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 一個精美的黑匣子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也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卻因長期置身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為醫生，卻救治不了自己。父親陪母親去南京就醫，兩個月後，父親一人歸來，帶回一個繡有白鶴、松柏、梅花鹿的精美黑匣子。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連我們裝衣服，用的都是紙箱子，如此精美的黑匣子令我們幾個孩子驚異不已。那是骨灰盒！可憐的母親，已然蠟炬成灰。
母親驟然離世，家中彷彿塌了天。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父親又當爹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而對於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謀生的手段，都用盡了；所有繁重的勞役，都歷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復一年。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地主崽子！」從班主任老師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於我的腦際，也將轟鳴於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兇惡，有如惡煞；出語尖刻，有如利刃。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而以我的天性，總有機會成為「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
「把他孤立起來！」隨著班主任老師一聲喝令，我的苦日子便開始迴圈。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鬨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辱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翹課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裏。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地叫罵：「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
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文革期間，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六四槍聲 驚醒父親
父親是中學音樂和美術教師。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練唱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就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甚麼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裡有真正的責備，認為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甚麼，足見他也找不出甚麼理由來說服我。
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為甚麼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為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嶇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親，每隔幾週，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遠行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里，或者為了捕魚謀生，或者為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苦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親真正覺醒，是到了1989年，在「六四」的槍聲中。他的兒子，我，因呼喚民主而被共產黨投入大牢。連親人探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好幾次，父親揹負沉重的行囊，輾轉萬里，從四川老家，來到廣州，只巴望能看上兒子一眼，卻被公安局無情地拒之於門外。父親曾投宿於我留在中山大學的單身宿舍裡，無望地等著我「出來」。一個來月間，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築了碗大的巢，兒子依然杳無音訊。我不能想像，望眼欲穿的父親，離開紅塵滾滾的廣州時，是怎樣的老淚縱橫、步履踉蹌！
被關押一年後，沉沉黑獄中，突然收到一封戀人泓寫自上海的信。信中有關父親的幾句話， 猛撞了我的心房。泓在信中道：「陳伯伯想到廣州做燈，養活你……被我勸阻了……」（做節日燈，是父親的一種手藝。）天啦！父親把我拉扯成人，歷盡多少艱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讀完研究生。我工作兩年，還沒來得及盡一份孝心，難道如今，還要六十多歲的老父，再來廣州賣苦力，養活我這個百無一用的囚徒？我緊攥著信紙，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聲。
出獄後，發現父親變了。再也沒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跡。父親完全看穿了共產黨的本質。他理解兒子，理解民主，對我的所思所為，不僅沒有半點責備，而且毫無猶疑地，予以贊同和支持。
（選自 香港開放出版社《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
責任編輯：謝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