帶來巨大的資源用以收買知識份子精英的效忠。共同利益把學者，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綁在一起，僅僅25 年前他們還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上立場各異。現在他們已經成為「新中國公司」的利益攸關者和共同擁有人。比如，中國頂級大學的教授現在經常獲得慷慨的國家研究基金。看起來那些處於中國社會階梯頂層的人滿足於分享社會繁榮的紅利並樂於為市場經濟和一黨統治的穩定唱讚歌。即使1989年的選擇和極端政策為今天的共產黨政府製造了巨大的問題以及困境，有一件事情政府不再擔憂：今天的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專注於掙錢和實現他們自己個人的有關權力和金錢的中國夢。因此，他們將幾乎不可能再次上街。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