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9月16日訊】昨天有個在基層幾年的大學生找我，說是今年要報考國家公務員；主要是因為這些年自己在基層的苦，特別嚮往邁入中國社會的官之門。他說自己這些年看出了未來，只有考進公務員才是成功的入門；不然自己就是幹到死也沒有什麼出息。因為自己不僅不可能光宗耀祖，而且可能連自己的小家都難以幸福。正因為如此，所以近二年將主要精力放在學習上；因為考進公務員才是自己人生的起點。他說為何我們社會到處說官員辭職，咋也沒有看見空出多少位置；就是山西官場地震無人提拔，也沒有見到從社會上公開招聘。
我們看到我們社會從來沒有說過官員是最吸引人的崗位，因為我們社會的官是為人民服務的。而我們社會公開宣揚的官員辭職原因，絕大多數是收入低、晉升難而且「為官不易」。然而老百姓從自己身邊的官員那裡看到的全部是比老百姓富，因為官員最富成為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即使有些官員外表樸素，但公開的內幕依然是奢侈。如我們武漢當年有名的于志安始終不搬樓房住平房，整天都是工作服。可最後公開才知道，原來人家不是五星酒店不住；情人與他更是花天酒地。再比如說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鄧崎琳參加與線民交流時表示：「我一年稅後工資是40多萬，你會信嗎？美國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萬美金，民營企業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中國央企高管的工資薪酬水準和同類崗位相比低得多，這是事實」。然而鄧崎琳忘記了武鋼的老百姓拿多少錢，每月1000多元；而下崗的老百姓才每月180元。更重要的是鄧崎琳這40多萬沒有地方花，他衣食住行全部是公款包了；這樣的社會他要錢幹嘛，難道他每年的40多萬全部做慈善了嗎？因為美國的企業家敢捐獻自己百分之八十的財產，鄧崎琳究竟捐獻了多少呢？更重要的是美國企業家不僅沒有公款消費，而且還沒有補貼費；其收入含自己接待與招待的費用，這能比嗎？
至於中國的官晉升難還真的是事實，因為我在官場14年就沒有晉升過；而且竟然連我按照國際慣例應該晉升的高級職稱也是八年沒有晉升上。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中國的官場的確晉升不容易。然而中國的官對有些人卻是晉升相當容易，而且還能是火箭式的無阻礙地快速晉升。如鄧崎琳就將孫文東從實習生破格提拔成單位負責人，這大概是全世界人民做夢都不會夢到是做官容易；因為這超出了人們的思維極限。在這樣的官場，你還能說晉升難嗎？現在的中國完全陷入了「朝中有人好做官」，而「朝中無人則無官做」；這通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得到了證實，因為我們的黨委提拔人從原來的「看檔案」變成了領導通過自己的大腦選拔人；那麼「朝中無人」的人自然永遠都是晉升難，因為你不可能進入黨委會上憑腦袋想像選拔人才的領導的大腦；所以你永遠是晉升難。而與領導有這樣或那樣關係的人，則破格提拔也就是相當正常的了；因為我們社會的組織部門能將‘沒有文憑的人’說成‘實踐經驗豐富’，而既無文憑又沒有實踐經驗的人則能說成是‘改革的闖將’。
此外中國社會的官也的確「為官不易」，因為它是中國特色的原因；首先我們是一個公款吃喝玩樂與交往的社會，因此任何人為官後的主要工作就是吃喝玩樂。如我原來有個同學當了官，竟然半年沒有回自己的家；因為每天都在燈紅酒綠中，連他自己都分不清東西南北了；因為喝醉了就在酒店睡，而每天早上必須要趕到辦公室將自己桌上的檔全部簽完。再加上追時髦也有幾個情人，所以流連忘返成為了普遍現象。而且中國官員不僅要經常在國內名山大川出差開會，因為出國考察也是家常便飯。此外就是中國官員是由上級領導提拔任命的，所以經常往上級領導那裡跑是正常現象；因此半年可以不回家的他，幾乎每個星期都能與上級領導面對面；當然只是這地點可以是酒店，也可是是外地的旅遊點；甚至還邀請上級領導一起出國，因為上級領導的費用他包了。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經常半年不回家；而家中的老婆也知道這是中國式的官員生活，誰叫你選擇他呀？
我們的確看到我們今天的社會有些官員辭職，但基本上都是目的性很強的定向辭職；即要麼是出國，要麼是到特定的單位高就；但其辭職的理由竟然都是收入水準低、晉升難和工作緊張；「每天工作（含燈紅酒綠場合）十個小時是常態，而且幾乎沒有週末；沒有節假日」。「如果有更好的職業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實現個人抱負和理想；就可以另謀他職」。因為官員通過權力而獲得了高學歷和高職稱，所以不少官員在從政多年後選擇重返象牙塔而投身學術；因為學術腐敗還沒有成為我們社會整治的重點目標。其極少數到到民企任職的官員，最大的價值在於瞭解政策和有人脈資源；「企業的許多事情，辭職官員首先‘知道找誰’；其次‘能找到誰’，然後‘能說上話’；最後‘能辦成事’，這是民營企業最需要的」。正因為如此，不是這官員是民企需要的；而是民企需要撈全民的財產，所以需要這辭職官員修建橋樑。要知道我們今天的中國最多的是什麼，就是人才；而民企不要人才而要官員，這裡面難道還能是知識經濟的需要嗎？因為我們社會的辭職官員除出國的外，其它的全部都是在進行「權力的二次開發」；因為這些官員在辭職前已經完成了緣於職務的「期權效應」，所以冠冕堂皇地辭職而實際卻是將自己投入的權力資本通過「跳槽」而撈回。
雖然現有的《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但什麼是「直接相關」？法律缺乏更明確的界定。但我們社會現在實際的辭職案例來看，這麼撈取權力資本的途徑是如此廣闊卻依然還是沒有形成辭職潮；因為今天的中國依然還是權力交換利益最直接而且最大化，所以我們社會很難形成官員的辭職潮。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