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和李鴻章家的女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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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4日訊】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張愛玲

一部《小團圓》,把張愛玲生前最深的愛與痛揭了開來,裸裎在世人好奇的眼光之下,有張迷說,”我恨不能把這本書在市面上的所有版本全部買下,付之一炬。”

作為張愛玲文學遺產的執行人,宋以朗在《小團圓》的前言中舉出了Max Brod和卡夫卡的例子,來說明自己未遵作者叮囑銷毀遺作的情有可原。張愛玲已經無法挺身而出為自己辯護,而讀張的人也不過是徒增歎息。

很多人津津樂道於張愛玲的貴族出身,她與李鴻章之間的血脈淵源,作為前朝大老的外曾孫女,張愛玲並未享受過太多榮華富貴的遺澤,相反,她的一生幾乎都在困窘中度過。李氏望族所遺留給她的,彷彿只有那些瀰漫著鴉片氣息的、無望深宅裡的悱惻流言。讀者們在她的小說裡按圖索驥,猜測著誰是小說中破落貴族的原型。張愛玲的舅舅因此生氣地說:”她來問我,我什麼都告訴她,她卻在文章裡罵我們!”

她那樣入骨三分地把豪門怨事化進小說,因此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幾十年後,《李鴻章家族》的作者宋路霞採訪李氏後人時,幾乎所有老李家人提起張愛玲都是一肚子氣。從香港回滬探親的李家皓對宋路霞說:”張愛玲寫小說是為了出風頭,她沒東西寫了,就專寫自家人,什麼丑寫什麼,李家人出來工作的也不少,他們的掙扎和奮鬥她不寫,這算什麼?所以我們當年就不高興睬她……她寫別人是病態,她自己本身就是病態……我看她最後也沒什麼好結果……”

同族把話說到這份上,也算相當刻薄。但張愛玲豈是尋常人哉?她那個從未謀面的外曾祖李鴻章,獨獨把一項難得的基因遺傳給了她,那就是:承受誤解與罵名的能力。

菊耦婚後,高貴嫻雅,無論從家世還是容貌,後人常認為”爺爺配不上奶奶”

《孽海花》裡的擇婿佳話

其實不單是張愛玲,李鴻章家族中許多女人都值得一書,即使在封建男權社會,她們大多隱蔽在某個男人背後,不為人知道,但她們的光芒也常常要漏將出來。就拿李鴻章的夫人趙小蓮來說,這個女生男相的女人幾乎是老李的”定海神針”。都說趙氏有”幫夫運”,她嫁到李家的這30年(1863-1892),恰恰是李鴻章在中國政壇上大紅大紫的30年,湘軍淮軍平定天京、老李辦洋務、辦海軍、辦學堂,都是在這期間。而趙氏一死,一切都亂了套,甲午戰敗、撤消職務、簽署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李鴻章的厄運就此開始。

趙氏是李鴻章的續絃,相貌並不漂亮,但生於安徽太湖著名的書香門第,祖父是嘉慶年間的狀元、清廷冊封琉球國王的正使;父親是咸豐皇帝的陪讀;滿門兄侄都讀書入仕。趙小蓮嫁給李鴻章的時候已經24歲,在鄉下算是老姑娘,那個年代的女子大概只有靠婚嫁才能實現自我抱負,她非將才之輩不嫁,也說明她是個有主見的巨眼英雄。

李鴻章子嗣並不興旺,原配夫人生下的兒子夭折後,不得不過繼了弟弟李昭慶之子李經方–這個名為長子的侄兒一生追隨老李襄辦外交,是他的左膀右臂,此是後話。但趙小蓮嫁給李鴻章的第二年,就為李家添了個貨真價實的子嗣李經述,過了幾年,又生了李經(又名菊耦)和李經溥兩個女兒,菊耦就是張愛玲的奶奶。

