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讀張愛玲」（二）

弟弟

張愛玲受姑姑的影響，與親戚間一概不往來，卻忠實地記得他們的故事，那些高牆大院的家族裡，錯綜纏繞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創作，取材於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地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長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在《對照記》和《小團圓》裡，她都寫到父親飯後消食的習慣——繞室吟誦古書，滔滔地不歇氣的樣子，會覺得心痛。因為這滿腹詩書在新的時代，毫無用處。

後來寫小說，一篇一篇寫出來，逐漸地得罪了全族，至少我們曉得，《花凋》裡頭，「酒精裡泡著的孩屍」「自民國以後時間就沒長進」的舅舅家，是極惱恨她的。

她分明是愛著弟弟的，為後母打弟弟，她流過何其多的眼淚。自己住到母親家後，對著浴室裡的美麗的母親哭泣道：「要接他來，送他去學騎馬⋯⋯」

在散文《私語》裡她寫道，她逃出家後，弟弟也不堪抽大煙的父親和後母的凌虐，學著姐姐逃到母親這裡來了，「帶著一雙用報紙包的球鞋。」然而，母親向弟弟解釋，她負擔不了兩個孩子，於是弟弟依然回去父親和後母的家，「他流著淚，帶著他那雙報紙包的球鞋。」——那種兒童的流落無依，格外地躍然紙上。我每次讀到這個細節，都會油然地淚盈滿眶。

然而，她記恨著兒時的一張水彩畫，被人力透紙背地打了橫槓——是弟弟幹的；後來後母嫉妒她頻頻去探望生母，從中生事，宣揚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屜裡看見一封信，弟弟寫著：「家姐事⋯⋯家門之玷」——他在學著經理人事，於是寫了這麼一份信，寄出與否不得而知。但張愛玲對此事，銘記在心，她被傷到了。《小團圓》裡，她反反覆覆提及，反反覆覆地寫。

她看著後母打弟弟，父親也打，然而，這夫婦二人抽鴉片時，弟弟如一隻偎炕的小貓，神情心滿意足。這樣的情景，一如她看著弟弟挨打，那樣令她心靈震顫，那種「一定要報仇」的心意，也漸漸成了個笑話。弟弟是個沒有心性的混沌人物，他軟弱，得過且過，隨遇而安，而且好脾氣得不得了，而張愛玲的性情，最是狠毒、決絕的。再大一點，弟弟漸漸地偏向後母了，凡事替後母說話，認為「二叔糊塗，娘是好的」。在姐姐這裡，他的無智混沌，簡直是無可救藥的了。到末了，她對他連同情都沒有了。他每每開口講話，躊躇滿志地計劃「去做套西裝穿穿，再去找個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強笑著道：「你不要再說了呀。」

後來，張愛玲在英文小說《易經》裡，逕直把這個角色寫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來，實在是沒價值的。

後頭看她弟弟張子靜寫的《我的姊姊張愛玲》，晚年接受記者採訪，談張愛玲小說裡頭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憶起父親、母親、姐姐，一律都有溫暖底色。他抱歉著自己這樣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實在是配不上那樣才情飛揚的姐姐。然而，他以她為驕傲。

半個世紀後，張愛玲在美國與劫後餘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寫信向她要錢，她則回信抱歉地說幫不上他——依然是一樣的情節，禮節齊全的互相問候，伸手要錢，以及好聲好氣卻斬釘截鐵的回絕。這樣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換代了，他們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脈絡，尋常的情節。男人們個個都在伸手要錢，一輩子都在伸手要錢。張愛玲的精明，則和《金鎖記》裡的曹七巧沒甚麼兩樣，總之，要錢是沒有的。論起煩難，她扳著指頭也能訴苦諸多。

在《小團圓》裡，她寫她家的那些僕人們，那裡還保存著一個有倫理的鄉村社會，有幫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廚房，長年橫七豎八地睡著人，總是有從安徽鄉下來的僕人的親族鄉親人等。有一回，奶媽的兒子來上海找個餬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門口，由奶媽將殘羹剩飯熱了來吃，夜裡則睡在廚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

這樣的細節，想來是刺激她的。這些窮苦的鄉下人，還是有著最本質的舔犢之情、鄉情倫理；而這些做主人的，飽讀經綸，腦子裡都是西來文明最表面的那一套冷酷的東西，錢攥得緊緊的，兒女親情都是纍贅，為了錢，兄妹之間可以打官司；為了錢，可以被收買和背叛，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而她的母親，則是「五四精神」的最強有力的實踐者，她看不上丈夫，於是與之仳離。拋下兒女，過了自在瀟灑的一生，老死於異國他鄉。

然而，縱觀她們的際遇，沒有了大家庭的背景，她們每個人，猶如風中之燭，那樣的燃燒和自保，都是微弱而辛酸的。

姑姑從前喜歡這個弟弟，出門時常常和弟弟開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給我一晚上好不好？」因為弟弟生得好看。

到了晚年張子靜的筆下，他和姑姑雖然同住上海，卻已經是半世未見，姑姑再婚和離世的消息，他都是從報上得知的。

「不過姑姑對我始終有不同的看法，比較冷淡。她認為我一直在父親和後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們的影響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因此對我保持著一定的警惕和距離。

「她們還住在愛丁頓公寓時，一次我去看姐姐，兩人說話的時間長了些，不覺將近吃晚飯的時分。我姑姑對我說：『不留你吃飯了，你如果要在這裡吃飯，一定要和我們先講好，吃多少米的飯，吃哪些菜，我們才能準備好。像現在這樣沒有準備就不能留你吃飯。』我只好匆匆告辭。」

對此，張愛玲在《小團圓》當中這樣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釋：「他小時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連日熬夜，隔兩個鐘頭數幾滴藥水給他吃。九莉也是聽她自己說的。但是她這些年來硬起心腸自衛慣了，不然就都靠上來了。」——舔犢之情從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態炎涼，一層層灰一層層沙攙下來，積累得久了。那點真心都埋沒了。

張愛玲離開上海，約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們都是洞察時事的人，唯有張子靜，混沌地奔走謀生，父親花光了所有的錢，裝聾作啞從來不提給他娶親結婚這樁人生大事，張子靜在揚州等地謀生，後來又在上海遠郊的中學裡教書，終其一生孤單一人。

在張子靜的回憶裡，他重複地寫到張愛玲去國離鄉帶給他的傷心：「一九五二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她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那年八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卡爾登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然後把門關上。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李婧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