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故事：橫渡恐懼之海(4)

籌劃八五學潮 遭遇江澤民

上海，中國第一大城市，於我，是更廣闊的天地。攻讀研究生階段，學業相對輕鬆，我有更多時間，探索中國未來，尋覓知音同道。時值八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正處開放，校園空氣活躍。中共黨內，由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政治老人鄧小平隱身幕後、垂簾聽政；政府管制，相對寬鬆。

我常聚集眾多研究生，探討國是，抨擊時弊，憧憬民主。到1985年，在我身邊，已經聚集起一大幫志同道合的好友，出自不同的科系。因為活躍，我被同學們推選為同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會主席（當時的校園，還能選舉）。

1985年秋冬季節，我決定在上海發起一次學潮，以紀念歷史上的「一二九愛國運動」為名，呼喚民主變革。為了保密，準備工作僅在我和好友約10人之間悄悄進行。連續工作幾個晚上，我們手書大批傳單：「專制誤國，民主興邦」；「人人平等，自由萬歲」；「自由，民主，平等」……一直寫到雙手發麻，難以伸展。

將傳單塞進鼓脹的書包，我們分頭騎單車到其他大學去散發。異校撒傳單，是我發明的一種障眼法。人少事多，我一人承包了比鄰的復旦大學。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獨自踩著單車去復旦校園。秋冬交接的冷風直往衣領裡灌。在復旦的草地上、教學樓的座位上、圖書館的桌面上……到處出現我散放的傳單。但在返回同濟的路上，卻有一種孤獨和惆悵的感覺揮之不去，在偌大而熱鬧的復旦校園，為甚麼？僅僅只有一個人，僅僅只有我，在從事這份冒險的事業！

忽有一份打字稿從外地傳來：方勵之教授在浙江大學的演講。關於民主，方教授的論辯，新穎、大膽、前衛，通俗易懂而又鞭辟入裡，讀之大受鼓舞。

我和好友及時捕捉時機，決定以牆報和傳閱方式，大力推廣方勵之言論，結果，不僅傳遍同濟大學，還傳遍上海各大高校，更擴及外地。我們還以同濟大學研究生會名義，編輯一本《方勵之姚蜀平演講集》，印刷800本，到各大學傳播。在這本演講集的封底，我題寫了八個字：歡迎傳播，功德無量。方勵之迅速聞名於全國，其中，我和好友的傳播工作，無形間，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也是從1985年開始，我與方勵之之間，開始有書信往來，我尊稱他為「方老師」。

但我們這群活躍份子，卻因此引起了校方、以至國家安全部的注意。這種注意很快發展成便衣特務的跟蹤與監視。有一晚，我的兩位同學在校區張貼了《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介紹方勵之的報告文學），回到宿舍才不到二十分鐘，管理學院的幾名領導就突然敲門而入，神色凝重地告誡，不得再張貼。他們奉命前來，苦口婆心地對我們做「說服教育」工作，警告我們不要「鬧事」。

上海當局獲悉我們將在當年的12月9日發動學潮，急忙多方打壓。時任市長的江澤民臨時出「高招」：將「一二九」前後一週定為上海市「交通安全活動周」：全市進行交通大檢查，街道集體活動一律禁止。

監控嚴，風聲緊。我召集「學運籌委會」開會，冷靜分析形勢，超過半數人認為，當年發動學潮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我於是提議：激流勇退。經過一番爭論，多數人同意我的提議。計劃中的八五上海學潮暫時擱淺。

上書胡耀邦與中宣部對話

雖暫停學運，但我提議，改而向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上「萬言書」。「萬言書」其實沒有萬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徹夜撰成，另一位好友執筆抄下。大意是：沒有政治改革，就沒有經濟改革；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便不可能深入；當代大學生，痛恨腐敗，嚮往民主；學生運動可以幫助政府改進工作，並非「鬧事」……

「政治體制改革」這六個字，在今日中國，隨處可見，其涵義甚至被扭曲。但在1985年，這六個簡單的中文字，尚從未在中國的媒體或書籍上出現過。上書胡耀邦，我成為最早提出這六個字的人之一。沒有想到，當初由我這個二十出頭的青年學子所提出的簡單原理，民主ABC，時隔二十多年後，才從中共總理溫家寶嘴裡說出來（2011年，溫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進行到底。」），竟被視為中共領導層的「進步」！

原準備大範圍簽名聯署這份「萬言書」，但不少人雖然贊同上書內容，卻不敢簽名。那仍然是一個恐懼因言獲罪的年代，文革的大恐怖，讓人們心有餘悸。那時候，在中國，有人因上書中央領導、提出不同意見、隨後遭到追查與迫害的例子，屢見不鮮。一位受我指定、負責到郵局寄信的研究生，甚至在寄出信件前的最後一分鐘，將他的名字從「萬言書」後抹去。於是，實際簽名聯署的，以我為首，只有十名研究生。

忐忑不安的等待，卻是一個良好的結果。1986年初夏，中共中央宣傳部（簡稱中宣部）派出兩名官員，奉胡耀邦之命，來到同濟大學，指名要與我們十位上書的研究生對話。對話中，我代表「萬言書」簽名人，向兩位官員闡述政見：擴大民主，廣採民意，實施政治體制改革。我講得激情，兩位官員聽得認真，並做詳細筆記。事後，我尋思：胡耀邦，一位難得的中共開明領導人。中國的政治改革，或許能從黨內改革派開始？

（選自 香港開放出版社《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

責任編輯：謝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