兩個女兒是李鴻章的掌上明珠,老李並不十分重男輕女,他一直把她們留在身邊,遲遲捨不得讓她們嫁人,因女兒都聰明過人,文墨清通,可以幫他處理公文。尤其長女菊耦,見識高,口風緊,辦事細心。張愛玲說,”我祖母也是二十三歲才訂親,照當時的標準都是遲婚。””因為父親寵愛,留在身邊代看公文等等,去了一個還剩一個。李鴻章本人似乎沒有什麼私生活,太太不漂亮……他惟一的一個姨太太據說也丑。”張愛玲在小說《創世紀》裡寫紫微22歲嫁給16歲的少年匡霆谷,就是寫的自己的六姑奶奶李經溥。

而張愛玲的奶奶,23歲才出嫁的菊耦,夫婿是李鴻章親自挑選的清流健將張佩綸。

進士出身的張佩綸,因為一支敢言硬筆,到處彈劾官員,曾經風頭很勁。但光緒十年中法馬江之戰戰敗,被朝廷發配察哈爾。3年後歸來,李鴻章特邀張到天津小住,對他欣賞不已,認為他的才幹堪稱今世藺相如,得知張佩綸的繼室在發配期間過世,便暗示張佩綸秋後來提親。

菊耦為相門千金,容貌嫻雅,能詩,善琴,懂得弈棋、煮茗,對書畫有很高的鑑賞力。而張佩綸年屆40,一把鬍子,相貌甚至有幾分粗鄙,結過兩次婚,是一個流放回來的罪臣,怎麼講兩人都不相配。據說趙氏當時就不同意這門婚事,但最後,菊耦自己點了頭,因為”爹爹眼力必定不差”。

高精度圖片
菊耦與母親趙小蓮的合影,趙氏夫人穿的是一品常禮服(網路圖片)

這段東床選婿的佳話在當時流傳很廣,曾樸在他的《孽海花》中,專門把這一段寫了進去:一日威毅伯感冒,要請侖樵去商量一件公事,踏進房門,早被威毅伯看見,便喊:”賢弟進來,不妨事,這是小女呀–你來見見莊世兄。”姑娘紅了臉,道了萬福,轉身如飛逃進裡間。莊侖樵一面與威毅伯談話,一面看見桌子上有一本錦面的書,……一翻就翻到兩首有關中法戰爭的詩,起首便是”雞籠南望淚潸潸,聞到元戎匹馬還!”這個”元戎”除了他還能是誰?兩首詩一氣讀完,末一句竟是”功罪千秋付史評”,對他竟是既有責備更有諒解,莊侖樵不覺兩股熱淚骨碌碌地落下來。威毅伯看見就笑道,不過是小女的塗鴉之作,又說:”小女有點子小聰明,就要高著眼孔,這結親一事,老夫倒著實為難,托賢弟替老夫留意留意。”莊侖樵接著說:”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何況女公子樣的才貌!門生倒要請教老師,要如何格式,才肯給呢?”威毅伯聽後哈哈一笑竟說:”只要和賢弟一樣,老夫就心滿意足了。”說完竟”很注意地看了他幾眼”,莊侖樵心領神會,馬上托人提親,威毅伯竟一口應承了。

張佩綸字幼樵,所以《孽海花》裡的莊侖樵,當時幾乎人人知道是影射張佩綸。連張佩綸與李菊耦的兒女–張愛玲的父親與姑姑,都私下討論這一出是杜撰。按張愛玲的看法:爺爺不可能在簽押房遇到奶奶,而奶奶也不大會作詩。

張佩綸後來仕途並未再有起色,李菊耦38歲開始守寡,靠嫁妝維持生活。張愛玲不信爺爺奶奶婚後琴瑟和諧的佳話,連她的姑姑張茂淵都責備李鴻章:” 這老爹爹也真是–兩個女兒,一個嫁給比她大二十來歲的做填房,一個嫁給比她小六歲的,一輩子嫌她老。”張愛玲後來看到一張奶奶中年時的照片,”陰鬱嚴冷 “。菊耦讓女兒著男裝,稱少爺,這種陰陽顛倒”是一種朦朧的女權主義,希望女兒剛強,將來婚事能自己拿主意”。

後來,菊耦的女兒張茂淵,菊耦的兒媳、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瑩果然都脫離舊式家庭,到海外求學,自食其力,作新女性。張茂淵長年單身;黃素瑩衝破婚姻,成了出走的娜拉。

清流健將張佩綸,因為性格古怪,被認為是相府的”怪味姑爺”

揭開血淋淋的瘡疤

也許是《孽海花》提醒了張愛玲,家有傳奇,別人能寫,我為什麼不寫?她熱衷於打聽家族逸聞,並寫進自己的小說。而母親姑姑往往對豪門舊事諱莫如深,因為經歷了”五四”,”現在不興說這個了”。

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在《我的姊姊張愛玲》中老實不客氣地把姐姐小說裡的原型一個個來了個對號入座,”我姐姐的小說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體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體都病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人大多是清朝遺老的後代,民國之後仍然在坐享顯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遺產、吸大煙、養姨太太,過著奢靡頹廢的生活……”

這姐弟倆還真是統統繼承了爺爺張佩綸直筆彈劾、不怕開罪人的本事,張子靜在文章裡逐一評點:《金鎖記》一書是以李鴻章次子李經述一家的生活為背景,故事影射了李經述三子李國煦夫婦,孫子李家瑾是小說中的”長白”,孫女李家瑜就是小說中的”長安”。小說裡的三爺季澤影射的是李經述的四子李國熊,李國熊在生活中就是一個吃、喝、嫖、賭的紈褲子弟……

文章一出,張家姐弟就算把老李家全得罪光了。家醜不可外揚,他們姐弟倆居然一個出小說,一個寫註釋,白紙黑字,指名道姓,叫李鴻章家的後人怎能不暴跳如雷?

張愛玲當然管不了這麼多,戲與人生本來就是互相糾纏的影子,這個小說癡人不但對李家人下手不留情,對自己的纍纍瘡疤也照揭不誤,因為”最好的材料就是自己最熟知的材料”:與漢奸文人胡蘭成的一段孽姻,詳細到床笫之歡;與電影明星桑弧成為秘密情人,在《小團圓》中首次得到印證;而與美國丈夫賴雅未婚先孕,張愛玲不想要這個孩子,居然在打胎後把孩子扔在馬桶裡衝了下去。

當時愛玲已有身孕4個月,很擔心手術會有問題,但找到的這個醫生居然也肯做。

根據談好的條件,不能有任何其他人在場,所以賴雅事先避開了。醫生走後,賴雅走了進來,把一柄劈柴斧子放好,說,”我沒出去,就在樓梯口,看見有這把斧頭,就拿著,想著你要是有個什麼,我就殺了這狗娘養的。”

這次手術,給張愛玲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小團圓》裡寫到這一節時,說,”女人總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打胎用的是古老的”藥線”,醫生走後好幾個鐘頭才會發作,把胎兒打下來。當時愛玲肚子痛得翻江倒海,到夜間胎兒才下來,扔在浴室的馬桶裡。由於驚恐,愛玲看那男胎足有10英吋長。

恐怖到極點的時候,她扳動旋鈕,把胎兒衝下去了。”以為衝不下去,竟在波濤洶湧中消失了。”(清秋子《張愛玲的私人生活史–愛恨傾城小團圓》)

事後說給好友炎櫻聽,炎櫻不信,認為一切不過是愛玲的幻覺。

張愛玲早在19歲時寫過一篇小文《天才夢》,其中一段可作為她一生的註解:”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

世人是難以取悅的,他們也許真的不會”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因為與胡蘭成有過一段情,桑弧最初愛上張愛玲,亦不免常常為她的身份立場起疑。桑弧為人忠厚,性格拘謹,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彩色電影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和第一部立體電影《魔術師的奇遇》,都由他執導。當時一班做電影的朋友看他與愛玲彼此有意,曾想撮合這一對。據龔之方當時公開的說法:他親自上門去替桑弧提親,而張愛玲的反應是略感詫異。龔之方回憶:

她的回答並不是語言,只是對我搖頭、再搖頭和三搖頭,意思是叫我不要說下去了。不可能的。

《小團圓》的出版顛覆了這個”不可能”。

燕山笑道:”噯,你到底是好人壞人?” 九莉笑了起來道:”倒像小時候看電影,看見一個人出場,就趕緊問『這是好人壞人?'” 當然她知道他是問她與之雍之間的關係。他雖然聽見說,跟她熟了以後,看看又不像。 他擁著她坐著,喃喃的說:”你像隻貓。這只貓很大。” 又道:”你的臉很有味道。”

又笑道:”噯,你到底是好人壞人哪?”(張愛玲《小團圓》)

這一節寫出了桑弧初墜愛河時不確定的猜忌:眼前這女子,雖然才華橫溢,但畢竟是”漢奸妻”,她到底是好人壞人呢?

也因為她身份特殊,他們之間的情愛,必須保密,否則,會拖累了他。所以,當時只有兩三個關係極密的好友,才知道他們是情人。

努力向左翼靠攏

其實幾十年來,中國文壇的主流語境,難以原諒張愛玲的不光是”漢奸妻”,還有她的”反共文學”。

從 1945年到1947年,張愛玲一直被攻擊是在上海淪陷期間賣文的”漢奸文人”,這期間的張愛玲,除了參與一些電影劇本以外,在事業上是鬱鬱不得志的。到了1950年,左翼文藝登上主流舞台,當時左翼人士對張愛玲相當看重,將她列入可爭取對象,柯靈、夏衍等人都對她的小說很欣賞,《十八春》就是在這個時節,開始用”梁京”的筆名在《亦報》上連載。桑弧、龔之方、唐大郎等好友,更是輪番換了化名寫文章幫她捧場。小說連載寫到一半,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拋出署名”傳奇”的文章,猜測”梁京”就是”張愛玲”,大吊讀者胃口。

這部脫胎於美國小說《普漢先生》的《十八春》,應該算是張愛玲”與時俱進”的一部作品,也是張在平實文風上的一次成功轉型,小說放棄了以往對綺麗意象的苦心經營,也放棄了以往潑天而來的機智辛辣,轉而使用一種溫厚的敘事風格,小說的結尾,男女主人翁都投身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並煥發起新生活的可能。

《十八春》大獲好評讓張愛玲再接再厲,半年後,她寫出了第二部連載小說《小艾》。

《小艾》是一個很純粹的”無產階級故事”,這在張愛玲的創作中是個異數。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人問張愛玲能否寫無產階級故事,她的答覆是她對此不太熟悉,”要麼只有阿媽(指傭人)她們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點。”言下甚是不屑。

但此時局勢變遷,她必須認真對待自己的文藝轉型了。她筆下舊社會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爺強姦,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產,所幸與排字工人結了婚,經過苦苦掙扎,才等來了解放的好世道。小艾幻想著,自己將來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備受摧殘的身體已不能生育了。這部小說不但”左翼”,甚至跟後來60年代的憶苦思甜小說十分類似。

張愛玲還是秉承她不熟不寫的原則,傭人和排字工人,是她惟一熟悉的兩個”無產階級”工種–早年剛成名時,她就去印刷廠參觀過自己的書籍付印。但她原本構思的小艾,有心脫離底層身份,曾主動挑逗過席家少爺,與排字工人結婚後,又一心想發財,待到解放後發財無望,才悵然笑道:”現在沒指望了。”

即便不諳世事的張愛玲,也知道這種真實的人性,在現實政治風氣下是不能寫的,正如她在《十八春》裡所言,”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於是,她草草寫了一個故事交差,內心知道,不管自己怎麼努力與當下環境吻合,依然是此路不通!

柯靈曾在文章中回憶張愛玲參加1950年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時的情景,當時張愛玲是欣然赴會的,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席這樣的正式會議:

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儘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

張愛玲對在衣著上努力向新社會靠攏,也有過一段描述。她領到配給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紗,便做了件喇叭袖單衫和一條褲子,去弄堂口排隊登記戶口時,穿的就是這一身:

街邊人行道上擱著一張弄堂小學課室裡的黃漆小書桌。穿草黃制服的大漢佝僂著伏在桌上寫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輪到我,他一抬頭見是個老鄉婦女,便道:”認識字嗎?” 我笑著咕噥了一聲”認識”,心裏驚喜交集。不像個知識份子!(張愛玲《對照記》)

永遠的爭議者

1950年,土改開始,1951年,三反五反運動開始,誰也不知道張愛玲是什麼時候萌生去意的,但是到了1952年初,她以前所做的”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的預言,正在變成現實,她終於決定離開”還沒有離開就已經在想念”的上海了。

同年7月,張愛玲遠赴香港,這一年,她32歲,此後再未踏上故土。

臨行前,與姑姑約定,不通信,不聯絡。姑姑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冊交給愛玲帶走,認為這是最妥當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見之明令人驚嘆,這些照片因此得以存世。

在香港度過了最初的經濟困窘,一騰出手來,張愛玲馬上開始創作英文小說《The Rice Sprout Song》,這是張愛玲第一部英文小說,也就是後來很著名的《秧歌》。《秧歌》在美國出版後,《紐約時報》、《星期六文學評論》、《時代》週刊都給予了好評,其中一篇書評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人,也感到羨慕。”書的外語版權賣出了23 種。

但就是這篇在大洋彼岸引發讚美的作品,在她的祖國卻罵聲一片。

《秧歌》的故事中,金根是村裡勞動模範,但家中常常挨餓,鄰居譚大娘罵金根:當勞模是用餓肚子換來的。年關將近,農會規定每家出半頭豬和40斤年糕慰問軍屬,本來就吃不飽的村民提出向公家借米過年,幹部們當然不肯,鋌而走險的村民決定去搶民兵把守的糧倉,在衝突中金根受了重傷,女兒也在混亂中被人踩死。金根怕政府追究連累家人,躲進山林等死,金根的妻子痛失兩個親人,一怒之下放火燒了糧倉,自己葬身火海。村子裡,新年還是照過,幹部們帶領村民備齊年禮,喜氣洋洋扭著秧歌去給軍屬拜年,扭秧歌的隊伍裡,也有68歲的譚大娘。

《秧歌》與《小艾》的寫作時間,相隔不過短短一年,國內文壇對這本小說幾乎是倒抽了一口涼氣。他們認為,張從”左傾”一下子跳到”反共”,不免有投機嫌疑。《秧歌》與《赤地之戀》成了張愛玲數十年中在中國主流文壇一直承擔”反共”罵名的最大罪證之一,直到”文革”後才獲得重新評估。

值得玩味的是,跳出當年的語境,再來看這部《秧歌》,小說批判了農村工作中的”極左”傾向,這種傾向從50至70年代綿延不止,給農民帶來極大傷害。離開大陸的張愛玲竟成了反映這一題材的最早的作家,她提前看到了一個歡欣鼓舞的新政權背後的問題。內地80年代”新時期文學”描寫同樣題材的《狗日的糧食》、《犯人李銅鐘》等知名作品,比張愛玲晚了將近30年。

過去人們以為張愛玲”反共”,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張愛玲最後嫁給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美國左翼作家賴雅。人們以為張愛玲與賴雅的婚姻不過是互相利用,可是賴雅在日記裡散步回家去見愛玲的感受是”他正走向他的家,他的光明,他的愛”。人們以為張愛玲一生執於情障,張迷們更是為她遇人不淑扼腕不已,但其實以張的驕傲,她一生最介懷的絕不是某一個男人,而是她的小說,她的天才之夢,她”出名要趁早”的志願。再爆出10本事關隱私的《小團圓》又如何?作為李鴻章的外曾孫女,她從來不懼被人側目,她怕的倒是被人無視。但她自己已難以解說,少年時的張狂,老來全部化為沉默,她在沉默中死去了。

死前,她意識到,從她母親這一輩起就急於擺脫的家族血脈,一直在她身體裡,逃了一生也沒逃掉。在晚年,她與隔膜多年的親人終於在心靈上達成和解,她寫道,”我愛他們!現在他們正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到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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